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已过惊蛰，但我的故乡蒲城某村庄，依然沉睡在冬日里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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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的时候，我回村参加一个长辈的葬礼，顺便绕着村道转了两圈，突然发现故乡的形象苍老斑驳了很多，就像一个垂暮孤冷的老人，那么亲近又那么疏离。
满目萧杀衰败的场景里，曾经的高门大户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房檐上落满灰尘的灯笼寂静而清冷，窝在门前的黄狗面见生人也懒得吠叫两声。好多人家的院墙已经倾颓，露出宽敞而贫瘠的院落，仅留下几株荒草正在任风摆布。
更叫人觉得伤怀凄冷的是，虽已到春季，迎面的风已经不似冬天那么刺骨，旷野上的麦田也有了生气，但村子却依然静默着安睡着，丝毫感觉不到生机和色彩。倒是有好几户人家，大门两侧的白色挽联随风瑟瑟，两行残缺凄婉的文字诉说着逝者渡尽劫波的生平。
我的外公跟我讲，去年疫情放开之后，今冬村里过世的人很多。光是2022年一年，就有14个中老年人相继逝去，时间也很集中，以至于方圆几里吹拉弹唱的乐人完全不够用，即便是主人家多加钱，也顶多仅能叫来一两口吹唢呐的，整个白事的操办过程，也是能简就简，个别人家还有些敷衍。
外公同时跟我说，人老了都有“爱钱怕死没瞌睡”的毛病。眼看着身边的同龄老人一个个都入了土，他现在的状态就是晚上频繁起夜，不明原因的睡不踏实。外公说他害怕自己某天突然有了意外，身后遗言无人聆听。但是他似乎又对各种可能的意外，提前有所心理预设和精神准备。
实际上，外公的生活态度历来是非常积极正向的，即便是在命运低谷中，他也一直在用超过常人的能量和勇气来对抗周遭的不幸，这种性格形成，与他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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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今年83岁。1942年，外公尚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跟随257名蒲城籍青年应征入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两年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父亲毅然离家从军后，自此杳无音讯。因为没有家庭主劳力，外公和他母亲的生活也很快陷入了困境之中。据外公晚年回忆说，为了应付生计，母亲变卖了家里所有资产。后来实在生活困难，就沿街乞讨，最后去村里大户人家给人织布纺线，自学烹饪当厨娘等等。孤儿寡母就是靠这种谋生方式，硬生生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幼年时，外公在同辈人的称呼里被叫做“没大娃”，（“大”是陕西话父亲的意思），这个称呼一方面代指外公失去父亲的真实情况，其实也暗含着对外公从小没教养的某种讽刺和歧视。他回忆说，母亲当年要饭的时候，生怕娃沿途跑丢了，就拴根绳子把他牵着。而这样的场面，经常被村里人当做是笑话嘲弄的对象。
应该说，身世的悲剧和父爱的缺失，对外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村的爷爷曾经常跟我说，你外公小时候特别不安生，说话办事不懂礼数，上房揭瓦各种逞妖，在村里匪得很。
即便是如此，外公对于父亲却有种由衷的崇拜。在蒲城的青年军部队整编之前，外公曾随母亲在父亲的办公地——蒲城县城关镇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记事后，母亲经常给外公说，你大那时候有专门的办公室，配发有军装和武器，每天早晚在操场集训，非常威武。
母亲这样的描述，让外公对父亲产生了美好的想象，并因此引以为傲。所以当村人都在奚落他没有父亲的时候，外公却挺胸傲视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他父亲为国为民捐躯赴死的无尚荣光，远比任何人的父亲都值得在心里去炫耀。尽管当时这种信念不能为人所深知，尤其是解放之后以及文革的敏感时期，外公更是讳莫如深。在他的大半个人生岁月里，有关父亲的过往，外公几乎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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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8年，基于当地《乡志村志》的原始资料，我先后在蒲城县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等地，找到了当年蒲城青年应征入伍的名单，并且找到了外公父亲的名字，外公这才放下了心中的包袱，声泪俱下地把有关父亲的记忆碎片向我们讲述出来。遗憾的是，那时候的他已经是与社会脱节的残年老人了，再显赫的家族荣耀，都很难引起后辈们的深层共鸣。
1950年，因为彻底等不到父亲战场归来的可能，外公便随母亲改嫁了。在母亲新组建的家庭中，外公不仅获得了成长所需的温暖关爱，还被送到了学校，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
外公回忆说，他刚开始对上学是很排斥的，尤其是20多公里的距离需要翻山越沟徒步往返，后来在母亲的鞭子驱赶下，外公不得已背着书包进了学堂。念书期间，外公学业不精，但是酷爱看小说，尤其是涉及到战争题材相关的书籍，我想这与他父亲的经历不无关联。
中学肄业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外公于1973年开始，跟着长辈们去了远在百里之外的公社煤矿下井。那时候还没有交通工具，外公就从别人那里买了辆二手三八大杠自行车，每天凌晨就从家里出发，骑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矿上。
许是出于对父亲角色的深切感触和理解，外公总想着能用自己的双手，赚更多的钱去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因此他在煤矿上工作非常卖力。据长辈们跟我说，你外公生平人太老实，干活也肯出力气，别人用下井挖煤的时候，都想着怎么偷奸耍滑，可你外公却从来不知道撒懒，经常是嘴里还有没嚼完的馍菜，腰上已经绑上绳子准备下井了。
刚去煤矿的时候，外公先从看不见天日的井下工做起，后来因为识字又做了会计，但为了尽可能多挣钱，他行政岗下班后还会再下到矿井里去干临时工。也正是凭借在矿上18年的物质积累，外公先后娶妻生子生女，抛挖出了家里的两孔窑洞，盖上了非常阔气的门头，但也落下了终身的疾病。
大概是在1994年左右的时候，外公突然大病一场，症状就是久咳不愈，甚至咳出了血。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经验认知，农村人对于尘肺病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仅当是普通感冒治疗，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外公有个寒冬深夜里甚至险些没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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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少不更事，目睹了那夜的场面。当时一众儿孙围坐在炕前，外公煞白的脸上气色全无，但每每听见我们的声响，还是会努力表现出宽慰的表情。当夜，舅父借来了邻居的架子车，在车板上铺了厚厚的棉被，拉着外公去镇上的医院求医，镇上的医院见情况复杂不愿接收。舅父无奈之下求人开着拖拉机，把外公拉到了邻镇上的医院，所幸这家医院的医生医德医术良好，外公的危急状况也得以缓解。
直到那时候，我们才得知，外公得了煤肺病，而且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职业疾病。考虑到工作环境会持续催化这种病的复发，尽管煤矿上的工资收入依然可观，但在家人的强烈坚持下，外公还是辞了矿上的工作，回到了农村务农种地。
回到农村之后，刚好赶上我们当地栽种苹果树的热潮，外公从采购树种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地里翻腾，后来索性在地里盖了间土房，直接住在了果园子里。新盖的土胚房阴冷潮湿，外公的腰腿在这种环境里久处，最后得了风湿，如今逢天阴下雨就痛苦难耐。
三年之后，几十棵苹果树顺利挂果，给外公家里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因为当地土质的问题，加上灌溉不便，他的果树才生长了两年时间不到，便大量得了根腐病。眼看着一株株辛苦栽培的苹果树叶子落光，枝丫干枯死亡，外公做了无数努力之后都以无果而终。那时候他还不到60岁，却一夜白了头。
种苹果树受挫后，外公先后尝试过种植苜蓿、干零杂修理工、养牛放羊等营生，但都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坚持下来。但他始终在谋求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何有希望给家庭和儿女带来环境改变和物质回报的事业，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愿意去尝试和实践，即便是自己吃冷馍、睡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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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外公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前几年外婆的离世，对他更是沉重的打击。这几年间，儿孙们都远去城里务工或立业成家，大家几次邀他去西安同住，但这个老人习惯了自由孤独，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热情和嘈杂，他更愿意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几亩田地，在春耕秋收的平常日子中消磨晚年光景。尽管这个老人的力气，在煤肺病等身体沉疴的拖累下，已经再无法长时间掂起农具……
这次回村期间，我总是尽可能找话题跟外公聊天，但他似乎对往事很不屑，即便是我刻意提起那些在我看来很振奋的事件情节，外公也不过是一笑而过。在我们全部交流的过程中，他说的最多短语是“咳！那没有啥！”
那位长辈的丧事完毕，在我离开村子准备返程西安的时候，外公扶在我的车窗上几次欲言又止，眼见他似乎有眼泪要流出，我赶紧给他点了根烟，外公的情绪逐渐有所平复。当手里的烟卷已经要燃尽的时候，他最后才说了句：回去西安了别担心我，生死不过就那么一回事了。
当汽车驶离村口的时候，我再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外公，他背手孤立在风中，颀长的身形愈发佝偻，就像一棵即将就木的老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