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和动物来说，生养几个孩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一次生一个还是多个，则是难解之谜。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微妙的平衡。随着更多的孩子降生，资源被分成的份额越来越小，经常导致后来的孩子较先到的孩子而言处于明显的劣势。父母与孩子在时间、 资源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冲突经常被忽视。但是，这种利益权衡是真实存在的，每多生养一个孩子，父母的养育成本将成倍增长。那么，是否存在最佳的家庭规模呢？我们有责任限制家庭规模吗？动物们是如何判断应该生养多少后代的呢？
到底如何决定生养几个孩子呢？
对欧亚猞猁来说，只需遵循“一刀切”策略即可。欧亚猞猁的分布区从西伯利亚延伸至喜马拉雅山脉，是体型最大的猞猁。雄性欧亚猞猁的领地大约为 150 平方英里，比波士顿的面积还要大，而雌性的领地相对小一些，只比旧金山稍大一点。（旧金山的面积为 121.4 平方公里。）下次你在动物园看到一只猞猁时，不妨想想这些。
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猞猁不追求一次越多越好，而是在保证最大存活率的前提下确定一个最佳数字。这个数字就是 2。最佳数字与食物的多少、母亲的体重、天气、年份、生活环境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都无关。养育两只幼崽而不是四只，能够在不同条件下确保猞猁妈妈产下的一窝幼崽获得最大的成活率。这也说明欧亚猞猁只是在完成 自我替换。
猞猁演化出这种策略的原因可能与它们生活在不能确保食物供应的艰苦环境有关。一旦雌性生产，它们找到食物的机会就会锐减，因为前两个月不得不待在兽穴附近。而且它们不会像有些物种那样在怀孕时增肥，所以它们的产奶量有限。结果就是，生两只幼崽时它们刚好能够在同一时间断奶。这是数量与质量的权衡。
有趣的是，生两个孩子也是很多人心目中完美的家庭规模。而且不是随便两个都行：得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的同事玛格丽特 （Margaret）来自有 6 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她说在儿子出生后，她就明白必须再要一个孩子，而且得是一个女孩，这样家庭才会“完整”。当我追问她如果还是个男孩该怎么办时，她立刻让我闭嘴，大喊道：“不要咒我！”好像我有控制她还没有怀上的宝宝性别的权力一样。人们（或许只是玛格丽特）可真奇怪。
那么，她的观点背后是否存在某些适应性原因呢？
和很多人一样， 她也许是关注到了一些事情。在现代人类中，孩子的数量与这些孩子 的存活率和成功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权衡。在欧洲、美洲和当代非洲人 口中，后代的死亡率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许多父母决定要第二个孩子，是因为这样第一个孩子就可以多个玩伴和朋友，而且在父母年老时还能共同承担赡养责任。养育多个孩子的确会带来许多变化，但不全是好的。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独生子女是个问题，担心独生子女会变成被宠坏的自恋狂。这种观念来源于何处？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 （Stanley Hall）认为，独生子女存在种种问题：“独生子女嫉妒心重， 以自我为中心，依赖性强，而且专横跋扈。”的确，20 世纪 20 年代 和 30 年代的很多宣传都强化了这些观点。这导致老师和家长乃至整 个社会都认为独生子女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不会成功，他们的人生将是彻底的失败。
那么，科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早在 1928 年就有研究表明， 独生子女与生在大家庭的那些孩子差别不大。讽刺的是，二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是，独生子女更乐观，适应性更强，智商更高，在学业 上整体表现更好，更加成功，而且不会被孤独所扰，少有社交障碍， 也不会过分地追求优秀。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能够独享家中的资源，能够更多地参与成年人的活动和话题讨论， 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得到父母的所有关注和爱。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必须要多生几个孩子才能够避免只养育一个孩子带来的灾难。
顺便提一句，一般来说，年龄最大的孩子比他们的弟弟妹妹拥有更高的智商。在人类当中一直如此，但是很多人错误地把智商差异归因于出生顺序所导致的生物学差异。其实，这更可能是家庭情况带来的结果，尤其是父母在第一个孩子身上往往投入了更多资源（如时间、 精力等）。似乎不仅如此，后面出生的孩子还会更矮，并且可能在出生时体重更轻。
这种情况，即年龄最大的孩子体型也更大，在河堤田鼠中也存在。总体来说，田鼠都很讨人喜欢，爱吃榛子的河堤田鼠也不例外。河堤田鼠是最小的一种田鼠，与许多（但不是全部）啮齿类动物一样，雌鼠在一年内会多次生产，每次产下 4 到 10 只幼崽。控制幼崽数量的实验表明，一窝幼崽数量越多，断奶时幼崽的体重越轻。然而，从长期来看，出生时体重较轻似乎无关紧要，幼崽生长的环境和可获得的资源对田鼠影响更大。
这与我家的情况很像。正如预测的那样，我哥哥的智商大约比我高 3 分，他出生时体重为 8 磅，很健康，而我只有 5.5 磅。与猞猁不同， 虽然有充分证据表明只要一个孩子有很多好处，许多父母还是会养育两个或更多孩子。这有什么问题吗？
人类应该在生养一个孩子之后就止步吗？
一段时间以来，人类的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这意味着人类的繁殖速度堪比莱氏拟乌贼。它们属于头足类动物，这是非常聪明的类群。莱氏拟乌贼简直可以说是为速度而生。它们是超级猎手，借用喷射产生的推力在水中快速行进，并将触手呈锥形伸出，从而抓住猎物。
对于这样的物种，父母不会在每个后代身上投入太多，基本上释放了精子和卵子就算完成任务。更糟糕的是，它们的父母可能都不认识彼此，因为受精是在产卵过程中随机进行的。很多水生生物都采用这种方式：雄性释放数以百万计的精子，而雌性释放数以百万计的卵子，希望两者相遇。对它们来说，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为数以百万的后代提供可能，这便是亲代的全部投入。在生态学上，我们将这类物种称为“r-对策者”。这一术语本身远不如这些物种的繁殖特点重要。诸如莱氏拟乌贼这样的 r-对策者生活在危险不可预料的环境中， 死亡率很高，生长和成熟的速度很快，父母的照料几乎为零。
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以制造数以百万计的乌贼宝宝，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被莱氏拟乌贼占据。为什么？因为乌贼宝宝非常脆弱，总被其他动物当作盘中餐，所以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无法活到成年。成年乌贼的生命也非常短暂。这听起来与人类一点也不像，尽管按全球范围内的繁殖速度来看，我们与鲑鱼、细菌、昆虫、牡蛎和乌贼属于同一级别。
当然，关于人们养育几个孩子，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比如我自己，就没有孩子，而其他人可能有10个或更多。也许还有一些其他情况。除了一个公认的最佳数量外，当考虑要孩子时还可以采取另一种策略，那就是基于自身拥有的资源水平而做决定。这一现象的术语叫作状态依赖型（state-dependent）生殖。
我就是据此做出了自己的生育决定。我既没有充足的财力，也没有家庭的支持，因此没有信心能够为我的孩子提供取得成功的最好条件。太多年的坎坷与不确定性常常会导致个体不愿意繁育后代。对动物而言，哪怕只是一年不顺，也会导致整个种群停止繁育下一代。科学家将它称为歉年效应（bad years effect）。
德国的睡鼠就曾经历过命途多舛的一年。睡鼠也是人们所熟知的可食用睡鼠，在历史上被罗马人和伊特鲁里亚人（曾在当今的托斯卡纳地区建立兴盛的文明）当作美食。睡鼠看起来像是长着松鼠尾巴的老鼠。与松鼠不同，它们是夜行动物，白天窝在鸟巢或树洞里。虽然它们不是特别社会化的动物， 但森林中某个区域的睡鼠会互相交流。当它们没有吱吱叫或嗅来嗅去时，就会用脚上的气味腺为彼此留下讯息。
它们在一年中有 6 个月在冬眠，每年 6 月到 8 月是忙碌的繁殖季节。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每只睡鼠在每年都会生育。但是在 1993 年，在德国中部没有一只睡鼠生育。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惨淡境况呢？1993 年的春天，气候异常干燥，睡鼠的食物，如种子、坚果、水果等， 都异常匮乏。由于无法适度增肥，没有一只成年睡鼠有能力生育宝宝。这片森林里的睡鼠只经历了一个坏年头，而我可是经历了太多个坏年头！我觉得自己可以从跨物种的广泛视角中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决定只是顺其自然。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我们从关于双胞胎的研究中得知，当资源紧缺的时候，母亲付出的代价要更高。即便不是双胞胎，生下更多的孩子也会增加所有孩子营养不良的可能。正如我们从动物中看到的，后代对于资源的需求会增加，而这种需求不一定总能得到满足。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富人或者那些资源过剩的人是否生的孩子最多？
我们可能觉得社会地位更高、更富有的母亲会生更多的孩子。毕竟，这是我们在睡鼠和其他很多物种身上所看到的，食物、庇护所和其他资源的多少是生育潜力的基础。通过分析前工业社会（1709 年至 1815 年）三代芬兰人完整的谱系数据，科学家解开了这个疑问。18 世纪，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医疗保健还没有成为芬兰主流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无法预测的粮食产量、饥荒、不寻常的天气变化和各种传染病等因素，使得这一时期很适合分析家庭规模、生存状况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发现，经济实力较低和较高的女性所生的孩子数量大致相同（平均为 6 个），但是贫穷的妈妈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虽然富人和穷人的孩子死于疾病的概率相同，但是经济地位较低的母亲离世更早。在其他国家，比如 15 至 18 世纪的意大利，其发展趋势则与我们的预期相同：富人生育更多的孩子。
在现代社会，情况发生变化了吗？是的，到 20 世纪出现了转变，最穷的家庭开始有最高的生育率。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 年的数据显示，年收入低于 1 万美元的家庭与年收入为 7.5 万美元的家庭相比，生育子女的数量几乎是后者的 2 倍。为什么？原因之一可能是前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保健和避孕知识较少。在工业革命前，富人和穷人的死亡率相差无几，现在的情况则不可同日而语。富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营养供应和教育，他们的婴儿死亡率更低， 所以已经没有必要通过生育更多的孩子作为保险了。但是，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来说，低体重新生儿却很常见，婴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如果我们把经济地位当成环境可预见性的一个变量，即拥有的资源越多，所处的环境越稳定，那么可以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养育更多的孩子有时候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如果考虑数量和质量—这里的质量不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而是他或她的生存概率—那么养育更多的孩子可能会提高这个概率：至少有部分后代能活下来。这与莱氏拟乌贼的策略相似，虽然规模要小得多。
不过，有时候这种方式并不具有适应性，这意味着它不会提高存活率。从演化的意义上讲，这里的存活率相当于生育存活率（reproductive survival）。
那么，你的孩子会继续比别人生养更多的孩子吗？
北方森林中的大山雀似乎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它们生养的幼鸟数量总是超过自己的喂养能力。
通常情况下，鸟类父母在决定产下多少枚鸟蛋之前必须要预估食物的数量。研究表明，大多数鸟类都能确定应当产下多少枚鸟蛋，以及有多少只雏鸟会完成换羽。如果条件特别不确定，最好的做法就是减少产蛋的数量。在大多数地方，大山雀都严格照此执行：在条件较好时，它们将养育更多后代；而在条件不符合标准时，则进行调整，减少后代数量。
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大山雀却是例外。在它们的分布区北缘— 挪威和芬兰—繁殖的那些大山雀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就是， 与生活在其他区域的大山雀相比，它们的繁殖成功率较低。
现代人类是否与大山雀一样，在进行非适应性的生殖呢？我们已经知道，经济收入较低的人生养的孩子更多，而且这些孩子在出生时体重较轻，婴儿死亡率更高。真正的关键在于，与收入和生育能力有关的生育成功率是否存在差别。鉴于生育能力的变化是相对较新的现象，这点尚不明确。我们所知道的是，与大山雀、莱氏拟乌贼或睡鼠不同，人类正处于人口过多的险境，不限制个体家庭规模会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影响。如果其他物种能够做到可持续的数量增长，或许人类也可以。
自然小课堂：
养育多个孩子不仅要付出金钱的代价，还会影响孩子从出生体重到智商的方方面面。
生养几个孩子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不过，动物们告诉我们，基于资源多寡和生活条件做决定，可能会提高成功率。
生养子女的数量超过父母的抚养能力是不符合适应性原则的。
以上内容节选自《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第五章：我们是一家人
《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
一本信息量丰富的动物育儿书
除了生育选择问题，
理想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如何养育子女，
又该如何处理与伴侣的关系？
动物的解决方案或许将赋予我们全新的启示。
围观野生动物的家庭生活——
它们的行为有时令人震惊，却往往别具深意！
每个物种都让我们大开眼界：
草原田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为伴侣按摩，以缓解对方的压力；
作为“冷血”的爬行动物，泰塔山蚓螈居然会用自己的皮肤喂养刚刚孵化的后代；
为了教会后代捕猎技能，虎鲸母亲往往忍饥挨饿，甚至不惜付出搁浅的代价。
……
如何养育孩子，是每个父母都关心的话题。讲育儿的书本五花八门，甚至观点相悖，让人更加不知所措。专注于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沃多琳博士另辟蹊径，立足于最新的科学发现，试图从演化的视角寻找答案。
“引人入胜的观察……沃多琳比较了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并解释了我们可以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成为更好的父母。”——《华盛顿邮报》
“这部科普作品是沃多琳结合自身经历写成的，她参考了众多科研文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硬核科学知识……对于如何抚养孩子持不同观点的爸爸妈妈们会觉得这本书富有启发性，喜欢科普的人也一样。”——《图书馆杂志》
“我读过许多关于动物的书，但很少看到作者将科学表现得如此吸引人，如此充满新鲜见解。几乎每一页我都学到了一些新东西。这本书特别适合准父母和已经有小孩的人。”——杰弗里·马森，《纽约时报》畅销书《当大象哭泣》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