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新
中南海西花厅的主人已经离我们远去，西花厅彻夜不眠的灯光，庭院里年年盛开的海棠，却伴随着人们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绵绵的情思，永远铭刻在人们深深的记忆中。
今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0周年的日子。40年前那个严寒冬季的清晨，当时正在海军某部政治机关当宣传干事兼作广播员的我，例行向全营区播放早间新闻。打开广播后，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播出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那是中国人民第一次经受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的噩耗，我顿时间泪如泉涌，精神几近崩溃。40年过去了，那个早上留给我的历史记忆依旧如此清晰。
我们这一代人，有着永远的恩来情结。我们怀念总理，敬重羡慕那些曾经近距离接触过总理的同志，今年自己因倡议发起了一项将军志愿者走进毛主席纪念堂讲授传统教育课活动，曾有幸邀请到几位与总理有过密切接触的将军、部长们讲课，他们用亲历讲述了周总理、邓大姐崇高的人格魅力，讲述了总理晚年的艰难岁月，讲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和八宝山革命公墓内最后与总理诀别的撕心裂肺的场景。老领导们送给我一些怀念总理的书，让我在时隔40载春秋后，再次在泪水相伴中追寻敬爱的周总理崇高的人格力量，感受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的国人情怀。“难忘恩来，怀念总理”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民族情感。
总理雕像前深深的三鞠躬
1922年11月，周恩来在德国柏林亲自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从此开启了政治生涯新生。上图为1950年6月，朱德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与周恩来亲切交谈。（源自大型画册《赤英》）。
朱德元帅外孙刘建将军走进毛主席纪念堂参观伟人纪念室，回忆朱德元帅与周总理半个世纪的战友情深。
10月23日，我陪同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朱德元帅外孙刘建将军走进毛主席纪念堂为志愿者讲述“我眼中的朱德爷爷”。进入周恩来革命事迹纪念室时，刘建将军突然加大了步伐，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雕像前驻足立正，非常郑重的深情三鞠躬。一直跟随在首长身后的我，被眼前这不同寻常的情景深深感染，当时只是想，伟人的后代对领袖们的感情真是非同一般啊。后来与刘建将军交流多了，特别是读完刘建母亲朱敏的书《我的父亲朱德》。我才逐步了解了朱德与周总理的战友深情。
1922年10月，朱德去上海寻找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遭到拒绝。朱德决定去海外求索真理。他先是到了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得知中国留学生在德、法建立了中共支部，周恩来是领导人，并打听到周恩来的住处，到柏林后便直奔周恩来住处。朱德想到自己与周恩来有着12岁的年龄差，刚在上海碰壁，是否会再次遭到拒绝，但见面后两人一见如故。周恩来仔细倾听了朱德到欧洲探寻革命道路的一番倾诉，朱德郑重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请求。经周恩来介绍，11月，朱德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朱德、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贺龙等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不仅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最早与朱德合作的领导人。周、朱间有着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深厚战友情感。
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去医院看过几次，虽然总理身体非常弱，但看到总理还在会客见外宾，精神状态还好，起初朱老总并没有太过担忧。但是总理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在离世前的半年里，他非常思念自己的老战友，几次请秘书给朱老总打电话，问可否安排去医院见一次。每次见面前，总理都是事先换下病号服，穿上中山装，尽量减少朱老总难过。1975年7月11日，总理预感到病情发展，再次提出想见朱老总。这一次两位老战友相见，临别时，朱老总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总理在门厅，一直目送老总汽车驶出视线。后来因为朱老总身体一直不好，这竟成为两位老战友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康大姐最先接到了电话，最后告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不得不把总理去世的消息婉转告诉朱老总。年已九旬的老人难抑极度悲痛，嚎啕大哭。工作人员再也克制不住，也在外面房间一起恸哭。第二天，朱德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总理遗体做最后告别。朱老总从出门上车就开始流泪，一直到吊唁厅总理身边，已经泣不成声。尽管双腿颤抖，他还是立正并拢双腿，举起右手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家人说，这是朱老总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总理追悼会那天，说好要出席的朱老总，因连日悲痛，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他伤心的拍打着自己地腿，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老战友的亡灵说：“恩来，您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老总还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谁也没听清。半年后，老总也走了。刘建将军还对我说过，追悼会后，爷爷将家人召集到身边，连续4个多小时，一直在泪水中，给家人讲述他与总理半个世纪以来，从相识到相知共同走过的革命历程。他告诉家人，总理走了，主席身体也不好，他必须加倍拼命工作，为主席分担。从1976年2月，到朱老总去世，5个月时间，朱老总18次会见外宾。
周总理与朱老总的战友情，不仅是革命的领路人，总理对朱老总唯一的女儿朱敏也倾注了无尽的爱心。1926年朱敏出生在莫斯科，当时朱德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便被派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后来朱敏回国后一直生活在四川外婆家，直到1940年10月，周总理亲自派人在成都找到朱敏，把她接到延安送到朱老总身边，14岁的朱敏才第一次认识自己的生身父亲。朱敏一直称呼总理“周伯伯”。最初，朱敏不理解，朱老总说，称呼不仅是年龄，更是尊重。
参观伟人纪念室，刘建将军还在一幅历史照片前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故事。1946年12月1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为朱德贺60岁大寿。总理专门从重庆赶到延安为老总贺寿。刘建指着图片中右3低头的领导人和右6靠在椅子上的另一位领导人告诉大家，这分别是主席和总理。那一天，为了给朱老总贺寿，两位领导人喝多了。
1946年12月1日，党中央在延安为朱德贺六十岁诞辰。
知道了这些，我理解了刘建将军为何在周总理雕像前如此敬重。
这就是两位世纪伟人的战友与革命情怀。
陪伴总理度过生命中最后的八年
纪东将军，一位行伍出身的硬汉。1968年8月15日，纪东奉命从中央警卫团调任总理身边工作，在总理生命最后的八年，也是最艰难的八年中，他为总理做了八年秘书。45分钟的讲课，细心听众观察到，他7次哽咽说不下去。纪东讲述了文革中，总理忍辱负重，撑起共和国的大厦，后期总理身患重病，仍然顽强工作的故事。纪东说他最后一次听到总理的声音，是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时。此刻，离总理辞世不到8天。那天，总理把几位秘书叫到他床前。总理更消瘦了。见到秘书们，艰难地将右手从被子里伸了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只说了一句话，而且断断续续声音很小：“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总理说的家里，即是问候西花厅大家庭的每一位同志。说完这句话又昏迷了过去。这也是总理对身边秘书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纪东说，他们跟随总理多年，平时再累再难再苦，总理从来没有说过累和苦。在受四人帮批判时，他连一个字都没说过，照样坚持工作。这位陪伴月亮和星星最多的老人，第一次对秘书们说出了 “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总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难，都深有体会，那是累、气、忧、愤交织。总理的累，不仅是体力的付出，更是精神上的、心上的累。
钱嘉东、周家鼎、纪东（右三）等向总理遗体告别。
纪东将军在《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一书中记录了八宝山现场与总理最后告别的情景。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总理的遗体火化。张树迎、高振普仍像总理身前那样，在灵车上护卫着总理的遗体。钱嘉东、赵茂峰和我尾随在邓大姐的车后。我们看到十里长街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人们肃立着，目送灵车开过，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还期待着总理的归来。
当总理的遗体停放在八宝山灵堂时，在那里等候的人们，簇拥着扑向灵柩，泪飞如雨，呼号悲恸，要把总理重新唤醒，挽留在人间。
邓大姐哭诉着：“恩来啊，我们永别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你就放心的走吧！”撕心裂肺的话语，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就连群山也能被感动，钢铁也能被熔化！
谁都愿多留总理哪怕一瞬，谁都想多看总理哪怕一眼，但他总得离去，总要离去。而今，真的离去了。
邓大姐，这位伟大的女性，与总理相知相爱、生死与共几十年的战友、妻子，这时强忍着悲痛，率先离开了灵柩。
人们的哭喊声更大了，那种炽烈、那种悲怆，至今让人想起来都会潸然泪下。
负责现场指挥的是国务院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他从延安时期就一直负责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任务，进城后也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服务。他留着泪水，大声呼喊：“请同志们节哀，请你们支持我的工作！”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下达了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火化炉的命令！
这时，悲号转为寂静，簇拥转为肃立，久久地伫立，每个人都在用泪水为总理做最后送行。
总理的遗体点燃了，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从衣物到身体熔化了。从有形化为无形，随着缕缕青烟，升腾天际；随着严冬的寒风，飘向苍穹。
火葬场的工人们精心地把总理的骨灰一块块捡拾出来，含着热泪交给了“西花厅”。许奉生、张心莉两位精心为总理服务多年的护士，小心翼翼地把总理的骨灰放进亲手缝制的纱布袋里，放在由西花厅党支部为总理选定的骨灰盒里。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从八宝山返回时，看到许许多多群众在刺骨的寒风中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他们还在等候总理“回来”。
“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人们的哀痛延续着……。
赵炜讲述西花厅主人的故事
1965年，与西花厅工作人员合影时，周恩来、邓颖超把赵炜拉到中间位置，前立小孩为赵炜的儿子，后排左一为赵炜爱人赵茂峰，当时同在西花厅工作。（源自赵炜著《西花厅岁月》）。
1955年3月，23岁的赵炜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到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服务了21年。从1965年担任邓颖超同志秘书，直到1992年大姐去世，陪伴了邓大姐27年。她在西花厅为两位伟人服务37年。她的工作、生活与中国革命史上一对功勋卓著，深受全国人民敬仰、爱戴的伟人夫妇连在了一起。
作为一个跟随周总理、邓大姐几十年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她对两位老人的感情非同一般。赵炜为大家讲讲了周总理保守机密、守口如瓶，公与私，泾渭分明的故事。也讲述了总理生命最后的日子。
赵炜说，周总理和邓大姐是最早响应党中央提出中央委员去世后遗体火化倡议的拥护者。早在1956年，总理就在一份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过字。1975年9月，总理意识到自己病重不治时，又一次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这次他向赵炜谈了自己身后骨灰处理问题。
9月的一个晚上，总理叫赵炜到医院谈工作。正式汇报前，总理说他要先讲讲自己死后骨灰处理问题。当时赵炜很惊讶，马上劝慰总理不要说这件事儿，总理说“你不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吗”。但是总理看到赵炜强忍悲痛，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暂时中断了这个话题。一个多月后，总理再次对赵炜提起他对身后骨灰的安排。总理说：“我和大姐10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中央做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面，我可以保证她的意愿实现。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证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还可以留下遗嘱。”赵炜说，为了不影响总理养病，当时她含着泪水答应了总理的嘱托。后来，赵炜与邓大姐讲起此事，大姐说，这的确是我和恩来同志已经说好的事情。听了总理夫妇反复谈起此事，赵炜更加理解了两位老革命家对待生死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身后竟连骨灰也不愿保留。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大姐突然把钱嘉东、赵茂峰、纪东、赵炜四位秘书约到一起，说：“经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四位秘书，应该知道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根据医疗组专家判断，不会到春节，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邓大姐看了一下四位秘书极度控制的情绪，又说了一句：“这一天迟早都会出现的。”在总理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邓大姐每天去医院看望总理，为总理读文件。为让总理专心治病，规定不让秘书去医院。11月初的一天，值班卫士高振普打来电话，总理担心邓大姐一人去医院太辛苦，让赵炜陪邓大姐同去医院。到了总理床前，总理从被子里伸出瘦瘦的手说“握一握手吧。”赵炜说：“刚从外面进来，手凉，就不握手了。”总理用微弱的声音说“不怕”，接着，他用瘦弱无力的两只手紧紧拉住赵炜的手说“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简短的话语，将重重的嘱托交给了赵炜。赵炜还为大家讲述了总理生命最后日子几件难以忘怀的事情。一是总理让赵炜等四位秘书找来《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片，歌片送去后，总理先是轻轻哼唱，后来两手紧紧握拳，突然唱起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总理向在场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后来的一天，总理与邓大姐在一起，相互间无限深情的讲了一番话。总理先对邓大姐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大姐接着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赵炜在书中写到这一令人酸楚的场面时说，“老两口那些没有讲出来的话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倾诉？”他们谁也没说，只是心有灵犀的相互对视着。最后邓大姐说：“只好带走嘛！”
赵炜陪同邓大姐向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巨星陨落，敬爱的周总理走了。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响起哀乐，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开始了。邓大姐穿着一套十几年前的黑色旧西装，一个人坚强地站在家属的位置上。看到无儿无女的邓大姐独自站在那里，人们的心碎了。此刻的邓大姐，虽然泪水不断从脸上流下来，但老人家始终没有哭出声来，她以一个老革命家非同寻常的坚毅，承受着内心撕心裂肺的悲痛。一直到将总理的骨灰按照夫妇共同的愿望播撒完，老人家紧紧抱着两位执行播撒骨灰任务的同志说：“谢谢你们，也代表恩来谢谢你们！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到最后。”面对总理遗像，邓大姐对西花厅工作人员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总理和邓大姐即使在处理身后的事情，也处处想着人民群众。在邓大姐去世前，总理骨灰撒放地始终保密，邓大姐有交代，群众知道了，撒在哪里又要形成纪念地。邓大姐交代，她死后骨灰撒到她的第二故乡海河，但不要惊动天津市委和人民群众，悄悄撒完就可以了。
总理去世后，赵炜又陪同邓大姐共同生活工作了17个年头。承载着总理病重中“照顾好邓大姐”的重托。赵炜是秘书，又像亲生女儿般呵护照顾着邓大姐的工作和生活。
赵炜不止一次对我讲起，总理和邓大姐夫妇两人都非常喜欢一句名言“春蚕到死丝方尽”，尤其到了晚年，总理说我们要像春蚕一样吐丝，直到生命尽头。我们老了，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多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能为党多做一分钟的工作，要抢时间去工作才行。这就是两位终身为党服务，一直到生命尽头的典范。
赵炜送走了周总理，又送走了邓大姐。邓大姐去世后第七天，骨灰要送往天津，撒向海河了。西花厅院子里站满了送别的人群，有两位老人家的亲属，有曾经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同志，有邓大姐生前好友和后代。上百名手托军帽的中央警卫团官兵列队肃立为邓颖超同志送别。
赵炜捧着邓大姐的骨灰盒，永远离开了老人家生活了43年的西花厅。
西花厅院内，“邓大姐”、“邓妈妈”、“邓奶奶”一片恸哭声。
我也曾经向两位总理秘书讲述了自己的“恩来情结”。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我在外地当兵，无法加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人群，成为我终生的遗憾。十里长街再送邓大姐时，大清早，我就守在五棵松路口，终于等来了邓大姐的灵车，那一刻，我用泪水为邓大姐送行，一并寄托我对两位伟人无限的哀思
周总理秘书赵炜大姐送我新著《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
周总理秘书纪东将军送我新著《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并为作者签名。
朱德元帅外孙刘建将军送我其母亲朱敏著作《我的父亲朱德》，书中记述了大量周总理与朱德元帅革命友情的故事。
（作者孙隆新系毛主席纪念堂将军志愿者讲师团运行团队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