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主席团委员，原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大型文学双月刊《钟山》杂志主编，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至今已发表出版小说近500万字，并先后获得过各种奖励。根据其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天下无贼》囊括了众多华语电影奖项。
乡野是我们所有人的郡望之地
文│赵本夫 木子吉
A：赵本夫
Q：木子吉
Q:您在七十岁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天漏邑》，从酝酿到成书，前后历经十年。这个书名有什么含义，创作缘起是什么？
A:《天漏邑》是一部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寓言式作品，内容的丰厚已经超出我的预设。在新书发布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词说，这本书“是对人类文明和自然文明的终极叩问”。天漏邑是藏在深山里的一个古村，也是远古一个部落小国舒鸠国（这个小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都城遗址。这个小国就在现在的徐州（古彭城）附近，后来被徐国灭掉。因为这里自然条件非常险恶，常有雷电突袭，每年都会劈死、劈残不少人。徐国就把一些罪犯流放到这里，让他们接受上天的惩罚。后来各地一些自认为有罪的人，也相继来到这里定居，接受上天的安排，在雷电中决定生死。天漏邑的居民多是这些罪人的后代。在中国历史上，“桃花源”是个唯美的地方，而“天漏邑”却是一个罪恶的渊薮。在三千多年历史上，这个古村光被雷电击死的就有近两万人。但这个看起来不宜人居的古村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繁衍成一个数千人的村落古镇，一直生机勃勃存活到现在。
中国有很多古村古镇存在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了，比任何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都长。它们生存的奥秘是什么？在这部书里，我试图探索它们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探索“原罪”意识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西方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在上帝面前只有忏悔的份儿。但在中国不是。虽然古代有圣人之言“吾日三省吾身”，更有从禹汤到历朝历代天子的“罪己诏”之类，但多是为拯救危局而临时抱佛脚，并没有多少真诚可言，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所以才会有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后人而复哀后人”之叹。庙堂如此，民间也是如此。中国人是泛神论者，什么都拜，上至玉皇，下至灶君，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奉为神明的偶像。但中国人拜佛拜神拜鬼，往往有所求的，求官求财求平安求子求福求母猪多下几个崽——我给你上香上供，你得帮我忙。哪怕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哪怕贪污了几个亿，你也得保佑我平安无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忏悔。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是，一旦出什么事就抱怨，怨天怨地怨别人，很少有人反躬自问。比如看到街头暴徒行凶，只是围观，有时并没人出手相救。媒体曝光后，都很愤慨。但如果自己在场，敢不敢上前制止？这实际上是一个健全文化的缺失。这个缺失就是“漏”。天有漏，地有漏，人也有漏。而这种漏是常态。于是我们看到，历史、社会、人生、人性都是不完美的。
Q:您在长期以来的创作中是否遇到过瓶颈的时候？
A:创作的瓶颈肯定是有的，但好在比较少，原因是我一直注重积累，心态比较从容。我三十三岁才发表处女作，在同年龄段的作家中算很晚了。在那之前，极左思想盛行，我一直在读书、观察、思考、等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我才动笔，并以处女作《卖驴》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么多年，我仍然一直注重积累，也不写那么多，保持厚积薄发的状态，就不会有太多瓶颈。入不敷出，必然捉襟见肘。
Q:您的作品中既有历史演变的写实又有种种自然异象的诡谲，这是您的写作风格吗？您写作的灵感通常来源于什么？
A:是的。我的人生阅历是丰厚的，但你仍然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想象力就成为一个作家特别重要的素质。我从小喜欢天马行空，年龄渐长，依然保持着好奇心，对社会，对历史，对大自然。
灵感是需要本钱的，如果没有丰厚的积累，没有奇特的想象力，作品就很难出彩。我作品中很多细节和语言，都不是预设的，写到那里就自己跳出来了。我写作也从没有提纲，喜欢即兴发挥。长篇也是如此。预设或者叫构思，只是在大体方向上。但即便是有了一个大方向，写起来也有“跑偏”的时候。那没办法，只好跟着走。世上有太多的神秘、神奇，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好的作品，不是把它写得清楚明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把它写得混沌，让人可以产生多种解读，引发更多的思考。因为混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Q:您的很多作品都取材自徐州，笔力深厚、语言豪迈，这是否来自故乡对您的影响？
A:我的家乡徐州，连通中原，既是黄泛区，又是从古至今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到三国鼎立，到近代的台儿庄大战，到淮海战役，很多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这里几乎每个家庭的男人都被卷入过战争，大局的成败，也由此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死存亡，所以徐州人自古关心天下事。是历史，造就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思维定势。
徐州有一部悲壮的历史。有一种说法认为，包括刘邦在内，徐州籍的开国皇帝就有十多位。而每个造反、起义者的身后，都跟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是农民起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说这话的人，当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研究历史，应当从人间出发，而不应从概念出发。当一个人生不如死的时候，除了揭竿而起，就是忍受。他们勇敢地选择了前者，只是为了改变一点什么。也许他们最终什么也没有改变，反而把命都搭上了。但这种奋起抗争的选择，不应当受到指责和蔑视。可以说，在徐州随便什么地方抓一把土，都渗透了血迹。三尺厚的黄沙下，埋藏着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耳濡目染，这里铸造了我的灵魂，也铸造了我的作品风格。我希望写出豪放、不羁、坚韧、厚重而又满怀悲悯的作品。这些也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
Q:您童年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A:我童年生活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贫穷。贫穷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有人上吊自杀。记忆中，最恐怖的场景就是乡下的“喊魂”。一个男人或女人上吊死了，被人从绳上卸下来放到地上，然后由两个大嗓门的男人爬上屋顶，一边敲锣或敲簸箕，一边轮流向远处呼唤：“xxx，回来喽——！”“xxx，你不要走哇——！”声音悠长而凄厉。那时，屋子周围站满了人，鸦雀无声，都在等待死者灵魂回归。有的人居然真的又活过来了。但大多还是死了。
那个年代还没有机井，没有农药，没有电，有人活不下去了，往往选择上吊，而且多在黄昏后。这村那村，时不时就会突然有喊魂的声音传来。我有时会随大人去看，依在父亲或母亲怀里，一边静静地听，一边流眼泪，恐惧而又悲伤。我自己的家族中，二爷、一个姑妈和我大姐，都是这么离开人世的。
Q:您年轻时曾回乡务农，从处女作《卖驴》到《无土时代》都有很浓的留恋农耕、渴望原生态的气息，中国农民的什么特质最吸引您？
A:我的确依然留恋乡村，至今，我在城乡的生活基本各占一半。不仅因为那里空气好，主要人是松弛的，自由的。城市的污染、竞争、倾轧、冷漠，很难让我融入。所以我在南京一直选择住在城郊，窗外就是大片绿色的旷野和山影，小鸟成群结队，经常落在窗台往我书房探头探脑。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挂在书房：“雪融山野岚如带，鹊衔早春歇棂台。叩问先生可为邻，笑指楼前有老槐。”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哪天在城市不开心了，从住处一步就可以踏入清净的荒野。十多年前，我确曾一个人去西部流浪五个多月，不找朋友接送，不去旅游景点，就在山区、沙漠、乡野，拉着行李箱到处晃荡，几个月不刮胡须，形同野人，快活极了。
我出生在农村，在县城高中毕业后，成为老三届回乡知青。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作后，又在农村工作队干过六年，真切看到农村的贫困和无奈，看到农民身上闪光的品质，也看到他们的缺点。农民最大的特质就是对苦难的承受力。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也承受不了时，这个社会就要崩塌了。农民虽然贫苦，却是一个最能担当的群体。
近代史以来，农民支撑了战争的胜利。不仅参战牺牲的多是农民，做后勤保障的也是农民。陈毅在回顾淮海战役时就说，战争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农民支撑了三年困难时期。记得我那时十多岁，一连八个多月没吃过一粒粮，就靠野菜、树皮、树叶活下来，人瘦得皮包骨，走路直打晃。1961年，我就是这样摇摇晃晃走了十几里路走进考场，考上了丰县一中的。几十年后，我有一次去连云港，朋友带我去参观海堤上的一片槐树林，当时正是几十里槐花盛开的时节，壮观极了。我看着无边无际盛开的槐花，一时呆住了，喃喃说道：“如果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槐花能救多少人命啊！”但这就是我看到槐花的第一反应。朋友笑我煞风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后来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又见槐树林》。
中国农民从来不曾风光过，但他们一直像大地一样，默默托举着这个国家。其实，追根寻源，包括城市人在内，我们的祖先都是来自大地、来自乡村。因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是没有城市的。我在长篇小说《无土时代》的扉页上，有一个题记：“花盆是城里人关于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请记住吧，乡野是我们所有人的郡望之地！
Q:如果给您近40年来的创作划分阶段，您会怎么划分？
A: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1年到1985年。这期间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民的疾苦和追求，同时探索国民性。比如处女作《卖驴》以及后来的《“狐仙”择偶记》《寨堡》《绝药》《绝唱》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至今。这期间有了很大的转变，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生命状态、社会和人性的残缺等，如《天下无贼》《斩首》《逃兵曹子乐》《鞋匠与市长》《那——原始的音符》《涸辙》《营生》《仇恨的魅力》，以及长篇小说中的“地母”三部曲、《天漏邑》等。作品内涵有了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Q:您的短篇小说《天下无贼》被改编成电影，长篇《刀客与女人》改编成电视剧《走出蓝水河》，您怎么看待当下文学作品改编影视热的现象？
A:由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国内外都很普遍。有些世界名著甚至被多次改编成不同版本的影视作品，例子太多。应当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些年，中国影视业发展迅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来自文学的滋养和支撑，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文学作品，是经作家沉淀构思多年才诞生的，故事、人物、立意都比较成熟，为其搬上银幕、荧屏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基础。现在有些影视剧，仅靠几个人关进宾馆，搬几箱啤酒彻夜侃大山，如此凑出来的剧本多半靠不住。这样的剧本更多注重所谓影视元素，设置悬念，硬加卖点，却常常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正有所为的影视制作公司，当然要考虑市场盈利，但更应看重能否拍出一些传世经典。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雄心：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再看，还是好作品。
Q:您在作协任职多年，您认为年轻一代的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A: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我在江苏省作协当领导多年，从来不干涉青年作家的创作。文学创作是一个孤独的事业。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不能和人携手同行。不论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都不要参与集体狂欢。你就是你自己。
Q:不用电脑、不会打字，微信也只是建立简单的联系功能，您是刻意与电子时代保持距离吗？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哪些？
A: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简单化，不要被太多繁杂的东西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休息时间，宁愿临窗枯坐。我并没有脱离社会，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我更多的是做一个观察者。所谓旁观者清。
Q:您的作品曾经被多省选做高考语文阅读分析题，您尝试做过此类高考题吗，有什么感受？
A:我的作品被选入多省高考语文试卷，只因我不会上网搜索，所以多数并不知道。只有一次，女儿偶尔发现重庆有一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我的一篇散文《告别三峡》被放在“阅读理解”这一项，分成五个小题，居然总共占分27分。这让我非常不安。我有三个孩子，都是参加过高考的，深知一分之差就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相信可能有的孩子会因这道题目得益，也一定会有孩子因此吃亏。我自己粗看了一下那五道题目，如果由我来做，真的不敢保证能及格。由此我更强烈意识到，文章真的不能乱写。在高考这种特定情景下，一篇文章真的有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
Q:您不同时期的读书偏好有哪些，最推崇的作品及作者有？
A:我一生爱读史书，中外通史、断代史都读过很多。就像一个人活过几千年，走遍全世界，饱经沧桑，看待世事的目光就会不一样。此外就是读杂书，让自己的知识面尽量宽一些。
中外古今，作家和作品之多，灿若星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我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和喜爱。广泛汲取营养，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知识化掉，在自己的创作中不露痕迹。如果别人总能在自己的作品中看到另一部经典的影子，就不能算是上乘之作，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失败。我一生都在追求作品的唯一性。这很难，但心向往之。
Q:写作读书之余您有哪些兴趣爱好？
A:我在上中学时当过五年体育委员，因此喜欢看所有的体育节目。特别爱看足球。欧洲五大联赛、世界杯、亚洲杯、中超，只要有时间就会看，一个人在书房里大喊大叫。夫人和孩子们因此经常嫌我太吵。
我喜欢围棋，大约有业余二段水平。和人对弈不多，但电脑上有人下棋，我虽不会打字，但可以打开电脑，一个指头点出“新浪围棋”，看中、日、韩高手对弈的棋谱，然后自己复盘，乐在其中。
我还喜欢练练书法，主要是正楷和今草。或者单纯读帖欣赏，都是很好的精神享受。
另外，我也喜欢收藏，有一搭没一搭的。目前还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顾问。这么多年对于收藏还是下了一点功夫，一是通过收藏类的书籍，掌握理论知识。我常年订《世界文学》《收藏》两本杂志；二是每到一地必去博物馆，看真东西；三是去当地古玩市场，看假玩意。真假都看，才能真正提高鉴赏力。我算很幸运的，多是“捡漏”，收到了一些很好的东西。几乎每样东西到手，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藏友很羡慕，时来参观，同时也带来自己的藏品，互相交流，其乐无穷。
Q:对于家中的后辈，您参与教导的多吗？对于子女您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A:我平时不太管孩子的事，也很少教导。但他们都知道家训。我的父母用他们的一生教给我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善良、志气。善良以立身，志气以立世。我对孩子没有具体要求，一定要他们怎么样。但要努力，自己感觉幸福就好。
Q:描述一个您认为最幸福的场景。
A:退休了还是喜欢周末，几乎是条件反射。逢礼拜天就特别愉快轻松。因为儿孙们都会照例赶来聚餐。晚饭后，儿子会陪我在书房里看一场球赛，外面客厅则有小孩子们跑闹嬉笑。这大概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