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考试与常科考试不一样，参加者有进士，也有白衣百姓。比如盛唐时期的高适，“耻预常科”，直接参加了“有道科”的制举考试而中选。只不过这样成功的概率比较小。
有的人，实在是有某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科举。比如李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谐音，所以李贺终其一生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在《讳辩》一文中为李贺鸣冤：如果因父亲名为“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那假如父亲名为“仁”，难道儿子终生不能为人吗？
李白也无法参加科举，因为他的父亲李客是一名商人。《唐六典》卷三记载：“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所以他根本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又是入赘前任宰相家，又是请托玉真公主，他只有走这些路线才有可能当官。
唐代科举每次取士30人左右，录取比例大概在2%，整个唐代进士也不过七八千人，所以能够高中者堪称人中龙凤。到了以“养士”闻名的宋代，为了笼络天下读书人，科举取士的比例大幅提高。宋太祖在位17年，共录取进士188名；而宋太宗格外“积极”，在位21年，举行了8次进士考试，一共录取1487名，差不多每次186名；到了宋仁宗时，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又大幅增加至350人左右。因此，宋代出现了严重的人才过剩和官民比例失调等弊端。
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原本共十卷，记载了唐代278位（附传120位）才子的事迹，其中绝大多数与科举密切相关。对于无法参加科举的女性，辛文房也有名单记录，除了耳熟能详的李季兰、薛涛、鱼玄机之外，他还列举了一份名单：“刘媛、刘云、鲍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缊、崔公达、张窈窕、程长文、梁琼、廉氏、姚月华、裴羽仙、刘瑶、常浩、葛鸦儿、崔莺莺、谭意哥、户部侍郎吉中孚妻张夫人、鲍参军妻文姬、杜羔妻赵氏（《南部新书》记载为‘刘氏’）、张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华藻，才色双美者也。或望幸离宫，伤宠后掖；或以从军万里，断绝音耗；或祗役连年，迢遥风水；或为宕子妻，或为商人妇。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鸟将谢，宾鸿来届；捣锦石之流黄，织回文于缃绮，魂梦飞远，关山到难。当此时也，濡毫命素，写怨书怀，一语一联，俱堪堕泪。”对于政治人物，例如上官婉儿、宋氏姐妹等，他可能认为不适合列入。另外，崔莺莺等见于笔记小说，不见得确有其人。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以往人们都很重视科举制对门阀政治基础产生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变化。但唐代科举制度漏洞远多于后世，尤其不糊名，导致人情、威权、金钱等都能左右科举考试的结果，很难说是一种完全公平的制度——达官贵人子弟肯定受照顾更多。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门阀贵族在科举制刚兴起时的确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家大业大，家族整体文化水平高，所以很快适应了科举考试，可以说比一般的庶族子弟更适应科举。自古以来，“教育公平”更多指向的是“全民普遍受教育的权利”，而受教育者的顶级阶层永远和上层社会有很大重叠。科举制的出现的确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论可能，也大大促进了隋唐民间教育的发展，但传统的世家大族在经历了初期的震动之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入仕渠道。比如，高度推崇门荫入仕的李德裕就回忆祖父曾不屑于科举考试，但为了家族利益，参与科举并一举中第。“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新唐书·选举志》）他的家族就是贵胄赵郡李氏。另一个大家族清河崔氏入仕共计287人，根据夏炎《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研究》统计，入仕途径有确切记载的84人——其中18人为门荫入仕，66人为科举入仕。唐后期科举场上有个现象，就是弘农杨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家族中举率极高，除了因为这些家族重视教育、人脉广，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家族日常教育里就有各种独到的应试技巧的培养。加上那时科举考试不糊名，可操作空间就更大了，所以科举制对于贵胄门阀的冲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可以说，多种原因促成了门阀贵族的终结。虽然门阀贵族在科举考试中比寒门子弟更有优势，但科举考试毕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考场上，以相同的规则进行竞争，比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魏晋南北朝，总算有进步，因为彼时寒门子弟连入场竞赛的资格都没有。另外，与科举配套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利于瓦解门阀大族的社会基础。即便是主簿、县尉那样的底层文官，也必须离开本乡本土，宦游几百上千里，因此门阀子弟无法像唐朝以前那样依靠家族在本乡本土的势力。而且为了考试方便，为了干谒权贵，门阀子弟被迫搬家去往靠近两京的州县，导致门阀子弟与家族传统地盘之间的联系被割裂，权贵家族的力量遭到弱化。晚唐，黄巢转战全国，杀了无数贵胄，“天街踏尽公卿骨”，对于本来就逐渐式微的门阀贵族来说，自然是更沉重的打击。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政治了。
【本文整理摘编自《烧尾:于赓哲说唐才子才女》 于赓哲/著 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