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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卫生知识的叙述和普及是近代中国“科学”精神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事件。但清末针对女性的“卫生”论述兴起之时，并没有与常见的“医疗”连用，甚至不属于独立的“科学”范畴，而是更多与“家政”等领域紧密相关。民国之后，这样的女性科普叙述随着职业女性的出现进一步做出了调整。本文以《女子世界》和《妇女杂志》为中心，发现晚清到民国时期对于女性的“卫生”科普背后，是中西知识谱系的分化和塑形。“卫生”叙述不仅规定了女性应用相关知识的场域，也参与构建了女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卫生”叙述上升为话语机制后，又通过对女性身体和审美的“塑造”转化成一种“治理”的技术。
作者简介
曹晓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疾病医疗话语流变研究”（项目编号：21CZW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近代的科学知识普及，最早可以追溯到1876年创刊于上海的《格致汇编》。其中关于卫生知识的论述成为近代科普的滥觞。而早在1872年丁韪良等人主持的《中西闻见录》上，就已有不少与医疗卫生相关的科普内容，其中夹杂着西方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医疗卫生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特别是对科普论述的研究，多放置在医疗史或科技史的框架中进行解读，却很少叠加性别研究的视角。一方面，无论是《格致汇编》还是《中西闻见录》，都将读者群体视为一个亟待科普的整体，未对内容和读者群进行细分；另一方面，针对女性的“卫生”科普，大多出现在女性期刊上，很少系统地出现在一般化的大众读物上。而对于性别研究来说，女性期刊上的科普内容似乎更多只是一种史料性质的存在，其意义只在凸显近代女性接受新知的无限可能。
对卫生问题的关注及相关知识的普及是贯穿晚清民国的一大热门议题，在《卫生世界》《医学卫生报》《中国卫生杂志》《卫生杂志》等面向大众的医学科普类期刊中，有不少谈论女性卫生的篇章，但这些文字只是整体“卫生”叙述框架的一部分，夹杂在食补、防疫、求子、公共卫生等篇目中。虽然这些刊物涉及月经、妊娠等妇女特有的生理现象，还有被认为是“女性职责”的保育知识，但其论述本身基于客观医理，偏重训诫，很少从女性的自身经验出发，缺乏性别角度的观照。而《妇女医学杂志》这样与妇科病症直接相关的刊物，其编辑视野的专业性也带来了局限性，其中内容作为既定性别观念的反映，无法进一步由此观察“卫生”语义与女性身份演变之间的动态过程。《女子世界》和《妇女杂志》，作为各自历史阶段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女性刊物，不约而同都对“卫生”问题进行了专栏设置，相关内容的撰写和编排，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女性掌握“卫生”知识的期待。这些“卫生”叙述的侧重点从学理知识转向女性经验，又从女性经验“再出发”，固定在某个知识实践的场域，限定了女性角色。对这两份刊物中“卫生”叙述的挖掘，不仅可以梳理“女性”与“卫生”的历史关联，还能在近代科普的较大视域中与期刊内外的其他卫生叙述进行勾连，进一步廓清“卫生”作为一种中西交融中的知识生产，融入性别话语规训的具体过程。
在清末针对女性的“卫生”论述兴起之时，并没有与常见的“医疗”连用，也不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甚至不属于独立的“科学”范畴，而是更多与“家政”“家事”“妊娠保健”“育儿法”等领域紧密相关。而这样的女性科普论述到了民国之后，随着职业女性的出现进一步做出了调整。这和以《格致汇编》为中心描述出的科学启蒙脉络有着显著的差异。笔者将以《女子世界》和《妇女杂志》为例，分析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对于女性的“卫生”科普如何重新规范了女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而“卫生”叙述成为一种话语机制后，又是怎样参与了女性身体的“塑造”和技术文明的想象。
一 “卫生”语义的流转
关于“卫生”一词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词义演变，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讨论。近代以来“卫生”语义的流转背后是一整套卫生观念的兴起，推动了现实中卫生制度的完善。例如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下设置卫生科，第二年又将其重新归入民政部，命名为“卫生司”。虽然因为行政能力的衰弱，卫生司未能有效运转，但这至少标志着“卫生”一词的新义项获得了官方认证。值得注意的是，“卫生”一词再次来到中国后，并非简单生硬的西化理念植入，而是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同时受到传统中医和西方现代医学的双重影响，呈现出接受和阐释的复杂样态。经过日语二次译介的“卫生”概念，需要在专业文献和具体的医护环节中完成本土化的语义修正，这就牵涉到另一条来华传教士“医学传教”的重要线索。早在1890年郑观应编写的《中外卫生要旨》前四卷中，就已经初步尝试“融合”中西医卫生学，书中选录了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卫生要旨》中论及饮食的部分段落，而在1895年面世的第五卷中，郑观应又补充了空气、饮食、饮用水等“卫生”之理。《中外卫生要旨》的整体内容呼应了郑氏序言所及的中西医“养生要语”，即中医所谓“慎起居，节饮食，寡欲清心，存神养气”，西医所谓“培养精神以绝病源有六要理：曰光，曰热，曰空气，曰水，曰饮食，曰运动”，两者之间存在不少共通之处（郑观应，2018：4）。耐人寻味的是，当西方卫生学作为西方科学的有机组成，与中国固有的“卫生之道”刚刚开始对话时，并未马上发生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这在来华传教士留下的早期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高晞认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81年出版的译作《化学卫生论》，韩雅各于1863年出版的《上海卫生》等作，虽对环境、食物、衣服等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但总体反映出是19世纪中叶欧洲科学家朴素的养生之道（韩雅各，1863/2021：3）。虽然嘉约翰、韩雅各等人“取其有益人身”的方法来自化学实验得出的百分比等参数，“凡各物之功用，无一不从化学推核而出，非是一时之察识，便可信其微妙也”（嘉约翰，海琴氏，1883：28），可谓西方实证医学的成果展现，但不难看出在面向大众进行卫生知识普及时，中西医一度在调理养生等方面达成过某种一致。恰如嘉约翰的《卫生要旨》所言，“专重日用饮食，不尚珍奇，只论平常牲畜，各物取其有益人身，贫家皆易采用”（嘉约翰，海琴氏，1883：1），成分百分比只是为了向民众解释人体吸收不同营养成分的原因。与其说这是传教士对中医“卫生”观念有意识地“借用”和“调和”，不如说是在细菌学说改变医学进程之前，中西科学之间的“对话”和“共鸣”。而这种“对话”和“共鸣”，构成了我们切入近代中国科普乃至女性科普原初时刻的历史语境。
丁初我创办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加上秋瑾和陈志群分别续办的两期，共计出版18期，是辛亥革命之前存续时间最长的女性期刊，内容集中于兴女学和复女权，兼及各类社会议题，是宣扬女性解放的重要阵地。对于《女子世界》的考察，大部分集中于女性社会议题和相关史料的再讨论上，如夏晓虹、桑兵、马勤勤等学者的研究，但极少有学者注意到《女子世界》对于女性科普的意义。陈志杰将《女子世界》视为中国女性科普译介的滥觞，一方面指出其受日本女性期刊《女学世界》的直接影响，《女子世界》多篇科普译文的原文就是来自于《女学世界》；另一方面通过中日文字的对比，探讨了《女子世界》科普内容的翻译策略，是为数不多的、在科普视域中分析该刊的研究成果（陈志杰，2019）。但陈志杰并未深入挖掘《女子世界》“卫生”内容与社会机制的联动关系，而是更侧重于翻译段落之间的文字比较。
从1904年第5期开始，《女子世界》开设了“卫生”专栏。
表1：《女子世界》（1904）“卫生”专栏一览表
如表1所示，在总共9篇“卫生”专栏文章中，除了第1篇讨论的是饮食行为，其余8篇都是对人体重要器官的科普解读。《说食》一篇译自河西璞发表于《女学世界》的《消化の理》（陈志杰，2019），作者详细讲述了食物进入人体后的消化过程，并多次强调消化的重要性。文章起首开门见山——
姊姊们，要身体健康活泼，须有适宜的食物。食物消化了，血呢、身体的热度呢、运动呢，样样都靠着他。所以食物是第一紧要的。食物既然紧要，则材料不可不选择，烹调之法不可不考究，要以容易消化四个字，为食物时不可缺之要件。（长生，1904a)
虽然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到水质不洁也会致病，但总体上仍深受中医“消积化食”论的影响，其论述思路可视为日本汉方医学的一次“回流”。该篇作为《女子世界》“卫生”栏目的第一篇，几乎奠定了期刊以“卫生”指代保健养生的主基调。在后来的几篇科普文章中，“卫生”一词也更接近于中国典籍中的本义，即“保卫生命”，即便此时西方的细菌学说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在《说齿》中，更是直接出现了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微菌”——
假使齿缝内及齿根处，留下了碎物，不洗刷干净，便有一种微菌（一名微生物）附着上面，渐次发生。发生既多，食物时一同送入胃内，就是这微菌的种子，胃内也有了，不久就要成一种痨病（外国人叫肺结核）。（长生，1904b)
此处作者虽然对真正导致肺结核的结核菌的产生有误解，但是对于牙齿清洁不力导致的细菌残留及其在消化道的繁殖过程，都有生动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译者并未将原文作者认为会导致肺结核的“微菌（微生物）”翻译成当时中医的常见词汇，如“疫虫”“微虫”等，虽然这些词在中国民众中的接受度要更高，但译者依然借用了日语对英语（bacteria）的译法，即“細菌（さいきん）”。1880年德国的科霍在血液中分离出结核菌和霍乱菌，才让“瘴气致病说”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中医正式吸纳西方细菌学说之前，民间多用“疫虫”“毒虫”“微虫”等指代一切细菌、病毒和寄生虫，这种指称至少在1902年还十分常见。如同皮国立考证，西医细菌学说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还要等到1918年民国政府开始采用“八大传染病标准”（皮国立，2019：147-151）。从“虫”到“菌”，这些词汇留下的蛛丝马迹，伴随着西医细菌学、解剖学、生理学等概念在中医养生体系中的植入，可用以解释《说脑》中由大脑、小脑和延髓过渡到“脑的卫生”（不要用脑过度）；《说心》中同时出现了中医术语“心包络”和西医术语“心囊”，并在“心的卫生”中讲述运动活血的功效，以及对意外出血的处理；《说耳》中由“外耳”“中耳”“前庭”到耳朵的日常清洁；《说鼻》《说舌》和《说眼》中分别有“鼻的卫生”“舌的卫生”“眼的卫生”作为总结，而这些总结都是对前文基于解剖学的科普予以“修生养息”“劳逸结合”式的补充。旧的“卫生”框架中正在孕育新的义项，这是一个西方词汇和概念“由表及里”的过程，又混合着关于清洁的生活常识。
虽然《女子世界》首开女性科普之风，但其中“卫生”的义项只是在旧义项中增添了些许新因子，较之其他板块性别色彩浓烈的内容，可谓是相当中性客观的科学知识普及，其“卫生”栏目的叙述并未和女性议题挂钩。而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妇女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四大杂志之一，是一份存续时间长达17年的女性期刊，面对另一种时代导向，其“卫生”叙述显然比《女子世界》更加丰富。
《妇女杂志》中“卫生”二字共出现268次，涉及的栏目较为驳杂。除了先后出现的“卫生问答”“家庭卫生”“医事卫生顾问”三个“卫生”专栏之外，还有涉及“卫生”的广告，诸如“妇女卫生助妆品”“改良女子卫生布”等，译自国外卫生杂志的科普文章，以及商务印书馆各种以“卫生”冠名的书籍宣传，包括《卫生治疗新书》《研究卫生方法》《个人及团体卫生》《妇女卫生用书》等等。与《女子世界》相比，《妇女世界》的“卫生”叙述发生了几个变化：
首先，更加强调“卫生”的“性别”属性。与《女子世界》的表述不同，《妇女杂志》中的“经期”“妊娠”“分娩”“育儿”等无不统摄在“家事卫生”中，与女性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一篇《妇女夏令卫生谈》中，作者强调了女性学习“卫生”知识的必要性：
（因为）现在我们虽然是解放后的妇女，但是妇女解放了，不是就没有家庭的责任……从前的妇女，除去家庭的事，其余就没有能力，又不曾受过教育，自己的职务，受人支配，家庭的执事，是被动的，现在妇女解放，既然知识能力增加了，又由分利的人，变成生利的人了，不受人压制力的支配则可，不尽自己的责任，是万万不可的。（缪程淑仪，1920)
在作者看来，“知识”的增加使女性摆脱了被动受奴役的局面，可以自主地运用“知识”尽处理家事的责任。显然，这其中的“知识能力”有相当一部分是“卫生”知识，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家庭”，仍然遵循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妇女杂志》的卫生科普极其讲求实用性，除了时令防疫等文章外，一些相对学理性的科普也被压缩简化为“卫生指南”。
其次，《妇女杂志》的“卫生”概念开始向西方医学的论述体系过渡。“盖卫生智识，为人所必不可少……昔英之伦敦，以传染病而死亡者，日有百计，后于一千一百四十六年，卫生智识，普及以来，患病死亡之数均减……”（沈芳女士，1915）——创刊号上关于妇女卫生的首篇科普，便提到欧洲黑死病，即西方集体防疫的创伤性记忆。从表2可以看到，杂志中的“卫生”论述虽然依旧有“保卫生命”的痕迹，但已经向“洁净（无菌）”的观念倾斜。直到1925年第5期面世的“医事卫生顾问”专栏，调养之法几乎被西医医治法取代，所涉及的医患问答也不仅限于妇科疾病，由此衍生出一张“卫生”知识“由中及西”的图谱。
表2：《妇女杂志》中的“卫生”义项分类简表
如表2所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卫生知识科普，《妇女杂志》一开始更倾向于将“卫生”“女性”和“家庭”关联，但从第22卷第11期的《工厂卫生与避险问题》开始，“卫生”被放置在更加社会化的层面加以观照，而之后涌现出的各类社会议题，如娼妓与卫生、公共卫生与经济等，已经彻底摆脱了“保卫生命”的个体框架，成为对集体防疫制度的一次次印证，更是凝练成一种抽象的制度话语。
可以发现，无论是《女子世界》还是《妇女杂志》的“卫生”叙述，虽然也时常涉及医学领域，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表述仍是若即若离。如果脱离期刊的整体语境，仅仅关注孤立的“卫生”叙述，显然还不足以解释“卫生”之于“女性”的特殊，也无法回答女性“知识能力”的提升和执管家事之间为何有必然的联系。要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就需要意识到“卫生”栏目初现于报端的那一刻，依然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二 “卫生”科普及其知识分类
当中西观念杂糅中的“卫生”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相连，必定牵扯到女学的转型和新女性的想象。如同《妇女杂志》发刊词所说，“今者《妇女杂志》，应时世之需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张芳芸，1915）。值得强调的是，借用“卫生”观念对女性进行的启蒙，虽然一开始在具体内容上倾向于浅显的科普，但此时的“卫生”叙述已经是一种相对窄化以更“适宜”于女性读者的实用性文字。
1904年第5期的《女子世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版面调整，增加了“实业”“科学”“卫生”三部分的内容。这次改良无疑是对刊物前四期趋重文学的一次方向性扭转，如同编者自己的解释——
科学（自然科学之有裨女子智识学业者），卫生（注重家庭及育儿保产之方法），实业（述刺绣裁缝手工诸项之裨益生计者）。三科立说务求浅易，裨阅者人人能晓解，人人能实行为女子独立自营之绍介焉。（本志，1904)
尽管“科学”和“实业”的内容时常与“卫生”的重合，编者还是将“卫生”独立出来，作为与“科学”并驾齐驱的平行栏目，而不是包孕在“科学”中的子内容。在编者看来，“卫生”叙述有着和“科学”叙述不同的特质。一方面，这种知识的分类，印证了“卫生”概念演变和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性。也就是“卫生”作为中西医学中兼有的词汇，在《女子世界》中零星传达西医观念的同时，也激活了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记忆。面对“科学”“实业”这样西方特质极为强烈的知识谱系，尽管《女子世界》“卫生”栏目的内容多译自日文，但其承袭“保卫生命”的叙述削弱了“卫生”的异质性，成为一种相对独立于西方“科学”叙述的表达。另一方面，针对女性的“卫生”科普，本就是弱化学理、强化实操的，其浅显易懂、便于实践的特点，究其根本是源自“家政”的分类。可以说，近代中国女性的“卫生”观念宣扬，既是女学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执掌中馈”的因袭，也是对国外女学、特别是日本女学家政科的借鉴。
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虽然正式将女学合法化，遵循的办学宗旨却依然是培养“贤妻良母”——“倘使女教不立，妇学不休，则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训子”（璩鑫圭，唐良炎，1991：574）。其中还指出“凡司女子教育者，须常使留意卫生，勉习体操，以强固其精力”（璩鑫圭，唐良炎，1991：577），显然带着培养“国民之母”以“强国保种”的意涵。此外，章程规定师范学堂“格致”科“授以普通动、植物之知识及生理卫生之大要，次授以普通物理、化学；并授以教授格致之次序法则”（璩鑫圭，唐良炎，1991：578）。而高等小学堂第三年开设的“格致”科，则以“通常物理、化学上之形象、元质及化合物，简易器械之构造作用，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为主要内容（璩鑫圭，唐良炎，1991：592）。即便《女子世界》的发行早于该章程的颁布，但其“卫生”叙述印证了“格物致知”框架中的西学吸收，而之后女学知识结构的变化也在意料之中。1912年临时政府将中学卫生课程改名为“博物”，这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女校授课自然也受其规约。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了初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卫生教育内容（周娜，2020）。可以发现，针对女性的“卫生”科普在早期的知识框架设想中是一种“中西结合”的产物。女学生从学校的课程中接触、学习到这些“卫生”知识，而这些知识的实际应用又在家事中体现出来，她们对“卫生”知识的操演已经多少偏离了“格物致知”的科学启蒙主线。
就在《女子世界》首次添设“实业”“科学”和“卫生”栏的第5期上，“实业”栏登载的是丁初我撰写的《料理新法》，开篇即道：“料理是家政中一件要事，在日用卫生上很有些关系。”（初我，1904）此后便是介绍一些让硬米饭变得软烂之类的家事技巧。“科学”栏则译自日本女子大学讲师高田滨子的《演热》，介绍热力的来源及其对人体的影响，同时不忘叮嘱女读者应尽的家事“责任”：“一家团乐，务使热度适宜，以为卫生之助。你们须要留意，不可淡忘了。”（高田滨子，1904)
《女子世界》停刊之前还在介绍日本实践女学校为中国女生制定的学制，其中亦有“生理卫生”课（实践女学校支那女学生学科规则，1905），而该校校长下田歌子对家事科尤为重视。她在日本“华族女学校”任职期间，曾编写数本教材，其中《家政学》一书成为1904年癸卯学制的推荐教材——“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璩鑫圭，唐良炎，1991：395-396）。下田歌子所谓的“家政”有讨论“卫生”的专门篇章，认为：“家庭卫生，虽属于个人卫生，能伸畅之，则亦关公共卫生联络之端绪。”（下田歌子，1902：125）她笔下的“卫生”常识虽是传统的保健养生知识，但已加入了大量的科普内容，用以佐证“卫生之道”的合理性。例如解释空气流通对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空气之入人身，自鼻孔达咽喉，经气管而入肺，由气胞以运行全身，增血液之酸素，以除净其炭酸，变陈血为新血，新血液再循环全身，助各部之营养”（下田歌子，1902：128）。其中“酸素”“炭酸”等新名词的译法，也出现在了《妇女杂志》的家事卫生科普中，揭示了日本家政学与中国卫生科普之间的渊源——“空气，乃由酸素（养）二一，窒素（淡）七九合成之气体。其中大抵混有万分之四之炭酸（炭）气，与少量安母尼亚（即氨气——笔者注）、水蒸气等者也”（合肥盛笃型，吴婧卿，1916）。
《家政学》面世时，清末女学虽未有官方文件承认，但是家政已经融入新体制的孕育。日本女学深受儒家影响，将“卫生”知识作为操持“家事”的一种技能，比起西式女子教育更容易为清政府接受。在清末最后十年，清政府聘请的日本女教习分布在京师、江浙、福建、广东等地，与此同时留日女学生也将日本女子教育的经验带回中国（乔素玲，2001）。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学校，为不少清末的女性先驱提供了“开眼看世界”后将新知识加以“实践”的机会，其中不仅有女革命家秋瑾，还包括后来短暂挂名出任《妇女杂志》主编的胡彬夏。清末《女子世界》存续期间，刊物虽有“世界”之名，但其现实中的主要读者群体，是当时社会上流的女性知识分子及其亲朋好友。读者，特别是女学生对于《女子世界》的回应，经过编辑筛选得以见刊的，几乎都围绕着“女权”和“女学”两大宏观议题。在有限的读者反馈中，《女子世界》的“卫生”叙述作为传统“卫生之道”的学理延伸，在女学议题中隐而不彰。到了民国时期，对现代卫生观念的宣扬开始有意识地与传统的“保卫生命”“划清界限”，女性在“卫生”叙述中扮演的角色却依然相当有限。即便下田歌子在介绍卫生知识时，将“家事”和“国事”相联系，但这种“以小见大”的阐释，在一开始就摒除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实践卫生知识的可能。现代的卫生观念，投射在相对滞后的女性角色想象上，这种投射深受日本家政学知识结构的影响，又受到清政府新学制的强化。
《妇女杂志》创刊号上的《妇女卫生谈》，作为第一篇系统介绍妇女卫生的文章，不出意外的属于“家政”栏目。在这篇“妇女天职论”中，作者沈芳女士写道：
教育部定女子中学校，自第三学年始，授以家事卫生及侍病育儿等科，意至善也。盖卫生智识，为人所必不可少……然则吾侪为女子者，急于此时尽其天职，使卫生之学及侍病之法，日益精进，以裨益于社会。固今日所有事矣，今先述女子卫生之概要，然后述侍病法及育儿法之大意。（沈芳女士，1915)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所谓的“女子卫生”，就是指“月经时之卫生”“妊娠时之卫生”和“产妇之卫生”。而这些中西医结合的卫生知识，很快便落实到产后调养和育儿上。
《妇女杂志》“卫生”论述所属的栏目，先后有：家政、家政门、家事研究、家庭俱乐部、学艺、常识、家庭卫生、专论（单篇论述，不属于任何栏目）、自由论坛、医事卫生顾问。可以发现，“卫生”知识从一开始的“家政”逐渐归入到“医事”，此间经历了数个栏目的流转。“家政”和“学艺”本是杂志科技传播的专栏，“卫生”知识也被吸纳在这两个专栏中，而稍后出现的“家庭俱乐部”中亦有“卫生问答”的固定内容；1920年1月后，“卫生”论述归入“常识”，“家政”栏被“家庭卫生”取代，没有完全脱离家庭的场域；“学艺”改为“学术”，和家事卫生几乎没有联系了；随着各期“专号”的编辑，“卫生”知识的专论开始大量出现，直到杂志的运作后期，“卫生”知识与“医事”挂钩，类似于前期的“卫生问答”，且不仅限于妇科的诊治，更不局限在家事的操持。但有趣的是，《妇女杂志》中科技传播的比重以第8卷（1922年）为分水岭。有学者对《妇女杂志》的科技传播内容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杂志前7卷的科技内容保持在17%以上，而从第8卷开始，科技内容不仅占比下降（每卷占比低于10%，最少时仅3%），其出现的位置也由期刊前半部分转移到了靠后的部分（陶贤都，艾焱龙，2013）。杂志前7卷科技传播内容占比很大，越往后越少，但“卫生”知识的传播却越来越向专业医学靠拢，而原先限于“妇女卫生”的论述被更加专业的西医诊断取代。换言之，虽然“卫生”知识一开始就是科普中的关键一环，但“卫生”真正被视为一门“科学”，特别是“卫生”以学理化的面貌独立于“家政”科，是假以时日才形成的局面。
如果说《女子世界》的“卫生”叙述隐而不彰，只是充实“女学”争取“女权”的前期准备，初步参与了近代女性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过程，那么在《妇女杂志》的“卫生”叙述中，这部分知识从“女学”脉络中独立出来，整合进更加强势的国家话语。这种整合的过程可谓“润物细无声”，“卫生”知识在不同栏目间的流转变化，与《妇女时报》不同阶段的办刊情况相应和，形成不同的读者回应。早期《妇女杂志》由王蕴章和胡彬夏主编，培养了沈芳、朱梦梅、凌蕊珠等一批女性科普作者，她们身兼读者和作者的二重身份，这在科普作者以男性为主的年代并不多见。杂志曾请朱梦梅代为回复肺结核患者的来信，理由是“朱君于医药物理之学，夙有专长”。这位男读者因家塾有女弟数人，得以接触《妇女杂志》，从此成为忠实读者。他求医问药多年，无济于事，见杂志刊登精神疗法，类似催眠，故来鸿求问。朱梦梅即作小文科普“精神疗法”，实为振作病人精神，并鼓励病人采用日光疗法和空气疗法调养，必有所获（通信一束，1917）。朱梦梅所言虽遵从西医医理，且举国外实验为例，但不难看出其建议带有十分浓厚的传统“卫生”色彩。1921年章锡琛担任主编后，连续推出不同主题的专号，向读者征文。在1924年6月推出的“职业问题号”上，有两篇作品尤为引人注意。林修亭诉说自己家道中落，没有继续学医，而是成为了一名女看护，虽有遗憾但依然热爱自己的职业；龚芳秋则讲述了自己缠绵病榻中断学业，后受家人影响，自学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女医（当选征文我的职业生活，1924）。从这些读者的叙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部分读者由昔日的女学生成长为职业女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卫生”知识逐渐变得更具专业色彩，与医学的勾连日渐紧密，并逐渐带领女性从事现实中的医护工作。1925年开始，《妇女杂志》又经人事更迭，杜就田、叶圣陶、杨润馀先后出任主编。杂志后期，由程瀚章编辑的“医事卫生顾问”专栏的分量越来越重。据学者张哲嘉的统计，虽然1931年该专栏刊登的读者来信多达95封，其中女性读者占比53%，而1925年女性读者来信只占22%，看似女性读者更为活跃，但所有问题中真正涉及白带、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的只占了一部分，而占了大量篇幅的是关于皮肤病等外貌仪容的咨询，成为男女读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卫生”知识问答的性别色彩逐渐弱化（张哲嘉，2004）。读者来信内容的变化，与“卫生”知识型构逐渐脱离“妇女卫生”的趋向不谋而合。
三 “卫生”话语与技术文明的想象
近代女性“卫生”知识的型构，在西方医学的目视中完成。无论是关于发育、经期、妊娠、生育的科普，还是关于防疫、消杀的技巧，抑或是关于储物、择屋、通风的常识，当这些口语式的、浅近的叙述逐渐被医学风格的审慎语言替代，就意味着“卫生”已经不只是一种科普性质的叙述，更是在无限逼近一种话语范式。尽管在后期的《妇女杂志》上，“卫生”与“医学”的结合也只不过以寻常的“问答”方式呈现，但这种变化伴随着“公共卫生”的专论，参与构建了集体性的“卫生”话语。
对于逐步接受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国人而言，“卫生”知识演化为“卫生救国”的倡议，加入到救国保种的爱国运动中。如梁启超在《医学善会叙》中言英人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倡为强种之说，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反观国人因不重卫生，“户口渐少”，深表担忧（梁启超，1999）；丁福保亦在《实验卫生学讲本序》中称“卫生学之关系强种保国，超出于各科学之上……小之则为个人之卫生，大之则为公众之卫生”（丁福保，1909：1）。在行政力量的介入下，“卫生”从一种个人的生活习惯变成公民群体的义务，在追赶“现代性”的过程中向集体的自觉行为靠拢，激起民国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公共卫生的首要，在维持一个清洁适宜的环境，使市内居民不因环境致病……然而好环境的造成及维持，又靠着个人卫生”（卫生谈话，1928）；“明白卫生的真义，多得一点保护康健的常识，人人能做一个知道注重卫生的市民……再由大家合作的力量来促进整个的公共卫生事业，来造成整个的健全民族，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胡鸿基，1931）。公共卫生观念的引入虽然与近代以来公民意识的培育紧密关联，但公领域中迅速建立的卫生话语权威还以另外的形式渗透到“家庭”场域，反映在大小各报专栏中。除了前文所及《妇女杂志》之“家庭俱乐部”专栏，还有《卫生报》的“家庭医药常识”专栏，《广济医刊》之“常识：家庭卫生”专题，《医学杂志》连载的“纂述门（卫生类）：家庭看护浅识”等。刊登在女性期刊之外的报章文字，虽然没有时刻将“家庭卫生”与“女性”挂钩，但其文字叙述之浅显，操作指导之简易，确是考虑到一般民众、尤其是家庭主妇们的理解能力——“说明其治病之所以然，用笔浅显务使家庭妇孺，一目了然”（家庭医药常识，1928）。然而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身份的转型，“家庭卫生”的影响开始溢出“家庭”的边界。“卫生”论述不仅在集体意识的建立过程中成为“话语”，也参与形成了科学技术与现代女性的交叠想象。
在《妇女杂志》中，《衣服之卫生学的研究》和《实用科学·卫生衣》两篇文章的“卫生”叙述显得有些特殊。二文均出现在“学艺”栏目中，后者还分两期连载。这两篇文章，都先从衣物的材质、保暖性、透气性、着色度等方面进行科普。如果仅是这些内容，似乎和十余年前《女子世界》的“卫生”论述没有太大差别。毕竟在《女子世界》上也曾有一篇《衣服之科学》，虽有“科学”之名，但仍旧归在“家庭”专栏中，建议读者根据季节和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衣服（公养，1905）。而在《妇女杂志》的两篇衣物科普中，这种面向“家庭”日常的“科学”成为对现代“卫生”理念乃至生活方式的宣扬。《实用科学·卫生衣》的作者解释了何为“卫生衣”——
卫生衣为编物之一，即美第雅斯（Medias）之俗称，此非指物品物言，系指衣服材料而论……
卫生衣富于伸缩性，表面不若绢缎之平滑，不软不硬，虽触于皮肤，无冷感，密接肉体，颇觉舒服，为胜于普通织物之点。吾国称以卫生二字，或亦因于此欤？（瑞秋，1919a)
虽然这种“卫生衣”的编制方法来自古代西欧，但乍一看，作者至此沿用的还是卫生保健的中医常见义项，以解释“卫生衣”这样的新名词。但比起十余年前的《衣服之科学》只是纯粹介绍穿衣“卫生”，“卫生衣”在详细图解了编制方法后，开始了一段“题外话”：
‘
自近世纺织工业渐盛，美第雅斯亦多为工厂制作，欧美无论矣，即如日本，每年产额无虑四千万元，内专销我国者达三千万元左右，亦云盛矣。故此轻便易为之事，本可家庭妇女行之，不必仰给于人，而我国往往偷安苟且，甘于坐食，毫不顾及经济上之得失。试问此每年三千万元之损失，非吾妇人所负之债务乎？世之爱国者，盍自图之。（瑞秋，1919b)
考虑到这篇文章毕竟属于“学艺”专栏，由卫生衣的“卫生”功用转而介绍“美第雅斯”，继而介绍“美第雅斯”的编织法和相关的纺织工业，也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从“卫生衣”联系我国妇女“仰给于人”，更进一步将具体纺织技术缺失导致的贸易逆差视为“吾妇人所负之债务”，则意味着此处的“卫生”论述已经不是零散的科普，而是作者在“寻求富强”的焦虑中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想象。因为中国女性社会化劳作的“不在场”，作者的焦虑无法得到排解。
由此可见，现代的“卫生”知识，逐渐演变成对生活常识和家事经验的学理提炼，想为扩大女性的职业选择创造可能，即便“卫生衣”引发的号召更像是对“家庭经济”的延伸讨论，而不是期待女性脱离家庭场域来寻得职业。“五四”之后，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之间的取舍成为日益凸显的社会难题。西医东渐，“三姑六婆”里的“药婆”和“稳婆”被女医取代，女性行医群体不仅是“女看护”这样的医疗卫生辅助人员，也包括具备医学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女性被认为适合行医、做看护或是保姆，因为她们耐心细致、乐善好施。然而，即便是可以在家中坐诊的女中医，也面临着家事和职业的两难，她们感慨“妇女职业，必须摆脱操持家政，然而欲操持家政，即不能服务社会”（谢瑜，1934）。回看这种无奈将职业“家庭化”的历史，再一次呼应了前文所论的“卫生”与“家事”之间的纠缠不清。女性从现代“卫生”知识的形塑中习得行医技术和科学理念，本是一次成功的“平权”实践，却很难摆脱内外“分权”的场域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女子习医”的讨论，由“卫生”而及“技术”、由“技术”而及“文明”的论述，在《衣服之卫生学的研究》中，还涉及另一重维度：
回顾我国妇女界之衣服，其形状果何如乎？在昔阔襟大袖，固不雅观，尚无大害。近年以来，矫枉过正，竞效窄袖纤腰，以为非此不美。其不顾卫生，徒鹜外貌，比诸东西妇女，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肺苞日弱，肢体日瘦，又何足怪？（寿白，1918)
在此，由“卫生”引发出的文明想象，导向了体质乃至审美上的差异，并对女性群体进行归类和划分。这里的“卫生”不仅指整洁有序的状态，也指身体的保养。然而，中西“卫生”话语在女性衣着上发生了摩擦。而夹在中西两种服饰审美中的女性，也有着十分矛盾的心理：
我有一个同学，最近在《学生杂志》“体育研究号”发表一文，劝人不要擦粉，不要束胸，但是她自己却也擦粉，束胸。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是她自己说的“如有人不是这样，就要被同学笑为太落拓了”罢！（梁珠心，1923)
之所以产生这种服饰审美的矛盾，更深层的原因是近代以来国人倡导的“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以此取代昔日“弱柳扶风”甚至是“三寸金莲”这样畸形的女性审美。伴随着新式卫生棉、卫生带等女性用品的推广，女性身体进步一步受到清洁、文明、进步的“卫生”话语规训。何玮曾经重点分析了《妇女杂志》中的商品广告，发现蔻丹、唇膏、脱毛膏、蜜粉等化妆和私护用品，有意无意地将“自然”“卫生”“清洁”和“美丽”等概念进行“捆绑销售”，经过消费主义的大力渲染，积极参与了“新女性”的塑造（何玮，2017：136）。然而，这种看似受到西方医学影响的“卫生”话语，本质上仍在“强国保种”的逻辑延长线上。“阔襟大袖”的“实用性”其实是传统“卫生之道”的一种表征，风格张扬的“美观”让位给“保卫生命”式的“实用”。医学博士胡定安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国家与社会之妇女卫生问题》，倡导发起“妇女卫生运动”，建议将保育“善种”的优生观念，纳入到对西式卫生行政的借鉴之中：
国家的卫生行政，社会的卫生设施，关于妇女的生活，都有监视与保护的意义。那么不但妇女们的自身直接受得利益，就是子女亦间接的受到良好影响。所以在中国向不注重的妇女卫生问题，处今日文明世界，不容我们不快快地讨论了。（胡定安，1929)
在引文中，已经被切割出去的“保卫生命”之意，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到了现代“卫生”话语的构建和更迭之中。科学技术变化为对人的“治理技术”，“女性”与“卫生”的关系形塑成为现代国家控制的一次实践。而女性在这次旷日持久的“卫生”科普中，以一种前所未有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方式，试探着“家事”和“职业”的边界。
四
结语
如果说《女子世界》中的“卫生”叙述多数还是中国传统“卫生”观念内部的语义革新，那么《妇女杂志》中的“卫生”叙述则已经在“西医东渐”中初步完成了两种知识谱系的对接，并见证了现代“卫生”话语的崛起。作为西方现代医学的延伸，“卫生”论述更加贴近生活日常，而女性视角的叠加有助于我们深入到中西知识谱系的“缝隙”中，进一步观察“卫生”在正式成为一种“科学”表述之前，如何在“家事”“实业”“学艺”等分类中“徘徊”。比起纯粹的科学知识普及，面向近代女性的“卫生”叙述更倾向于实用经验的提炼，不仅落实到家庭等私人场域中可以实施的卫生行为，更成为国家治理视野中“强国保种”观念的另一种表达。这最终构成了中西理念交融并蓄的“卫生”话语，以科学技术为基石，却又超越了具体的技术，更倾向于福柯所说的“治理的技术”。“卫生”话语积极介入新女性的想象，对日后女性的“身体”“职业”和“审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女性的“想象”和“塑造”，始终离不开“强国保种”的论述。“废缠足”“兴女学”“伸女权”三大基本倡议，虽然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中无法脱离“国民之母”论的局限，但都以女性从私领域向公领域的“进发”作为强烈的精神诉求，直指学校、工厂和政界。这种精神诉求被国家话语收编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制度保障，如清末女学的合法化和民国年间男女双轨制教育的结束。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女性扭转身份困局的可能性，如女性接受教育后对自身成长环境的反思、对于参政议政的渴望等等。但本文涉及的卫生话语，作为“女学”的延伸部分，以近代科学启蒙为大背景，本是中西医学话语碰撞的有机构成，也确实推动了女性对自我的身体认知，促成了女性医护工作的社会化。然而，这种卫生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保留了依附于传统“卫生”观念的女性角色，沿袭了既有的性别分工，成为女性从公领域向私领域的“回撤”。而这种“回撤”由于国家力量参与构建的卫生知识谱系，影响了科学观念对女性的启蒙路径，也造成了人们对女性职业的认知惯性。
如今，“医疗卫生”连用已是常态，女性与“卫生”的联系也显得波澜不惊，但是在历史滑入我们以为的既定轨道之前，不同文明观念经历了数不清的碰撞和扭转。厘清这些“性别”与“技术”互相缠绕的观念线索，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打开研究医疗卫生话语的维度。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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