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山中心地带的一个小区，从这里步行几分钟就是腾讯总部大厦，院子里经常看到挂着鹅厂工牌的年轻人。
小区新设的垃圾分类区，摆放着大大小小几个垃圾桶。最大的垃圾箱像个小房子，边沿高度接近1.4米，张玉芬个子小，不得不踮起脚尖，把头探进垃圾箱内搜寻，而后她拿起旁边的扫把，把箱底的一个纸袋子挑了上来，再把纸袋里零零碎碎的垃圾倒回去，紧接着她又挑出一个纸箱，扔在地上用脚踩平，对折，装进刚刚捡到了的纸袋里。
12年前，张玉芬从安徽农村来到深圳帮儿子带孩子。如今孙子读了初中，孙女9月份也读了小一。一下子清闲了，这两个多月，她才开始跟着小区里的老姐妹们捡废品，“哎，谁知道还不错，一个月能有个二三百”，她感觉生活里有了新调剂。
手里的纸皮、纸袋，张玉芬不敢带回家，在小区里转几圈凑够斤两，她就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卖了。“不然儿媳妇看见要‘骂’死了，儿子知道了‘骂’的更凶”。
在深圳，像张玉芬这样的老人不计其数，她们晚年像候鸟一样随着子女南迁，有的种了一辈子田，离开农村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有的每月领着数目不算高的退休金。从小区垃圾箱挑挑拣拣出废纸皮、水瓶，既是每天的一丁点零花钱收获，也是异地生活中难得的寄托。
深夜里的拾荒老人
在深圳北站附近的这个住宅区里，我几次在凌晨一两点碰到陈喜莲，她手里拎个大塑料袋，装着几个矿泉水瓶和碎纸皮，走近垃圾桶时，几只觅食的流浪猫从桶里仓皇逃了出去，她探头在桶里扫几眼，再把纸袋子、小纸盒从一包包垃圾袋下面抽出来。
福田某豪宅区，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皮、泡沫.
深夜，是陈喜莲一天当中难得的空闲时间。
陈喜莲的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做早餐，带外孙女，接孙子放学……她跟着女儿住在这个小区里，外孙女2岁，她要帮着带孩子。儿子也住在附近，孙子在小区门口的学校读书，每天接送孙子也是她的任务。
整个白天她要围着孙辈打转，即便有时间，捡了废品再碰孩子终究不卫生。 她只能把时间往后推，一家老小吃了晚饭，上床睡觉，她再下楼转几个小时。
小区里捡废品的老年人不少，清洁工、上了年纪的邻居们，都算是陈喜莲的竞争对手，“没有老人看见纸箱不捡的”。而到了深夜，这些潜在的竞争者们很少会下楼。不少晚归的年轻人还会持续下来丢垃圾，她总能有所斩获。只是等她回到家里，洗澡，洗衣服之后，已经是凌晨两三点。
陈喜莲50多岁了，晚上的睡眠时间短暂得令人吃惊，女儿反对陈喜莲大半夜捡废品，可她拦不住母亲，“孩子压力也大，要养小孩，要还房贷”。
“老人不会赚钱，都要捡废品”，陈喜莲来自湖南农村，没有退休金。靠着深夜里的搜寻、翻捡，一个月也能有几百块的零花钱，这点自己赚的钱，能让她隔三差五给孙子、外孙女买点零食和小玩具。
李正福跟陈喜莲住一个小区，每天晚上7点多，只要没什么事情，他习惯蹲坐在小区东北侧的花坛边，在他正对面2米多远处，并排立着两个垃圾桶。
李正福肤色黢黑，脸上沟壑深重，在夜色里像一尊凝重的雕塑，只有你跟他打招呼时，那一口白牙和朴实的笑容，才让整个人鲜活起来。
两年前，孙子临近出生时，李正福和妻子从湖北老家赶到了深圳。房子是两居室，住着两个孩子四个大人，晚上是屋子里最喧闹的时候，孙女放学回来了，儿子儿媳也下班了。
蹲坐在小区这个角落里，李正福能躲个清净，也能守株待兔捡点废品。他白天在附近小区做绿化工人，剪剪树枝，侍弄花草的活儿虽然不累，但到了晚上，他也没多少力气，像其他老人一样在小区里四处转悠。
做绿化工，李正福一个月工资有3000元出头，不过老板已经拖欠了将近3个月的工资，他叹口气，讲起了在别人手底下打工的不自在——早上7点上班，一天得打四次卡，工资说拖就拖……来深圳之前，李正福在老家开废品收购站，收的永远都是现钱，时间也归自己说了算。
在深圳的生活他终究不习惯，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江西人，两人口音都重，说话时都得放的特别慢；吃一顿晚饭，要等来等去，等上舞蹈课的小孙女，等加班的儿子；捡点废品，儿子儿媳妇都反对……
坐到晚上9点，李正福缓缓起身，慢悠悠地朝着小区另一侧走去，家里人差不多洗完了澡，孩子们也睡了，轮到他洗漱上床了。
燕子垒窝般地赚钱
许慧珍的卖废品账本。
许慧珍也是陈喜莲的邻居。疫情之前，许慧珍常去深圳北站做义工。疫情之后，考虑到安全她没再去过，况且60多岁的老人，精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许慧珍跟女儿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一天当中，电视绝大多数时候都开着，尽管播放的节目她也看不下去。下楼转一圈，她总能捡几个小纸盒或者水瓶，然后再带回家一一踩扁，再分门别类地捆扎、收拾，而后一趟纸皮，一趟水瓶，运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大半天的时间也消磨完了。
许慧珍的退休工资有4000多元，应付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但生活在深圳，她总感觉赚得不如花的多，尤其每次跟女儿吵架，她赌气嚷着要出去租房时，总要在心里算一算，这点钱够不够付房租。
因为捡废品，女儿跟她吵了好几次架，最后俩人各退一步，妥协的结果，就是许慧珍的废品只能放在阳台角落的小推车里，放不下以后就立即卖掉。
何明亮也住在同一个小区。老何60多岁，开朗健谈，每天收拾得清爽体面。他和妻子在小区里住了十几年，在邻居当中人缘不错，不少年轻人有了纸箱、水瓶等废品，会特意打电话让他上门取。
何明亮和妻子算是小区里最勤勉的老人。俩人各自为战，从不结伴，从早上7点多到晚上9点多，总能在小区里看到他们的身影。
何明亮和妻子的退休金加起来有6000多元，儿子买房买车老两口都出了力。现在孙子读中学了，儿子经常出差，儿媳在临深片区上班，每周只能回来两次。多数时候，家里只有老两口大眼瞪小眼，前两年老何还能在附近打打小牌，谁知道这牌越打越大，老何不敢再玩，能做的也只剩下四处闲转捡点废品。
一楼架空层角落的某个隐蔽处，被老何用来放废品，有了这点空间，像泡沫这种占地方的废品，别的老人不愿意捡，老何都留了下来。
泡沫1.2元一斤，纸皮1元一斤，塑料5毛钱一斤，铜、铁、不锈钢这些金属也能卖上价钱，夏天的衣服1块钱一斤，秋冬的衣服5毛钱一斤……何明亮和妻子每天像老燕垒窝一样，一点点积攒着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每月能赚1000多块钱。
卖废品的门道
许慧珍所住小区附近有3家废品收购点，都位于城中村。
其中老董的废品收购点离小区最近，他和妻子在深圳收了20多年废品，前两年才租下门面办理了执照。
小区捡废品的老年人都知道老董常缺斤短两，有位将近70岁的老人，攒了几十斤的纸皮，运到了老董这里，生生被克扣了十斤的重量。为此，许慧珍每次出门前，都要自己先称称重量，这样老董就坑不了她。
但小区大多数老年人，像李正福、何明亮，宁愿选择更远的收购点。从小区走出去，过十字路口，再走一段上坡路，进城中村穿街走巷，一路走下来接近1公里。
很多人一次性攒几十斤的废品，要运到收购点，要么靠平板车，要么靠买菜小推车。许慧珍见过小区里一个瘦高的老太太，每次都是把几十斤的纸皮，要么用一根棍子，像挑水一样挑着，或者捆成一捆吊在肩后，就这么步行1公里卖掉，许慧珍清楚，这是农村搬运庄稼的方式。
不同的废品有不同的去处，像旧衣服，旧鞋，旧皮包这些，都要卖给老胡。每到下午3点，老胡的三轮车会准时停在小区附近。不到半个小时，这两三轮车就会装得满满当当。
跟几家收购站老板比起来，老胡态度最和气，嘴也甜，老远看见个老太太就招呼一声“来了阿姨”，这一声招呼也能让老人们宽慰不少。许慧珍记得有一年，她去附近一家收购站卖废品，看见收购站老板冲着一个同龄老太太吼了声“滚”，从此她再也没去过这个收购点。
老胡做这行已有7、8年，他每天要在龙华转十来个小区，收购上千斤衣物。而后这些衣物再经消毒、处理，被运到非洲作为二手衣物出售，“我们做这个利润再低，也比收纸皮的高的多”。
偶尔也有年轻人来卖旧衣服，老胡称重后递给人家几块钱，好几次对方都摆摆手不要，“年轻人看不上这点钱”。
不过老年人们，就觉得老胡的生意做得精明，几百块一件的衣服还没穿过几次，就被老胡捆成一捆论斤收了过去。但老胡也有苦衷，收的衣服太差，上一级老板也要扣他的钱，为了卖得上价格，他还得跟人家周旋。
每天卖废品的这点钱，在许慧珍心里算是小小的意外之财，“花起来不心疼”。
许慧珍出生于河南农村，关于饥饿的记忆伴随整个成长历程，家里一年到头的主食是红薯面，白面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许多同龄人到了富足年代，看到红薯胃里就忍不住泛酸水。每茬庄稼收割后，半大孩子们会跑到地里再扒拉一遍，“一颗豆子，一个麦穗，看见了得赶紧捡起来”。
节俭，是上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