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夏之交，15头大象组成的象群从云南西双版纳一路向北的消息刷屏了，甚至引起国外网友的关注。一时间，“大象去哪儿”成了热搜关键词——这些庞然大物成了网络明星，它们走过墨江县到玉溪市、元江县、石屏县，一度进入昆明地域。网友们既兴奋，又紧张，毕竟这些大家伙“侵入”了人类的领地，它们不进森林中找树叶吃，专吃农作物……据不完全统计，这15头大象所过之处，累计破坏农作物达842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80万元。
在我们的印象中，大象生活在热带非洲、亚洲草原与森林中，不会和人类居住的平原、丘陵地带重叠。那么多年，人象之间一直相安无事。英国学者伊懋可在其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却提出，4000多年前，中国东北部及大部分地区都有大象出没。现时中国北方大象绝迹，它们生活在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保护区里，恰恰说明了“大象的退却”。
伊懋可认为，这是大象与人类持久战后战败的结果，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么说来，西双版纳那群大象，很可能不是突发奇想离开家园，而是追随某种基因中的祖先记忆北上重归家园。
想想也有道理，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曾发现多件象牙制品，6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人喜欢把象牙做成筒和琮。
商周时，人们对于大象是非常熟悉的，大象还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曾在北京乃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泛出没。
甲骨文的卜辞中也有一次狩猎获象10头的记载，可见殷商时的中原地区还是热带、亚热带气候，水草茂盛。河南省简称“豫”，大家认为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很难说其中没有藏着远古的记忆。
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韩非子曾说：“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当年老人给孩子们讲自己驯服大象的故事时，孩子们只能去“想象”。那么，大象是怎样消失不见的呢？
学识渊博的伊懋可
本书作者伊懋可是一位汉学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懋可纵横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史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1990年，伊懋可提出了一份中国环境史研究构想，并立刻着手展开系统的研究。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利华谈到了他和伊懋可相识并交往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学识渊博，精通中国文化的学人的风采。伊懋可潜心研究数千年中国环境史上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新论题和新见解。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伊懋可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文献典籍的熟悉程度让王利华感到震惊。他举例说，有一次他们在聊天的时候，王利华提到汉代儿子婚后与父母分家的现象非常普遍，伊懋可随口便说那是“生分”。王利华感到很惊讶，如果不是那时他正在编写《中国家庭史》，肯定不会注意到这个事，而伊懋可却举重若轻地提到了，没有精深的学术造诣是做不到的。
还有一次，聊到南方稻作农业的劳动强度，王利华说南方农民比北方农民辛苦，尤其在双季稻生产区，南方农民们在炎热的夏天插秧，要长时间地背晒烈日，弯腰倒行，拔秧倒可以坐在“秧马”上。伊懋可立刻问，是王祯画的那种“秧马”吗？那能行吗？
王利华又被震惊到了，秧马是一种很不起眼的生产工具，即便中国的农史专家也未必都听说过，而他不仅知道这个物件，而且凭直觉就对王祯所画的图样产生了怀疑。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这位西方智者果然是博览群书，见识广博。
这些例子也说明，历史需要从不同维度进行观察和解说，如果从中外比较的角度看，有些过去我们一直觉得“自以为是”的观点也并一定正确，至少是有所偏颇或不太周全。这也是我们阅读《大象的退却》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人与大象之间的三千年搏斗
在新闻中，我们看到当地政府对走出居住地甚至“侵入”人类领地的象群的宽容和照顾，而历史上，人和象的关系并不是这样其乐融融。
4000年前大象出没于后来成为北京的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而今天，野象仅存于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几个孤立的保护区。在商代和古蜀国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象骨，当时铸造青铜象，甲骨记载中提及大象被用于祭祀先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古代，中国东北、西北和西部区域有为数众多的大象。
然而，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在东北部和东部边界的淮河北岸，大象几乎无法越冬。到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时候，它们只能在南部活动，在上个千年的后半期，它们日渐集中于西南部。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大象与中国农民无法共处。
具体来说，人与大象的“搏斗”在三条战线上展开。第一条战线是农民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栖息地。大象需要生活在没有陡坡的温暖湿润的地方，理想的环境是靠近水源或湿地的森林。大象的体重可以达到好几吨，每天要消耗大量食物和水，大象繁育缓慢，孕育一头幼崽需要近两年，大象数量减少之后，很难在短期内恢复。
第二条战线是，古时候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需要除掉大象。他们认为，为了确保田地的安全，需要除掉或捕捉这些窃贼。11世纪的一位作家观察到：“漳州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去。”
第三条战线是，人们为了象牙和象鼻猎取大象，象牙是一种贵重的材料，大象鼻子是一种食材，大象还可以加以训练用于战争。公元前548年，以机智过人闻名的政治家子产，在犀利地抨击晋国国君勒索贡品过多的争辩中说：“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公元3世纪，西部的居民将象牙做成象牙制品，如朝臣上殿面君时手持的书写笏板。大象在食物、观赏和军事等方面的“实用功能”，却成为它们遭受厄运的重要原因。
大象之所以退却，实在是因为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它们这种种群不断压迫所导致的。不只是大象，人类对其他许多野生动物也是这样对待的。例如，在云南西部洱海周围白族人居住的土地上，曾经有巨大的蟒蛇出没，不仅吞食家畜，而且吃人。当时的人们和蟒蛇进行了英勇甚至绝望的搏斗，才能安全地耕种湖边肥沃的沼泽地。那些巨蟒的后代今天仍幸存于洱海东边，不过它们的尺寸大大变小，以至人们不经特别调查就可以说，它们灭绝的危险也大大减小。
古人的环境观
三千多年前，中国人重新塑造了中国。他们清除森林和原始植被，将山坡变为梯田，把谷底隔成农田。他们修筑堤坝，让河流改道，湖泊迁移，还猎捕或驯化飞禽走兽。到了帝制晚期，经历过几千年的开发和改造，自然界可称为“净土”的地方已经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中国人中的精英分子不止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也不只是把它当作艺术表现的主题，中国古人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环境观，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一个是“风水”，一个是“天人感应”。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作堪舆。风就是元气和能量，水就是流动和变化。它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古人相信改变建筑物的位置，调整家具的排列，都能对风水施加影响，继而对特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影响。
书中讲到，清王朝选择河北的遵化做陵寝，也就是清东陵，是出于对风水的考虑。遵化位于东北与满洲里的交界处，这里群山环绕，人们的寿命比较长，粮食生产稳定，特产丰厚。被确定为皇陵之后，主陵墓周围就变成了禁地，类似于环境保护区。《大清律》中有规定，皇陵不能盗砍树木，不能取土取石，不能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违反者要打屁股，还会被发配边疆。
在古人看来，出现祥瑞，是大自然在向人类发出信号，人类需要破解这些信号，搞懂它们的现实含义。这就要说到古人的第二个环境观，那就是“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是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学说。其中祥瑞又称“福瑞”，指吉祥的征兆，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出现等等。
《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甘露降，庆云集”。天文志解释说：“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困，是谓庆云，喜气也。”中国北方的天气向来多变，正是天气的捉摸不定，才使天人感应之说深入人心，天气多变才会造成巧合。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在科学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一套原始的、朴素的环境观。它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提醒老百姓保护环境，遵守公序良俗，同时，也提醒统治者重视个人德行和民生福祉；不过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这种思想经常被统治者利用，被当成一种愚民手段，用来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
古人的环境观，总是围绕着风水和天人感应展开，风水思想主要在民间流传，普通群众借以利用它建立起人与自然间的良好关系，以期让自己和后世子孙过上美好生活或获得自然的福报。天人感应一般为统治者所垄断，以期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使朝廷的权力能顺利下行，并加强对各地的统治。
正如作者所概括的，自然不是一种短暂的存在，而是一种永恒的、可理解的启示。一双慧眼能从某处风景中看到“道”的自我展现，看到推动世间万物变化的互补力量的循环往复，它能在山水环抱中发现风水宝地。可以说，它能意识到大自然是神明的乐园，而神与大自然同在；抑或发觉大自然是万象之中光芒四射的佛的化身。
总结
大象在中国北方的退场，只是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伊懋可写作《大象的退却》的真正用意是通过大象的迁徙影射整个中国古代环境变迁的走向。他认为，中国人认识环境是一回事，改变环境是另一回事。文人墨客笔下对自然山水的赞美，只是知识分子的感受，没有转化为保护环境的社会共识和行动。
伊懋可关注的是，研究中国环境的变迁，不应只将目光局限于那些自然科学因素，而应更多地研究“大象的退却”所反映的环境变迁深层原因。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包括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大象在与人类的三千年搏斗中退却了，思考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包括正面和和负面的影响，不能有一刻的终止。因为我们就在环境中，环境就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