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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尔-海因茨·芬斯克（Eitel-Heinz Fenske），1924年生人，来自但泽。1941年4月从技术学校毕业之后从事行政工作，同年10月份成为监察员。12月5日，芬斯克被征兵入伍，接受无线电和野战电话操作训练，第二年5月，他被分派到国防军第44步兵师，成为了该师第131步兵团3营营部的一名通讯兵。
1942年11月17日，晚上气温越来越低，只有一轮月亮挂在天边。10点来钟的时候，我去营部的电话交换总机那里值班，营部与各指挥所、各单位的电话通讯一切正常，等到两点就可以换班回去休息了。
有几个连报告说听到了嘈杂的引擎声，我离开岗位，到外面听了听，然后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营副。马上要到两点的时候，左翼位置的罗马尼亚第3步兵师阵地上突然乱成了一锅粥，炮弹和喀秋莎*********落地的声音响个不停，借着月光，可以把那边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之前还真没见识过这么猛烈的炮击！所有的连部都想要有所表示，总机面板上的所有按键一下子全都落了下去，我根本接不过来，只好进行了一次统一回复。
国防军第44步兵师1938年-1943年间使用的师徽，原为欧洲贵族巴本贝格（Babenberg）的家徽。这支部队是德奥合并之后，在奥地利第4步兵师的基础上改编的，其下属国防军第134步兵团原为奥地利陆军第4“最高条顿骑士总长”团（Hoch und Deutschmeister ，HuD），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1696年。1943年1月，第44步兵师在斯大林格勒向苏军投降，之前只有约13%的兵力逃出包围圈。重建之后，第887掷弹兵团继承了134团的番号，而第44步兵师也被重新命名为第44帝国掷弹兵师，全师继承了“最高条顿骑士总长”的荣誉称号。
国防军制式20线野战电话交换机。
营长来了，我们一起站在小高地上往下看，老毛子的炮火顺着交通壕，向罗军指挥所的方向一路炸了过去，四散奔逃的罗马尼亚人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的大衣颜色很深，还都戴着黑色羊皮帽子，远远看去真的很像一群蚂蚁。炮火准备刚一结束，苏联前锋部队就从克莱斯卡亚（Kletskaya）——瑟拉菲莫维奇（Serafimowich）的方向涌了上来，背着步兵的坦克群一眼望不到边，还有拉着迫击炮和炮弹的马车混迹其中，老毛子已经打到了顿河桥头堡！
11月19日，我接到师部打来的电话，那边要求我赶紧转告营长——第6集团军已被包围，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已经合拢，我们团的2营正在放弃阵地，往东南方向撤退！之后，我们把电话交换总机拆散，把它和其他家当一起往马车上装。作为接线员，我需要经常出去修理漏电的电话线，所以我的衣服要比其他战友的厚一些，这意味着我要比他们要更加耐冻。我有一件两面穿的防寒服，里面填充着棉绒。一面是灰绿色的，一面是白色的，可以按照天气情况选择哪一面朝外，在户外-40℃的环境下也不会冻着，多亏了它，我后来才能活下来。
芬斯克穿的应该是这种早期型M42防寒服。
在撤退的路上，我们找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后勤仓库，里面满是被服物资，大家一哄而上，全都拥进去搬东西。仓库守卫拿枪指着我们，想要制止哄抢行为，有几个胆大包天的战友站了出来，威胁守卫说，要是再多管闲事，就把他们全干翻，这才把守卫吓跑——把这么大一堆东西囤在这里，早干嘛来着？营里那些老烟枪们翻腾出了好多香烟，酒鬼们拿走了法国来的好酒，要是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那么这些人一定会后悔莫及。我对烟没啥兴趣，拿了好几罐葡萄牙产的沙丁鱼罐头塞进裤子侧兜，这种罐头的底部还附带着一个开罐头用的“钥匙”。我想，如果天气再这么冷下去的话，在融化的雪水里加上几滴烈酒，喝下去就不会那么冰得慌了。于是我又抓过来两瓶白兰地，塞进了干粮袋。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向斯大林格勒城区撤退的路上，每天能分到的口粮只有一点点面包，油浸沙丁鱼罐头脂肪含量丰富，帮助我挺过了严寒。
国防军的葡萄牙产沙丁鱼罐头盒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11月21日，苏军骑兵和步兵对我们在韦尔奇纳亚（Verchnaya）-布辛诺夫卡（Businovka）一线的阵地猛攻，多亏有第177突击炮营助战，否则光凭我们自己，肯定是守不住的。23日，阵地又转移到戈罗巴亚塔尔（Golobayatal），协防顿河桥头堡，营长让我出去侦察一下，发现情况就用电台和营部联系。我顺着顿河往西面的阿基马斯基（Akimaski）走去，一路上看到的全是罗马尼亚人，这些家伙正在一股脑地往西边跑，有的连武器都搞丢了。在从一处工兵搭建的大木桥上走到对岸之后，我看见了几座房子，这时候天色已晚，我在晚上又找不到回去的路，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第177突击炮营有两个排共6辆突击步兵炮（Sturm-Infanteriegeschütz），除此之外都是三号突击炮。
我在一座房子的二楼躺下来，头下枕着我的电台，怀里抱着上好膛的步枪。这屋里还有几个罗马尼亚人，我并不怎么信得过他们，这一宿注定难熬。我想，他们会不会抢走我的枪、扒走我的衣服、顺走我的无线电，或者干脆把我弄死呢？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那三样东西一样都没有少。
芬斯克应该是背着这样的一台Torn. Fu.g电台出去的。
继续往西边走吧，那时候如果我胆子够大，那就完全可以装作一名和部队失散的散兵游勇，混进包围圈外面前来解围的德军部队。但我当时就想完成任务，早点回营部交差。我又从桥上走了回去，中午时分赶回团部，向营长汇报了一路所见。营长想知道师主力是否可以向西穿过顿河，但这也只是理论上可行。这时候来了一群军官，其中还有几位将军，他们把我叫去汇报情况，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冯·塞德利茨和保卢斯！
冯·塞德利茨（左）和保卢斯，他们两个被俘之后与苏联当局合作，向德军进行反战宣传，被德军当作叛徒的代名词。
“代理下士芬斯克，把你看到的情况和我们讲讲吧！”我讲了讲这一路上的经历，还有木桥周围的情况。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正在计划向西突围。
11月28日，德军部队放弃了桥头堡，木桥也被爆破了，但苏军还是顺着残桥成功到达顿河东岸。后撤的德军在巴布尔津（Baburkin）建立防线，我们左翼是第134团，还有第132团的残部，第177突击炮营也在我们的阵地上，他们在一个月之内总共击毁了将近100辆T-34。因为他们的存在，苏军坦克根本无法逼近阵地，这样，步兵才有腾出手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12月4日，突击炮还和步兵联手瓦解了一次大规模进攻，然后又向巴布尔津附近的124.5高地反攻，以突击炮担任前锋的进攻部队冒着猛烈的苏军反坦克火力向前推进，我的左手腕被弹片打中了，一下子就肿得有鸡蛋那么大。还好我之前受过医务兵训练，果断拿出小刀，划开肿包，把里面的淤血放了出来，然后把伤口贴在冰冷的装甲板上面冷敷。万幸弹片是从别的地方反弹过来的，而不是直接向我飞过来，否则我这手就要废了。
12月12日下午，我们对突入防线的苏军发动了反攻。大约17：00的时候，苏军发动炮击，先是在我们左边100米落地一发炮弹，然后右边50米处又下落一发，第三发正好在我们七个人的班组当中炸开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只看到一团明亮的淡紫色光芒，听到了一声巨响。这一发炮弹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威力，当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发现的右半边身子已经动弹不得，根本站不起来，现在怕是有零下四十度，我非得冻死不可。四周一片寂静，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战友还活着，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就这么完蛋了吗？我才十八岁啊！
我听到马的响鼻声，还有驭手向马发出指令的声音。一驾马拉雪橇从我身边经过，当我听出那人说的是德语的时候，我赶紧呼喊他。那人停了下来，问我这里还有没有其他活人，我说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正在那边哼哼呢。于是驭手用雪橇把我们拉到了机场，那里的人把我们抬进了地勤室。
这天晚上，医生给我动了手术，从我的右半边身子取出了48块弹片。几天之后，我的右边大腿肿得不行，都要把绷带撑开了，还伴有坏疽、血液中毒和败血症。到了这个地步，只有两种方法还能救我，其一是截掉右腿，其二是******之后进行******手术。一位叫胡伯特·海丁格尔（Dr Hubert Haidinger）的年轻军医冒险进行了******手术，腿是保住了，但还是毫无感觉——如果大部队决定突围的话，那么等待我这个重伤员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1942年圣诞节当天，苏军暂时停火。军医们把棉签挂在灌木上面，勉强当作是圣诞树。每个伤员都得到了一瓶香槟，还有半板儿比利时巧克力。房间里铺满干草，扬声器里传来希特勒的讲话声，“都先放下工作，休息吧！”，这声音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齐甘（Czygan）牧师为我代笔，给我的父母和姐姐写了封信，这封信一直到三月份才寄到地方。
12月28日，德军动用飞机向包围圈外转运伤员。为了防止伤员在飞行过程中冻死，他们都被装进了三层厚，两米长的航空货运纸袋里面，一位军医驾车来往于跑道和安置伤员的马厩之间，结了婚有孩子的第一批上飞机，结了婚没孩子的第二批，之后要是机舱里还有地方，才能轮得到光棍汉们。几个小时之后，马厩里剩下的伤员已经不多了，他们是不是把我们忘了？——这时又有引擎声传来，难道老毛子已经打过来了吗？还好，那是救护车的声音。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正在往运输机上抬运伤员。
半个小时之后，三引擎的Ju-52运输机降落在萨利斯克（Salsk）机场，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医生们把我抬到一座大机库里面，那里躺着16位伤员，一个个哈欠连天。这里以前应该是仓库，里面的物资和食品应该都已经运到包围圈里去了。这里已经搭建好了几层床铺，苦熬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得以在屋顶之下安眠。房间里非常温暖，床上垫着薄草垫，有茶喝，有面包可以吃，还能接受到充分的治疗。我的绷带已经好几天没换了，医生们给我换了绷带，清理了右边大腿上的******切口，我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我每天都要吃上十几片二十来片口服药，药片个头很大，非常难以下咽，用药之后，烧也渐渐退了。后来突然传来了坏消息：苏军还在向西推进，机场已经受到威胁，过几天就要疏散。听到这个消息，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再也听不到交谈或者嘟哝的声音，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迅速蔓延。
疏散的日子到了，伤员们一大早上就被装上一列货车，运到了罗斯托夫的野战医院。这座野战医院曾经是学校，里面的病床干净整洁，终于又一次吃上了热饭，好多战友都已经不适应热食了，他们的肠胃在抗议，吐得到处都是。这里的军医水平高超，护理人员并不是医务兵，而是穿着灰色制服的德国红十字会（DRK）医务人员，他们岁数都不小了，袖子上别着红十字会的臂章。除了红十字会的人之外，一些俄国女医生、女护士也在这里帮忙照料伤员。
德国红十字会男性医务人员，男式制服样式和德军类似，但颜色是炭灰色。
我又烧了起来，一位漂亮的俄国女医生给我打了退烧药，她发现我的败血症还是没有见好，而且还愈发严重。医生们围在我的床边，认为我应该输血，可哪里还有血浆呢？库存已经用光了，但我要是不输血的话肯定会完蛋。这时候，那个俄国女医生推来了一具平板床，自己躺在上面，让红十字会的人直接从她身上给我输血，这让我大吃一惊。一条输血管将我们两个连接起来，众人散去之后，我的救命恩人开口说话了，她用熟练的德语对我说：“可怜的小伙子啊，你可遭老罪了，没事儿，我能治好你。”输血之后，我的病情明显缓解许多，救我一命的白衣天使有空就会过来陪我聊天，她说我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我至今都非常感激她，她前前后后没少给我输血，在我的血液当中，起码有一两升是来自俄国的。
德国红十字会女性医务人员，上衣和帽子样式和剪裁很接近于30-40年代的时装，布料颜色同样是炭灰色。
该离开东线了，路途遥远，上面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大条面包，还有一盒猪油罐头。接下来，南方集团军群的伤员们将会在罗斯托夫港集中起来，乘坐医疗船渡过黑海，送到意大利和法国继续疗养。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不让我们去海港了，之前发下来的面包和罐头也被收回。几天之后我们才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两艘运输伤员的船只被苏联潜艇击沉，好几百名来自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伤员葬身大海。好悬呐，如果再早几天，那我可能也要喂鱼了。
维也纳市民们听说他们的老部队134团，也就是最高条顿骑士总长团遇到了******烦，心急如焚。他们募捐了一火车的衣服、食物和药品往东线运，回程时再把第6集团军的伤员们接回后方。这列火车一共有50节，车厢里面已经打好了三层卧铺，由两个机车头牵引着，正在往我们这边赶，这个消息让我们都松了口气。列车到站之后就马上卸货、然后又往上抬伤员，折腾了一整天，我也被抬上了车。回程走了有一个多星期，路过了哈尔科夫、伦贝格（Lemberg），终点站是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克热绍维采（Krzeszowice），也就是德国人称为赖歇斯霍夫（Reichshof）的地方。
每天中午，列车都会停一下。车厢里还是很冷，午饭就是热茶和一片面包，车上没有医生，伤员得不到照顾，如果有人死了，就在下一站抬下车。那些行动不便的伤员没法自己走到厕所去，只能床上拉，床上尿，屎尿顺着侧板往下流，臭气熏天，想想躺在下铺的人会有多惨。
到了克热绍维采，我们被安置在一座学校当中。在体育馆里，伤员们都被扒了个精光，贴身衣物被直接用大剪刀剪开脱下，之后，这些破衣烂衫都被扔到一个大槽子里付之一炬，不幸的是，我的背包也被扔了进去，胶卷和其他一些纪念品就这么毁了。那些肮脏不堪、虱子乱爬的制服也被集中起来，送进锅炉房里面去煮。脱掉衣服的伤员躺在台子上面，让人用黄色的大肥皂从头到脚涂一遍，然后又玩命地搓，形同一头头躺在屠夫砧板之上，已经被开水烫掉猪毛，等待分割出售的死猪。洗完澡之后还要灭虱子，灭完虱子再重新上药和包扎伤口。每个人都分到了干净的病号服和病床，这种感觉真是恍若隔世。
安顿下来之后，一位波兰美女拿着几大条白面包进了病房，她把面包切成大块，涂上黄油递给我们，13个恶鬼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面包一扫而空。接下来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写才好了。我发现，在我胸骨往上位置的凹坑当中，有一只虱子早已深深嵌进了皮肉之下。长久以来，我只有一只左胳膊能动，但却根本够不到那里。
我和邻床的卡尔-施密特·*********（Karl-Schmitt Walter）成了朋友，他是一位歌剧演员，后来在德国发展成了大腕儿。他有事没事就展露歌喉，为病友们唱上两段歌剧，哄他们开心。其实，*********的肺部枪伤未愈，引亢高歌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
歌剧演员卡尔-施密特·*********，擅长扮演莫扎特和瓦格纳歌剧中的男中音角色，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民歌歌手。
三月末的时候，天气暖和起来，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时候，我已经能够拄着拐杖，去学校操场和花园里走一走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我的身体恢复到了可以出院的水平，但是右边耳朵还是不怎么好使，那枚炮弹震裂了我的耳膜，引起了中耳炎。
如果想回到奥地利，那我们肯定会经过德国境内，为了避免一群形同骷髅的饿死鬼有碍观瞻，所以要把我们养胖了再送回家。我们就在医院里吃啊吃，也不知道究竟吃了多少，反正我的体重是从35公斤一路飙升到70多公斤。大家都在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缓了过来，简直被宠坏了，最后都坐上了开往德国的豪华医疗列车。
一列规格比较高的德军医疗列车，然而多数时候，德军只能用闷罐车来转运伤员。
芬斯克后来又经历了多次手术，一直没能回到前线，1945年在军医院里被美军俘获。战争结束之后，芬斯克继续从事行政工作，最终做到德国卡尔夫地区医疗系统主管。1979年退休后，他搬到汉格斯堡居住，2013年去世。
为芬斯克的伤腿动手术的哈丁格尔医生来自第60步兵师第2医疗连，在包围圈内被苏军俘虏。获释回国后，哈丁格尔成为了一名高级卫生官员，后来担任奥地利斯大林格勒战役老兵协会主席。
齐甘牧师是第60步兵师的随军牧师，可能在1943年1月被攻入野战医院的苏军连同伤员一起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