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瑞娜·森德勒的英雄事迹已被世界大部分人忘记，直到2000年，堪萨斯州团结镇（Uniontown）中学的四个女生决定调查她的生平作为历史作业的一部分。森德勒信奉波兰天主教，父亲是位外科医生，从小教导她平等地看待犹太人。1939年纳粹入侵时，她是华沙社会福利局的行政人员。这个部门为无家可归的人和孤儿提供吃住。
森德勒立即决定，主动开始实施一项为一切需要帮助的犹太人提供食物、药品和钱物的秘密计划。她知道这违反纳粹的纪律，所以她为登记的犹太人都写了基督教徒的名字。为了与当局保持距离，她告诉纳粹，登记接受救助的都患有传染极强的斑疹伤寒。犹太人用这些假身份生活，而森德勒将他们的************信息放进一个罐子，埋在邻居院里的一颗苹果树下面。
华沙犹太区一建成，由于饥饿或者疾病，里面的犹太人开始以每月5000人的速度迅速死亡。森德勒每天化装成护士进入犹太区，说服犹太父母让她将他们的孩子偷偷送到安全的地方。有记录显示，她自己救下了2500名儿童，悄悄地用假名字将他们带出犹太区，然后送给收养他们的家庭、孤儿院和修道院。一些孩子藏在装满衣服和食物的手推车里，她还把一个婴儿藏在一个男人的工具箱里偷运出去。其他的孩子藏在棺材和装土豆的粗麻布口袋里，也被带了出去。
1943年10月20日，盖世太保最终发觉了伊瑞娜所做的事，逮捕了她。他们碾压她的脚和腿，直到骨头全部坏掉，但是她拒绝泄露任何名字。她被判处死刑，但是一个朋友贿赂了一个守卫，让她逃走了。此后她便躲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她把那个罐子挖了出来。
在去世前一年，伊瑞娜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9 玛丽·马德琳·霍卡德（Marie-Madeleine Fourcade）
当纳粹进攻法国时，霍卡德还是一个出版公司的秘书。她参加组建了“同盟”——一个地下反抗组织，被称为“诺亚方舟”，因为成员都用动物名字做代号。霍卡德叫做“刺猬”。同盟依靠自己的力量收集有关纳粹的情报，并传递给英国。当团体的负责人被捕后，霍卡德接管了这个组织。在她带领大家工作期间，他们为便利联军进攻制作了德军在诺曼底海岸线的防御工事地图。
同盟的侦探一直身处险境，随时可能被当作间谍而遭到逮捕、受刑。霍卡德曾两次被捕。第一次在1942年11月10日，一个双面间谍背叛了她，但她逃到瑞士，再乘飞机到达英国。她在伦敦指导同盟工作，直到发觉自己在法国能做更多事以后，她回到被纳粹占领的法国，继续指导举步维艰的对德战争行动。她再次被捕，但是又逃跑了，并且没有在战争中牺牲。
8 斯特凡尼娅·普德戈斯卡（Stefania Podgorska）
1923年，普德戈斯卡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14岁时，她家搬到附近的普热梅西尔（Przemysl）镇，为当地一家开杂货店的犹太人工作。当纳粹入侵时，她母亲和兄弟被送到德军劳动营，斯特凡尼娅的雇主被囚禁在犹太区，她被留下来照顾她6岁大的妹妹。1942年，纳粹开始清洗普热梅西尔犹太区。斯特法尼亚战前老板的儿子乔·戴茂德（Joe Diamant）被送到一个集中营，但他用跳火车的方式成功逃脱。
乔在孤独绝望的处境中，找到了斯特凡尼娅，她同意将他藏在顶阁里。乔努力与家里其他人取得联系，大量犹太人逃出犹太区，躲到普德戈斯卡姐妹家里。为了将他们全部收留下来，斯特凡尼娅不得不搬到附近一所有两间卧室的小木屋居住。最终普德戈斯卡家总共藏匿了13名犹太人，乔在阁楼里做了一面假墙壁，用来藏住他们。
两年以后，德国人接管了街对面的一座建筑物，将其改建为一所医院，然后开始接管附近的公寓。一个德国军官敲开姐妹俩的门，命令她们在两小时内离开。被她们藏起来的犹太人催促她们快走，保护好自己，他们发誓不会束手就擒。但是，斯特凡尼娅祷告完毕之后却决定留下来，尽管知道冒着失去自己和妹妹生命的危险。军官回来时，高兴地告诉斯特凡尼娅，他只需要一间房子了，她可以继续住在另一间房子里。军官住了7个月，全然不知自己头上藏着13个犹太人。
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1944年7月27日普热梅西尔解放。斯特凡尼娅从未抛弃她救助的难民。第二年，她和乔结婚了。
7 哈丽那·希曼斯卡（Halina Szymanska）
战争爆发前几年，希曼斯卡的丈夫安东尼·希曼斯基（Antoni Szymanski）上校是柏林最后一位波兰军事官员。这对夫妇在这儿碰见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将军——德国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卡纳里斯帮助希曼斯卡和她的孩子逃到瑞士中部。安东尼就没这么幸运了，苏联侵占利沃夫时他被俘虏了。
事情是这样的，卡纳里斯对希特勒很有意见，而且十分畏惧波兰发生的大屠杀。他早就酝酿着反对纳粹的计划。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失败后，卡纳里斯将自己的计划提升为推翻整个纳粹党，让希特勒像疯子那样进监狱。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他雇佣希曼斯卡做为联系英国的联络员，协调反击纳粹的进攻行动。她和卡纳里斯在瑞士和意大利屡次见面。1941年，她从卡纳里斯那里得到情报——德军将进攻苏联，随即她自己便将信息传递出去。
卡纳里斯后来告诉她，这次进攻受到了苏联的阻碍。她还开始与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和汉斯·吉泽菲乌斯（Hans Gisevius）一起工作。艾伦后来成为美国中情局首任局长。汉斯是德国情报官员，参与了7月20日针对希特勒密谋的******计划。终其一生，希曼斯卡不愿将她所做的事称为间谍活动，而喜欢称为“精心设计的轻率”。
6 安德里·德容伯爵夫人（Countess Andree de Jongh）
德容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比利时护士。德军进攻比利时时，德容在为红十字协会工作。她不顾被纳粹党卫军抓捕的危险，尽可能帮助联军战士。不能从敦刻尔克撤退的英国士兵藏在布鲁塞尔各个安全的地方。德容一边帮助他们，一边联系了足够多的支持者，修建了一条法国到西班牙的地下铁路。
德容的系统很快以“彗星轨道”的名称闻名遐迩。最初11名英国士兵试图通过这条路线逃跑，却被西班牙人抓住了，其中9名被送到德国战俘营。安德里被激怒了，决定自己领导下一次逃跑活动。在她的带领下，3名英国战士安全到达英国驻西班牙毕尔巴鄂领事馆。MI9是致力于从敌人后方营救战士的英国情报部门，对此印象深刻；它同意为她提供救援需要的物资设备和接触机会。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她个人领导了33次具体行动，穿过了从比利时到西班牙那片被占领的土地，营救了400多人。
1943年1月，她被捕了，遭到盖世太保严刑拷打，最终招供了一切。幸运的是，纳粹竟然不相信一个妇女能做这么多大事，决定不处决她。剩余的战争岁月，她待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直到解放。
5 丽萨·菲特扣（Lisa Fittko）
菲特扣的乳名叫伊里泽贝特·吉埃克斯坦（Erzsebet Eckstein），出生于乌克兰温格瓦尔（Ungvar），靠近匈牙利的边界。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家搬到了柏林。1933年，她的父母看清了希特勒的本来面目，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是菲特扣却选择留在柏林参加抵抗运动，扩散反纳粹的宣传。她在一家糖果商店后面的房间居住、工作，大声播放威尔第的唱片《阿依达》，用来掩盖印刷政治传单的噪音。由于在一次纳粹集会上希特勒向大家敬礼而她没有回礼，她迅速出现在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上——尽管菲特扣自己辩解这实际上是精神集中造成的失误，根本不是政治姿态，她说，“我很愚蠢，但不至于这么愚蠢。”
她逃到布拉格，继续宣传工作，并与另一位反叛纳粹的朋友汉斯·菲特扣（Hans Fittko）结了婚。他们遭到盖世太保猛烈地围追堵截，首先逃到苏黎世，然后逃到阿姆斯特丹，一路上散发反抗纳粹的印刷品，还将其偷偷运进德国。1939年，他们逃亡到巴黎，但当战争开始时，法国人抓捕了几千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讽刺性地包括了菲特扣一家，然后将他们关押在法国四周匆忙修建的集中营。
菲特扣夫妇到达西班牙边境附近后，开始制造逃跑用的假文件，借助德国入侵法国的骚乱成功逃脱。他们本可以逃到西班牙，避免再碰到麻烦；但是他们选择留在被占领的法国，尽量营救大家。丽萨凭一己之力开辟了一条穿过比利牛斯山通往西班牙的小道，她第一次走这条路时几乎在森林里迷路了。这条逃跑路线总共救助了几百人。美国派哈佛大学教授瓦利亚·弗莱（Varia Fry）来帮忙组织出逃计划，他与菲特扣一起救出了更多人——多得足以引起纳粹的注意，美国不得不将弗莱撤回去，以此稳定美国与德国的关系，毕竟美德尚未开战。法国将弗莱送回了美国，但他离开前还帮助菲特扣夫妻逃上一条1941年11月将开往古巴的船。
4 莫妮卡·维奇菲尔德（Monica Wichfeld）
维奇菲尔德出生于伦敦，最初名叫莫妮卡·马西-贝雷斯福德（Monica Massy-Beresford）。她在爱尔兰长大，1914年与丹·乔根·德·维奇菲尔德（Dane Jorgen de Wichfeld）成婚。1940年纳粹入侵丹麦时，莫妮卡十分生气，因为希特勒那时与丹麦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她加入了丹麦人的抵抗组织，与他们一起给纳粹国防军（Wehrmacht）制造麻烦。从1940年到1943年，抵抗运动是非暴力的，包括抗议活动、宣传活动和秘密收集情报。维奇菲尔德集资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印发反对纳粹的资料。她还帮助将有关德军数量和武器的信息传递到伦敦。到1943年底，英国突击队为抵抗组织空投******，以便破坏通讯和供给线。
到1943年秋天，破坏活动已经四处蔓延，纳粹为打击抵抗组织控制了丹麦政府。10月1日，希特勒命令抓捕所有丹麦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到死亡营；但是抵抗组织知道了这个计划，抢先一步找到犹太人并将他们撤到瑞典。这样被救的约有7800人。只有大约500人被俘，被送进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位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境内）的监狱。这是一个劳动集中营，但是死亡率并不比死亡营低多少。里面的人主要死于疾病，尤其是斑疹伤寒，营养不良让情况更加复杂。许多人被打死或者处死。在那500名被送到这里的丹麦犹太人中，约有400人在战争中幸存。
1944年5月，另一位抵抗组织的成员出卖了维奇菲尔德。她拒绝泄露任何有关其他同志的信息，纳粹判处她死刑。但是，由于丹麦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处死过妇女了，丹麦公众几乎掀起一场全境范围内的起义，纳粹认为关押的办法更简单易行。第二年的2月27日，她因肺炎病故。
3 马格达（Magda Trocme）
从1940年占领法国直到战争结束，马格达和她的丈夫——清教牧师安德烈（Andre Trocme），说服其他本地宗教领袖和教区民众，保护逃到法国中南部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四周区域里的任何犹太人。从1940年到1944年，当他们所在的这部分法国区域最终解放时，约有5000名犹太人先后来到这里并被这里的人们藏了起来。这是因为安德烈引用《圣经·申命记》第19章的内容，向他们宣讲保护“上帝子民”的重要性。
是马格达帮助了第一位来到这个地区的犹太人——一名妇女，她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敲响他们的房门。镇里所有的避难所开始收到来自多方的捐赠，包括各种犹太和基督教派，以及世俗慈善组织。1943年2月，当安德烈被捕后，马格达接管了他的工作，管理多种事务：为源源不断来寻求庇护的犹太人获取食物、药品、衣物和藏身之所。一个月以后，安德烈被释放，他立即与马格达藏了起来，继续关注犹太难民的安全。
2 苏菲·绍尔（Sophie Scholl）
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律时，14岁的苏菲还是德国南部一名学生。她虔诚地信奉路德教，无法理解纳粹对非雅利安人的仇恨。她因在学校朗读被禁的犹太作家海涅写的文学作品，受到了谴责。1937年，她的兄弟被捕入狱，因其加入了德国青年运动（German Youth Movement）——他们公开反对纳粹主义。1942年，她为国家劳动服务完成了6个月的义务工作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参与了白玫瑰运动——支持对纳粹主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同年，她的父亲被捕入狱，因为他说希特勒是“上帝制造的灾难”——这也是匈奴王阿提拉的绰号。
1942年晚期和1943年早期，白玫瑰运动制作了6种不同的反战手册，在慕尼黑四处散发。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严密监视德国城市里所有的反抗行动，顺着宣传资料找到大学只是时间早晚的事。1943年2月18日，就在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失败后几天，苏菲和他的兄弟汉斯便被抓起来，受到审讯。苏菲的腿折断了。她被送到罗兰·弗雷斯勒（Roland Freisler）的人民法庭。弗雷斯勒在审判过程中常对被告大吼大叫，言语刻薄冒犯，所以臭名昭著。他很少发现谁无罪。
苏菲如是说到：“毕竟，需要某人开个头。我们所写所说的也是许多人所相信的。他们不敢像我们这样表达自己。” 弗雷斯勒不允许她有律师，也不允许证人为她辩护，几个小时后就判她砍头的死刑。她最后几句话是：“当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个人而投入一项正义的事业，我们怎能期望正义大行其道？在这样明媚的好天气里，我不得不离去，但是如果我们的行动可以唤醒成千上万的民众，让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我的死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她和汉斯展现的勇气给卫兵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们得到了优待。两年后，弗雷斯勒在一场联合轰炸中死去。
1 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Zoya Kosmodemyanskaya）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时，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是莫斯科的一个中学生。作为一名模范生，卓娅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之后，她自愿加入了一支游击队。她所在的9903分队，被派去敌军占领区（现在的白俄罗斯）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的工作就是对纳粹进行非对称的战争行动，破坏公路、电报和电话中转站。这个分队大约有1000人，但只有一半活到战争结束。
1941年11月27日，一个小分队被派出烧毁佩特舍瓦（Petrisheva）村庄，但是他们的负责人被捕后牺牲了，剩下的人撤退了。第二天晚上，卓娅独自再次来到这个村子，由于一个本地人出卖了她的位置而被捕。德国人一整晚都在折磨她，甚至连德国军官都难以忍受她的尖叫而离去。被执行死刑后，她身体的照片显示出拷打多么让人毛骨悚然。她固执地拒绝说出自己的真名或者任何有用的信息，第二天早上便被挂上写着“纵火犯”的标志在村里游街示众。
执行绞刑之前，她坚定地说：“你现在可以绞死我，但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20000万人。你不能把每个都绞死。我的仇一定会报。战士们！趁现在还不晚，投降吧。胜利是我们的！”第二年2月，她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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