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倒霉之章，坏运气的故事并不总是那么有趣，但我写这个章节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看看在戈壁滩开汽车会遇上怎样的麻烦事。我们去了库伦，路上我们几乎没有拍照，我开始感觉到在蒙古开车如同和在第五大道[1]上开车是一样轻松的，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交通警察，因此无须靠右行驶。戈壁沙漠上更没有交通拥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骆驼商队或一排牛车的时候，我们肯定有足够的空间通过，四处可见的奔跑的动物让道路变得四通八达。
我们的汽车“呼噜”一下熄火了，然而维修店似乎距离我们还很遥远，所以寻找维修店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回程的路上，情形变得大不相同，我知道在沙漠中独自行进而汽车却出了故障的话，那将会是很严重的问题。除非你是一个专家机械师，有各种各样的备件，不然你可能不得不步行三四十英里到最近的水域，在那儿等待很多天直到有人来帮助你。
然而我们是幸运的，对于汽车的修理，柯尔特曼和古普第尔几乎无所不知，他们在分析了汽车的状况后，都有能力用锤子和螺丝刀处理汽车的任何故障。
在离开库伦后的第4天我们踏上了重返库伦的道路，查尔斯·科尔特曼带上普赖斯先生，科尔特曼太太，马门太太一同踏上行程。作为古普第尔先生的精神与生活的伙伴，我在后头开第二辆车，一名受伤的俄罗斯哥萨克信使和一名法籍捷克信使坐在车后座。第三辆车是木质车身的福特汽车，它是为了有更多的承载空间才设计成这样的，但它看起来又像一一堆矮草垛，几乎可以被称作“痛苦之盒”。司机老王载着马门家的中国男佣和阿妈[2]，车上是装着杂物的行李。
早上，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天灰蒙蒙的，一阵刺骨的北风袭来，甚是寒冷，预示着下个月的时候整个蒙古都将在寒冬里度过。我们向东边的山谷行进，越过土拉河到达了一座俄式桥梁，继续向南行进便到了通往卡尔干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第二长的山脉[3]顶峰的时候，在冰川的爆炸声中寒风扫过，不知从车里的哪个位置传来刺耳的碰撞声，随后便是持续的“砰”“砰”“砰”的声音。“毫无疑问是连接螺杆出了毛病”，古普第尔说：“我们要阻止它。”当他爬到车下时，发现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了其他的一些话，这些话便于他思考。
除了用一根备用的连接螺杆替换原来损坏的零件外别无他法。在接下来寒冷的3小时里，古普第尔和柯尔特曼躺在车底下修车，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旁边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一场恶劣的蒙古风暴席卷而来，让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下午3点，我们准备次日出发，那晚我们的营地距离库伦仅有60英里。
第二天，当我们经过都灵时，捷克人指出了那个他躺了三天三夜的地方，当时的他锁骨骨折，肩膀脱臼。他带着重要公文，开着一辆载着乘客的中国公司的汽车从伊尔库茨克来到这里，艰难地在库伦和卡尔干之间为过路的旅人提供搭便车的服务。和往常一样，这位土生土长的司机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开着车，当时他实在不应该开车超过20英里。结果其中一个前轮打滑，汽车完全转向，造成了1人死亡，捷克司机自己则受了重伤。三天后，一辆车带他回到库伦，一名醉酒的俄罗斯医生将他的骨头错误复位。哥萨克人则是在俄罗斯前线的激战中中了两枪，尽管他的伤口刚刚愈合，他却还和北京特派员一同骑行了300英里。
我的两个乘客都很高兴逃离了中国汽车，因为这些事故是必然的，而非个例。在库伦，每年都有19辆汽车被撞得粉碎，扭曲的金属躺在路面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与司机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些人可以驾驶汽车，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完全无视汽车发出的危险信号。此外，所有的中国人都爱秀车技，司机喜欢在路上飙车，而这本需要他们足够专注、多加练习。路面上深深的车辙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因为两个车轮之间的道路往往是光滑细腻的，但是一块石头或一丛草就可以让车辆翻覆。即使最谨慎的司机驾车的时候，事故也会发生，因此在蒙古开车绝不是没有危险，也非总让人心情振奋的。
大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看见痛苦之盒发出疯狂的信号，痛苦之盒落后于我们不再行进，看来...
第三天中午，痛苦之盒艰难地继续行进，但是当我们到达图林南部大草原中部的水井的时候，那个水井已经被废弃了，因此我们去沙漠中部的乌德电报站，在那里马门拿来一个库伦的备用轮胎。
第四天，我的汽车的连接螺杆又出了更多问题，我们在井旁坐了两小时重装了汽车的故障位置。这件事不再是一个笑话了，尤其是科尔特曼和古普第尔，因为他们现在要修车了。此时的他们几乎无法辨认污垢和汽油，他们的手被割伤，起了水泡。但是作为男人他们勇敢地坚持了下来，每当汽车出现一次故障，古普第尔便愈是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
我们在乌德和喷赤河的中间路段看到了两辆汽车从南面逼近。我们确信他们是外国人，当他们停在我们车边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走到我的车前。“我是兰登·沃纳，“他说。我们握了手，好奇地看着对方。沃纳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馆长。十年来，我们在一半的东方国家玩捉迷藏，似乎注定不会碰面。1910年，我乘船到了琉球群岛的那霸的一个古朴的小镇，那是一个被遗忘的东方国度。由于那里很偏僻，自1854年以来很少有外国人能够找到这个地方。1854年，佩里司令在华丽而又古老的首里宫中与那霸国王谈判有关签订条约[4]的事宜。就在我到达这里的几个月前，兰登·沃纳在一次集体旅行中拜访此地，当地人当时还没有停止谈论那个给他们带来新环境的陌生的外国人。
不久后沃纳比我先到了日本，1912年我跟着他去了韩国。1918年分道扬镳的时候，我去了阿拉斯加，但是我在去阿拉斯加的路上在中国与他再次相遇，1916年，就在我和我的妻子离开云南的时候，我在波士顿又遇到了他，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奇怪的是，十年后我们又第一次在戈壁沙漠中相遇！
沃纳在去库伦的途中遇到了两名去伊尔库茨克的捷克官员。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战争的最新消息，而他们厌恶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再等两周，他们就可以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向西开往鄂木斯克的火车，在外贝加尔地区攻击捷克人和布尔什维克人。在半个小时的谈话后，我们开车朝相反的方向离去。沃纳最终到达了伊尔库茨克，沿途和布尔什维克人还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我直到去年（1920年）3月再次看到他，是他在我们刚刚返回纽约的时候拜访了我在美国的博物馆办公室。
当我们到达喷赤河的时候，我们的汽车故障终于结束了，但车刚刚开出10英里以外，我的车无法通过一个砂坑，我们才发现这里遇到的麻烦是与之前不同的。我们不得不拆除汽车尾部，科尔特曼和古普第尔几乎灰心丧气。由于我到日本有急事而不能耽搁，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查尔斯决定送我一程，普赖斯、捷克人、哥萨克人也搭上了这辆车，古普第尔则留下来与两位女士修理我的车。
普赖斯和我开车回到喷赤河，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供应考察团的额外的食物和水，我们向卡尔干发出电报请求援助。根据计划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到达黑麻胡村的任务站，因此我们只喝了一点茶，吃了通心粉和两个罐装香肠。
我们离开故障汽车还不到500英里，就发现我们的汽车没有油了。由于无法继续行进，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等待我们联系好的来自卡尔干的救援团队。就在这时，汽车摇晃着又发动了起来，我们上了坡，看到了白色的帐篷和吃草的骆驼。当然，蒙古人会取用羊的脂肪，为什么不用这种油呢？！商队的领队向我们保证他有大量的这种脂肪，10分钟后，一大罐油从被火炙烤的羊身上沥了下来。
我们将这些油倒到了汽车的发动机里，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但是我们愉快的旅程还遇到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我们一路都在赶路还没吃早餐，当烤羊肉的香味从发动机里传出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饿了。干通心粉很难煮熟，而香肠要留到晚餐再吃。整个下午那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我似乎闻到了薄荷汁的味道。
6点，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蒙古包，我们在那里买了一些干粪，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生火的时间了。汽车的灯光失去战斗力，月亮过于微弱以至于我们没有足够的光线安全地通过，所以我们在天黑后不久停在了小山包的顶上。这样在早上发动机仍然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节省时间和力量把车推下山坡。
令我感到厌恶的是我发现我们购买的干粪混着许多尘土，这样的干粪是不会燃烧的。经过半个小时的徒劳的尝试后，我最终放弃了，我们分食了冰冷的香肠罐头。对四个饥饿的人来说，这是一顿少得可怜的晚餐，我回到睡袋里，梦见烤羊肉和薄荷汁。当哥萨克军官发现他没有茶喝的时候，他像一个吃不到棒棒糖的孩子。他想睡觉，却睡不着，半小时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他趴在地上吹着一块干粪，他说干粪发出了微弱的光芒。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俄罗斯人一直看护着那团火，直到锅里的水达到沸点，他坚持让我们醒过来分享他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军台，比利时牧师韦恩给我们36小时以来的第一顿饭。捷克信使决定留在黑麻胡村，第二天再乘坐马车走，我们立即开始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骑马到了卡尔干。持续不断的雨，下午2点开始下雨，这场雨持续下了半小时后，我们浑身都湿透了；我骑着一只丑陋的灰色的小种马，左腿边挂着雄鹿腿，漫长且艰难地爬上了山到达了关口，我以为我不需要继续这样行进了。在关口的山脚，我们停在一个肮脏的旅馆里，那里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无法到达卡尔干的，因为卡尔干的大门已经关闭，早上才开。我们除了在客栈过夜以外别无选择。由于他们只有一堆草来烧火，一烧就烧完了，我们只好穿着湿透的衣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瑟瑟发抖。
哥萨克人只说蒙语和俄语，而我们根本听不懂，我们无法将我们的计划告诉他。最后，我们发现一个会讲蒙语的中国人，便同意让他充当翻译。在客栈的当地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无法和哥萨克人交流。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说同样的语言吗？普赖斯先生努力解释说俄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和汉语和蒙古语一样，但他们只是笑着摇摇头。
早上灰色小种马踹了我一脚，我动弹不得，艰难地骑到了马背上，但我们在8点仍然到达了卡尔干。不幸的是，哥萨克把他的行李落在了马车上，行李里还有他的护照，关口的警察不让我们过去。然而普赖斯先生声名在外，他愿意承担责任保证哥萨克人的名字在美国公使馆的名列，但警察由于不满大清早被吵醒而拒绝让我们进入。
他们的态度显然是荒谬的，我们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我们在房子外围漫步，突然跳上我们的马。哨兵们试图抓住我们的缰绳却失败了，我们骑着马在街上飞奔。在市中心的另一个警察局，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马路对面的一排士兵。我们在门口的朋友们提前打电话叫士兵让我们停下来，而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骑着马儿穿过那群灰色制服的警察。他们挥舞着手臂，大叫着让我们停下来，但我们丝毫不顾他们，他们不得不跳到一边，以免被撞倒。当这些中国士兵试图逮捕我们的时候，他们的场面很可笑，我们哈哈大笑。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第五大道无视交通警察的信号会是什么样！
尽管官员们知道他们可以在科尔特曼先生的家里找到我们，但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到这件事的后续。这显然是一个有关个人素质的问题，负责看门的警察意识到这并非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在洗完澡和刮胡子之后，我们去了北京。查尔斯和古普第尔急着去北京，因此我们的这辆车在尚未完全修好的情况下就继续行进，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运作。而由于误解，救援团队只走到关口等待我们的到来。不过他们最终发现有必要租三匹马把车辆拖到任务站，到此为止倒霉之章结束了。
[1] 第五大道：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干道，南起华盛顿广场公园，北抵第138街。（译注）
[2] 阿妈：原文是‘Amah’，多指年岁较大的东方国家的保姆、奶妈。（译注）
[3] 第二长的山脉：喀喇昆仑山，是世界山岳冰川最发达的高大山脉，亚洲著名山脉之一，仅次于美洲科迪勒拉山系的安第斯山脉。（译注）
[4] 条约：1853年5月26日（咸丰3年4月19日），美国司令马休·佩里初次率“萨斯凯哈那”号巡洋舰”等4只美国军舰进入那霸港，5月28日会见琉球国总理官摩文仁按司尚大模。1854年7月11日(咸丰4年6月17日)，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藩属琉球国签署《琉美修好条约》。（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