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17日星期六，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正式宣布存在流行性脊髓灰质炎感染。那一年，美国脊髓灰质炎死亡人数超过27,000例，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直到1955年，美国内一直反复发生，1952年一年时间收治57628人，而患者一度只能生存在“铁肺”之中”。而在历史上，人类就不断出现过脊髓灰质炎疫情，最早的记录发现于古埃及的象形石碑上。
只能生存在“铁肺”之中的患病儿童
1955年，在江苏省南通市爆发了一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疫情，短时间内就有1680例病例，大多为儿童，最后统计其中466人死亡，病死率27.75%。这是极其致命的死亡概率，相对于2019年爆发的“新冠肺炎”最严重的武汉来看，死亡率4.9%，而全国的死亡率仅为2.1%。随后疫情开始扩散，蔓延在青岛、上海、南宁、济南等地相继发现病患，一时间全国多处爆发疫情，人人闻之色变，更是有很多儿童被家长勒令禁足家中。
对于刚刚成立的两手空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疫情，根本没有任何先进的医学经验可供参考。1956年国家卫生部委派顾方舟先生带领医疗小组成立攻关团队，自主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项目立项之后，由于薄弱的医学力量，美苏两大集团关系交恶，国际形势复杂，没有任何国家和国际机构向我们伸出援手。
正在工作种的顾方舟先生
1959年卫生部组织了以顾方舟为代表的医学学习团前往苏联学习如何制造疫苗。然而在1959年，苏联和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苏联方面撤走了国内很多的科学小组，在机械制造、*********援建等项目纷纷停摆。同样正在学习制作疫苗的顾方舟小组更是被苏联方面冷遇，不给与深度研发的资料，小组被安排在了一家非常普通的低等生物实验室。
赴苏联学习的医学专家小组
1955年，美苏两大集团聚集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相互交流脊髓灰质炎及其疫苗。而疫苗原理上，美国采用的是“灭活”疫苗，需要注射全部3针疫苗，且有不一定管用，一针的价格是10美元，而当时我国内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几十美元。而苏联方面则采用了“减毒”疫苗，制作工艺复杂，药效成分过重，并且无法保证100%不影响人体健康。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顾方舟在苏联的恩师——丘马科夫偷偷将一部分苏联疫苗和毒种交给了他。并且也在莫斯科的脊髓灰质炎的研讨会中旁听了许多有用信息，这让他下定决心选择回国自己制造疫苗。苏联方面在猴子和黑猩猩以及部分志愿者身上取得了成功。
正在建设种的花红洞
回国后，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后。国家卫生部决定将位于北京昌平的医学小组搬迁至云南昆明的玉岸山一个山洞中。一是这里可以捕获灵长类动物，二是隔绝与外界的联系避免病毒遭到泄露引发更为严重的医学事故。就在这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医疗小组克服各种困难，最终于1959年底成功研发了我国自主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口服液。
顾方舟先生和他的儿子
顾方舟在成功研发出疫苗口服液后，按照医学流程首先一是进行动物实验、二是临床医学实验，如果一、二实验安全通过，那么就可以进行最后的三期实验，人群活体实验。在进行第三期的活体实验时，整个医学小组争先要求第一个服用疫苗，但顾方舟的做法更是惊为天人。脊髓灰质炎的主要感染人群是0-7岁的儿童，而疫苗对于儿童来说是否安全，谁也无法保证，他就瞒着自己的夫人，让自己的大儿子口服了疫苗溶液。而后医疗小组的同志们知道后，也纷纷让自己的子女服用了疫苗。通过一个月的连续观察，疫苗是安全的。他们成功研发了安全有效的“小儿麻痹”疫苗，这是一次造福全中国儿童的伟大的壮举，让千千万万的儿童能安全生存下来。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了，首先是疫苗为口服溶液，味道奇怪，大量儿童不愿服用疫苗。二是疫苗需要冷冻保存，而1960年代，我们没有现代发达的冷链运输技术，疫苗的运输和分发非常的困难。为此，他继续领导实验小组，前后几次改良，最终研发出了我们所熟知的“糖丸疫苗”，糖丸外壳由奶油、奶粉和葡萄糖制成。
2000年7月21日，74岁的顾方舟作为中国代表，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了字。这代表着我国如果没有重大的变异病毒出现，“小儿麻痹”症将彻底成为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