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系犹太人高智商之谜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就是欧洲犹太人，1200年前在莱茵河畔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阿什肯纳兹”一词就是希伯来语中的“德国”，所以阿什肯纳兹人的字面意思就是“德国犹太人”、虽然后来他们居住在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波兰。
今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大约有1100万，散居在世界各地，在以色列和美国的聚居群体人数最多。也有许多其他的犹太人群体，比如曾久居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中东和北非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但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群里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在过去数百年间。他们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他们对科学，文学和其他文娱方向的贡献大的惊人，难道他们比其他人类群体更聪明吗？
很明显，答案是肯定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所有已知人类群体中智商最高的。平均值在112到115。比欧洲人的标准值100要高多了，这一事实是有其社会学意义，因为智商值能最好地预测个体在许多学术领域和学术职业中能否成功，就像他们的智商测试结果所预测的那样。犹太人确实在此类职业中大获成功。他们在需要最高认知能力的学术领域中的供职和取得的成就，都远远超出他们在人口比例中的分量。
但在古典时期可不是这样的。现存的古代希腊，罗马著作没有任何提示，说犹太人异乎寻常的聪明。想要解答这个谜题，或许我们可以看看关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DNA，我们都知道些什么，犹太人有一组不常见的。遗传严重遗传疾病。例如家族性黑蒙性痴呆症高血是病，家族性自主神经功能异常。以及两种不同形式的遗传性乳腺癌，这种疾病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群体中的发病率比在其他欧洲人群中高将近100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异常现象都引发了对另一个谜题的兴趣，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群体中，这类疾病特别常见？
我们相信这两个谜题有单一的解释。我们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北欧逗留的时期，在白领职业的自然选择中获得成功，而这成功源于他们在智力上的优势，但对智力的强势选择也产生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副作用：提高遗传携带者智商的等位基因，同时也对纯合体产生损害。
这一类解释自然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很多人排斥这一类说法。即智力是可测量的，由遗传决定的，不同的人类群体间有智力上的差异。有趣的是，这些批评和斥责很少来自从事认知测试及结果分析的科学工作者，业内对此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的，智商测试是准确的，测试结果能预测学术成就和个体生活的其他方面，而且智商具有很高的遗传率，如果遗传的确能影响智力，那么一段时间后，智力带来的繁殖优势必然会带来更高的智力。这个简单的逻辑是关于自然选择演化理论的核心：能增加繁殖的基因在人类群体中会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常见。
阿什肯纳司犹太人的智力惊人的显著。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拿了超过1/4的科学类诺贝尔奖，而他们占世界人口不到六百分之一。虽然他们只占美国人口不到3%，但在上述时间段内，他们赢得了美国人拿到的诺贝尔奖总数的27%以及图灵奖总数的1/4。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到20世纪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半数。美国犹太人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也高的难以置信，比如在商业领域他们占了首席执行官总数的1/5，在学术领域，他们在常青藤学校的学生总数占了22%。这其中包括一般性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包括一些极为重要领域的得主，比如爱因斯坦这样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伟人，此理论结合了力学和电磁学，并引出原子能理论。这数据还包括约翰冯纽曼。博弈论的创立者之一，曼哈顿计划和******制造计划中的重要人物；还有理查德费曼，朱利安施温格和默里盖尔曼，这些都是粒子物理学最重要的一些理论的缔造者（上世纪的重要人物）
这一科学族谱延续至今，作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后裔的伟大当代科学家还包括爱德华-威腾和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威腾市普尔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教授为弦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深入研究了数学物理和低纬拓扑学间的联系，他是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物理学家，这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项。2008年，他还获得了克拉福德奖一项国际奖。俄罗斯犹太人数学家佩雷尔曼在2002年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拓扑领域最著名的未解难题，因为此项工作，他被授予菲尔茨奖。但这些都不意味着典型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特别智慧的，他们的智商平均值大约是112，大约是。欧洲标准值之上一个标准偏差的3/4，然而一个像这样很小的差异对中型。分布曲线远端的个体数量产生很强的影响，这差异已经足以大大提升高智商个体在群体中的比例。比方说，如果北欧人的平均智商值是100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110，标准偏差在两个人群中都是15，那么每1000个北欧人中会有四个人智商只超过140而已，每1000个德系犹太人中会有23个大约是六倍的差距。这是很一般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什么只和智商值有关的事情。
智力钟形曲线图
事实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般智商很高，而且有相应突出的学术能力，早已为人所知，在1900年的伦敦，即使深陷贫困犹太人仍然拿到了多的不成比例的学术奖项和奖学金，20世纪20年代，一项研究在伦敦的三所犹太和非犹太学生混合学校进行了智商测试，一所学校很有钱，一所比较一般，第三所非常穷，而结果表明，在三所学校中，犹太学生的平均智商值都高于他们的同学，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的智商值差距稍稍小于一个标准偏差，而伦敦最贫穷的犹太学校的学生智商值相当于整个城市非犹太孩子的智商均值。
然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成就决不仅限于智商测试成绩，他们在其他形式的测试中也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能力。他们在其他形式的标准测试中有很高的口头表达和数学分数，然而他们的视觉空间能力(比方说在想象中转动三维空间物体的能力）稍微低一些，典型的德系犹太人视觉空间能力比欧洲平均水平低大约半个标准偏差，二是肯纳斯犹太人的成功模式和他们的能力分布是相关的，他们在数学和文献研究中取得极大的成功，而在具象的绘画雕塑和建筑中，就会不出所料的成绩稍低。
值得注意的是非德系的犹太人就没有很高的智商平均值，他们也没有对认知能力要求很高的领域，比如医学法律和学术界有超乎寻常的表现，在以色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智商测试成绩平均比东方犹太人高14点，几乎高出一整个标准偏差，意味着在大部分测试中，他们的成绩要高15到16点。这种差异意味着以色列的非德系犹太人智商测试分数会比80%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低，两个不同的犹太人群体也取得了相应不同的学术成就，即便两个群体的个体都是在以色列出生成长时也是这样的，比方说，以色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第三代成员就比米兹拉希犹太人（祖先从亚洲和北非来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的第三代成员上大学的可能性高2.5到3倍。
德系犹太人高智力水平是从何而来的呢？
有一种解释是自然选择，即一些等位基因增加了他们的携带者繁殖率的过程。一些基因突变在特定环境（在这个例子里，是中世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经历过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中产生有益的效用，因而携带者这些突变体的个体平均比别的个体有更多的孩子，而这些突变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常见，并最终导致重大的改变。在一些情况下，特定的基因突变在个体出现一次会带来有益的效果，而在另一些个体中成双出现则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疾病，也就是说只带有一副突变体的人们有“杂合优势”。关于此，最著名的例子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症，这个病症就是一个突变造成的。而当个体携带两副这个突变体时，就会出现非常危险的一种贫血症，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这种疾病变得特别高发。某些犹太人高发的疾病就是如此，长期内部通婚导致后代携带两副突变体的概率大大增加。
杂合优势又是并不仅限于针对疾病的遗传抵御与机制，它在自然选择青睐一些特定性征的其他情形下也可能出现。看起来杂合优势出现的关键是，很强的自然选择结果（携带者具有很大的优势）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起到广泛的作用，而随时间推进更少副作用的突变体最终会出现并取得最终胜利。杂合优势可能对其他性征有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大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特有的突变体并非针对传染病的抵御机制。这样说是因为在邻近的人群中没有这些突变体-这里说的邻近真的就是指那些跟德系犹太人隔街相对有同样机会接触到非常相似疾病的人群。因此，我们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身上携带的这些突变体和他们的智力有关，而这些突变体是因特殊的自然选择压力而兴起的，而这些自然选择压力来自中世纪欧洲的德系犹太人所面对的金融家角色
我们在惠比特犬身上就观察到并非疾病抵御机制的性征上出现的明显的杂合优势。一些惠比特犬身上携带一种肌抑素基因（一种抑制肌肉形成的基因）的突变版本，携带这种突变的狗会长出更多的肌肉，携带一副这种突变的惠比特犬一般会比其他惠比特犬跑得更快并赢得赛跑比赛；然而携带两副这种突变的个体被叫作霸道“惠比特”，极端肌肉发达并有肌肉痉挛的现象，作为赛跑者就不具备竞争力。一副突变体使得个体在一种特定的能力上更具优势，而两副突变体却在同样的能力上带来负面的作用。
同时，要让自然选择以这种方式起作用，一个人群必须与邻近人群有遗传隔离，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不同的群体。基因混合会冲淡自然选择的作用，并在混合过程中阻止自然选择发生作用，就好比你要煮汤，但不停往锅里加水，那么你什么也做不成。而事实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确在中世纪时是与其他群体遗传隔离的，这不像平格拉普岛民一样是因为被太平洋屏蔽，而是出于社会原因：反对通婚的内部规定加上加上外部的歧视。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以及非犹太人改宗犹太教的情况都是极罕见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来明显来自中东的等位基因，我们会发现相当部分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血统中带有它们。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是50%的德系犹太人。而这个结果显示了基因混合的概率是受到极强的限制的，因为即使每一代人中只有2%的基因混合，这样的混合概率也足以在过去2000年历史使德系犹太人中的80%变成纯粹的欧洲血统，持续不断的基因混合(而不是大量发生在早期的混合）会对正在进行的自然选择过程产生最大化的干扰，但即便我们假设这种消极的持续混合的情况存在，看起来基因混合的概率在每一代人中都低于1%，低地已经足以使得我们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能够成立。事实上，早期欧洲的基因混合有可能促进了自然选择过程，因为即便是很低程度的基因混合也可能是重要有益等位基因的源头，一般来说，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是天然的交叉转折点，容易受到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入侵，这有可能导致很高的基因多样化程度，促进了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使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特定突变变得常见，这已经是很显然的了，因为遗传隔离的程度已经使得自然选择足以发生，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机制能解释集中在少数代谢途径的常见遗传疾病为何得以存在，你也可以看出，为何这类自然选择通常仅限于地理隔绝的人群，因为如此严格的抗拒与邻近种族通婚的规则非常罕见，那么发生的是怎样的自然选择呢？是什么样的性质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身上，比在他们的邻居身上更宝贵呢。
他们是壮大如萨摩亚人，高如图西族人以及牛奶耐受如荷兰人吗？不是的，是他们特殊性征就是智力
这些突变体本身就提示了一点：他们中的一些看起来就很像会提高智力的，考虑到它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发展。鞘酯类突变体特别有可能具有提升智力的作用。
选择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对于中世纪时自然选择如何助力欧洲犹太人获得更高智力的想象，有赖于三点基本的观察。第一种是在中世纪是富裕的个体平均会有比不富裕的个体多得多的孩子。在当时绝大多数社会都这都是典型的现象。第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工作是相当要求认知能力的，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职业基本上仅限于承包者和管理者的金融家角色、地产经理、包税人和商人，智商低于一百的人基本上无法从事这类工作。即便是低端的书记员工作都要求大致达到90的智商。所以，智力在这类工作中所得到的回报一定大于在务农工作中得到的回报。这个肯定是真的因为成功的务农者所需的体力强度和耐受力在金融和贸易中远远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对于不同人群体力强度的重要性少了，那么认知能力和个性特征必然占的重要性更多。第三，智力是高度可遗传的。如果父母比平均水平要聪明一点点，那么其下一代就会比父母这一代要稍稍聪明一点。
我们可以用智商测试成绩设立一种假设，用以说明这个原理。我们假设每一代人的父母平均比其余阿什肯纳兹成年犹太人的智商高一分。换句话说，让我们假设有一个适度的趋势(有经济成就调控）极高智力的父母比普通的父母有更多存活的孩子，而这个趋势在当时肯定没有被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设智商有30%的遗传能力-这是个非常保守的假设-那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平均智商值将会在每一代增加0.3。逾四时代，也就是大约1000年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智商值将会高12点。如果我们假设在公元600年时德系犹太人的初始智商值是典型欧洲的数值也就是100，那么在公元1660年时他们的智商值就会达到112，大约就是当今德系犹太人的平均智商值。这个预测跟可观察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高口头表达能力和数学分数，以及与之相对的平平甚至低于平均的空间视觉分数是相一致的。口头表达和数学方面的才能会帮助中世纪生意人取得成功，而空间视觉能力则没什么关系。
在中世纪也有也很可能有针对所有欧洲人的一些智力方面的自然选择。伦敦或鹿特丹的基督教商人也可能经历过类似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身上的选择压力，然而这些商人和犹太人口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基督教商人家庭是对外通婚的。基因混合有可能导致和总体人口之间的基因流，而当时大部分人口都是务农者。看起来如果整体欧洲人口的智商都上升了的话，那么在德系犹太人身上会有更大的智商提升。
我们的假设同时也解释了为何一些特定现象没有发生，尤其是能解释为何我们没有在当今犹太人其他犹太人群体，那儿看到很高的智商测试分数和非比寻常的智力成就，虽然他们曾经也有非常低的族外通婚率，然而看起来他们的职业从来没有。那么高比例地集中于在白领工作，而白领工作会引致对口头表达能力和数学方面材质的强自然选择。这部分是因为中世纪时犹太人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人数比基督教欧洲的人数多出很多：没有针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伊斯兰世界中，犹太人人数比白领工作数量还多。我们的假设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罗马帝国时期的犹太人有异乎寻常的高智力：那时候造成这个现象需要的事件还不够。
上面对犹太人高智力来源的解释或许对中国人也有启发，自从计划生育开展以来，针对高知人群和城市人口的一胎化政策，造成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而务农人口由于1.5胎和超生，造成在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进而拉低我国的平均智商，削弱我国的竞争力。以上是个人看法，欢迎评论区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