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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画的全部狮子 品鉴,徐悲鸿画猫图

时间:2024-04-01 16:25:15/人气: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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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喜欢以画马言志,猫图则大半是他画来酬答友人的。《百年巨匠》带您一起欣赏徐悲鸿富有传奇色彩的“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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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马之外,徐悲鸿画猫最多。如果说徐悲鸿通过奔马、雄狮、雄鸡表现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给中华民族以生机和力量,猫则是画家作为一个普通人宣泄复杂情感的寄托之物。所以,徐悲鸿自言他的猫比马画得好,大概是因为他笔下的猫就是他自己吧。思念情人,他画睡猫;“皖南事变”哀国家命运,他画怒猫;与徐志摩修好,他画“无爪猫”;赠送好友,他画“嬉戏猫”……

徐悲鸿常常以作品“托兴”,他笔下的事物仿佛是“活”的,他的猫也常被赋予很多含义。如他在1934年创作的《颟顸》,以懒猫来比喻世间的糊涂虫,批判那些企图逃避现实斗争,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不顾的利己主义者。1935年创作的《蕉阴凝视图》,以猫遣兴,将国难哀思之情和对温淑爱美憧憬之情细腻的表现于笔端。1944年创作的《猫戏图》,则表达了他和陈志华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

徐悲鸿1942年从印度回国,先在昆明举行画展,并将全部收入捐献劳军。后返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客居于重庆沙坪坝,并开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迁居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此间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中国画作品,这其中有很多作品都托付着画家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情感,例如作品《山鬼》《国殇》《鹰扬》《群狮》等。

徐悲鸿曾在创作于1937 年的《猫石图》上题跋:“在宁曾蓄狮子猫,性温良勇健,转徙万历未能携之谐行,殆不存于世也,图记其状并为诗苦之:剩有数行泪,临风为汝挥。喜憨曾无节,贫病亦相依。逐叶频升木,捕虫刮地皮。故园灰烬里,国难剧堪悲。”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常常出现的黑白花猫的主题是徐悲鸿以画寄情,悼念这只在国破家亡时不能贫病相依的小兽,同时也哀悼祖国在风雨飘摇中不堪一击的命运。

猫图“两徐”文艺论战

徐悲鸿 猫图 84x46cm 立轴 1930年

这是徐悲鸿1930年所画,赠送给好友徐志摩的。因为历史原因,画作被尘封多年,但作为二徐之间私交的见证,仍然充满了传奇魅力。

徐悲鸿喜欢以画马言志,猫图则大半是他画来酬答友人的。这幅《猫》是一幅84×46cm纸本立轴画。画中只有一只猫,情状以及左下那枝梅的姿态,精妙入味,想来送画给徐志摩这样深谙艺术的好友兼论战对手,徐悲鸿也不能不格外用心。除在落款后钤印“东海王孙”,徐悲鸿还在左、右下角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荒谬绝伦”印。

1930年4月,徐悲鸿画展在上海举行,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情事纷扰没有参加。不久,徐志摩发表了散文《猫》,文中说:“我的猫,她是美丽与健壮的化身,今夜坐对着新生的发珠光的炉火,似乎在讶异这温暖的来处的神奇……我敢说,我不迟疑地替她说,她是在全神地看,在欣赏,在惊奇这室内新来的奇妙——火的光在她的眼里闪动,热在她的身上流布,如同一个诗人在静观一个秋林的晚照。我的猫,这一晌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文章里“我的猫”,显然是在描摹和赞美他爱的女人,朋友们都认为所指应该是陆小曼。这天,徐悲鸿读着读着,突然想起这位诗人朋友的一些往事,便顺着文题画了一幅《猫》,赠予徐志摩。

题跋中首句“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字面上指的是物事,言外揶揄之意,朋友间都能一笑而解。徐悲鸿的幽默还体现在他画的是一只“无爪猫”,这也和“两徐”之间的文艺论战有关。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此处他以猫比喻西方绘画,“去其爪”就是指需要改良,他在这幅画中仍坚持自己的文艺观。末句“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其中也有典故:徐志摩与军事学家蒋百里交好,两人和胡适一起组织过新月社。1929年,受唐生智起兵事件牵连,蒋百里被捕入狱,徐志摩竟然扛着铺盖卷到南京,要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这句话,似褒似贬,羡徐志摩“于友道忠”,顺便也善意地讽刺了一下这位诗人朋友的小虚荣。

两徐之间玩笑酬应的这幅《猫》,隔着这么多年好像还看得到两个人的小快乐:画家提笔时促狭得意,诗人受画后报之一笑。

摘自《档案春秋》

蕉阴凝视图》暴风雨前宁静

徐悲鸿 蕉阴凝视图 109×51cm 设色纸本 镜片 1935年

此《蕉阴凝视图》长 109 厘米、宽 51 厘米,在一树芭蕉的掩映下,我们熟悉的狮子猫蹲踞石上,蜷身缩爪,蓄势待发,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大师以粗笔勾出磐石,笔墨浓淡有致,磐石自画面中心倾斜至右下角,占据整幅画面三分之一,给人以险峻奇崛之感。磐石后斜出的蕉叶以细笔写叶脉,覆以花青,苍翠厚重,疏落有致,仿佛虽能遮住正午骄阳,但却有几缕日光从叶片间洒在假山石上,猫儿似要躲闪,大师对光线的追求与表达跃然纸上。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滩上曾出现过一位和犹太人富商哈同齐名的“地皮大王”,他就是徽商歙县人程霖生。为附庸风雅,程霖生在南京西路常德路的内宅中设有画苑、书斋,收藏了大量名家书画和古籍善本,不但自己赏玩,而且熏染了他周围一干人等全部嗜书画如命。徐悲鸿《蕉阴凝视图》即是程家账房师爷秘藏多年之物。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徐悲鸿与哈同的关系。哈同与夫人罗迦陵在静安寺西边修建豪华奢侈的私家园林“爱俪园”,是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还在园内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出身贫寒的徐悲鸿,1915 年“逃婚”来到上海,到爱俪园“卖画(技)”并拜在康有为门下。就是在这里徐悲鸿见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蒋碧微;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前路光辉,在“哈同花园”的帮助下登船渡海,到梦寐以求的异国留学。

《蕉阴凝视图》创作于 1935 年冬,此时距“九·一八”事变爆发已愈一载,国难当头,家事纷扰,画家内心充满了五味杂陈的忐忑不安。画家极其重视动物的解剖结构,依靠轮廓线的变化表达体积感、骨骼和动态,非真正爱猫、养猫、日日观察猫者不能为之。蕉阴下的猫是以淡墨勾出轮廓,用笔富有质感,画毛的线连贯而不雷同,使得毛皮下隐藏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肌肉。而对猫咪眼睛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它的双眼如同琥珀,瞳仁如同点漆,目光如炬似电,凝视一点若有所思,好像在观望动向等待时机,好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作为,正是对暴风雨前片刻宁静的真实写照,是整幅画面气韵生动之所在。

来源:搜狐网

《猫石图》谱写艺坛奇缘

徐悲鸿 猫石图 立轴 1943年

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的《猫石图》创作于1943年,时年徐悲鸿48岁,正值其艺术生涯巅峰期。是作纸本,立轴,彩墨,作品落款“悲鸿癸未”,钤朱文圆印“徐”,采用徐悲鸿惯用的手法,只取画面一角,以求整体视觉感受。画作有丰子恺题跋一则,跋文凡一百三十五字,引经据典,妙趣横生。

徐悲鸿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画面作巨石,花猫立于巨石之上,巨石后面衬以若干绿植。其中花猫、巨石的轮廓以西方写实主义手法用墨线勾勒,粗细有致,造型准确。花猫的颜色则用大面积水墨为之,显示出体积感与分量感。花猫的尾巴用浓墨扫出,体现出运动感和力量感。猫眼所视方向的石面,意笔挥扫,过渡自然,整体显得浑厚开阔,富有张力。在背景绿植的处理上,作者恣意挥洒,十分写意。石面近景以浓墨皴擦,远景以淡墨晕染,近浓远淡,层次分明。

此画最精彩的地方要数作者对猫神韵的匠心处理。徐悲鸿以极其精微的笔触描绘猫的面部细节,此猫深得顾恺之提倡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味道。纵观全卷,作者将写实与写意完美融合,以纯熟的手法烘托出猫的神韵,使笔墨得到极大的解放,达到形与神的统一。本幅作品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提倡的“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主张。

本幅作品创作于1943年,当时祖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万万同胞处于战火之中。在民族危难之际,作者的笔触始终和祖国的脉搏息息相通,将其满腔的爱国情愫通过画作表达出来。《猫石图》中,此猫怒目欲眦,跃跃欲起,威怒之气自画面腾出,那誓要赶走一切外侵之物的信念,那时刻准备厮斗奋争的决心,无不感染着观者。此处作者虽未题跋直明“托兴”之意,但是画面中所传出的觉醒与奋起精神及誓要抵御外侵者的态度,在那时那月,一顾即明。

丰子恺助阵如“猫”添翼

这幅作品完成之后,为客居巴蜀地区的韶承所得。韶承与丰子恺交好。丰子恺于1943年到1946年间,客居重庆沙坪坝,并自筑屋舍曰“沙坪小屋”。1943年清秋的某日,丰子恺到韶承家做客,有幸与此画结缘。应韶承之邀为此画作了题跋,跋文如下:

昔吴道子于赵州柏林寺壁上画水,州人摹其波涛汹涌之状,木刻翻印,家家黏照墙上,谓可以镇火。常州太平寺佛殿后壁亦有徐友画水,兵火间,寺屋尽焚,而此殿巍然独存,或云画之力。民国癸未,予与韶承先生同客巴中。清秋某日,予访其居,见有悲鸿先生画猫悬壁上,即属予题字。巴中苦鼠患。信乎古之传说,则此画必可镇鼠,遂为题端。

子恺阴文“丰氏”朱印阴文“缘缘堂”朱印

是跋体现了丰子恺深厚的书法造诣,全篇作者以行书为之,字字独立,字字活跃,气息一贯,天真自然。全卷有质美亦有妍美,以魏书为质,拙朴纯厚;取章草、小草之妍,活泼多趣。

作为一位爱猫的文人雅士,可以想象,丰子恺见到这幅画时的兴奋之情。他在跋文中先是提到了吴道子和徐友画水的故事,转而记述了他与此画结缘的因由。是年,巴中地区刚好鼠患比较严重,丰子恺认为徐悲鸿的“猫”极为传神逼真,当与吴道子、徐友的“水”媲美,乃不可多得的神品,定可以镇住巴中地区的老鼠,于是欣然写下这篇跋文。这其中当然富含饶有趣味的“古之传说”,但也反映了丰子恺对这幅作品的认可和赞美之意。

丰子恺的助阵无疑使《猫石图》如“猫”添翼,不仅丰富了其艺术魅力及文化内涵,也增添了作品的传奇色彩。两位中国现代画坛艺术大师,具有同样的爱猫情结,彼时均客居于重庆沙坪坝,书法上又俱得魏碑之髓,诸多的因缘巧合通过本幅作品融会一息,谱写了一段艺坛奇缘。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作者:李鹏飞

徐悲鸿

(1895—1953)

江苏宜兴人,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中国画坛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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