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喜欢指责其他国家进行人体实验，但实际上，很多事情只有自己干过，才会「推己及人」。
1946 年，危地马拉。
几个美国「游客」各自背着一个塑料箱子，快步向雨林深处走去，雨林深处，是危地马拉国家监狱。
吊诡的是，当这些「游客」进入监狱一个月后，囚犯们竟然陆续病死了……
（1）雨林监狱
1946 年 3 月 5 日，危地马拉国家监狱。
几位美国「游客」穿过雨林，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监狱大门口。
卫兵见这些人眼生，立刻举枪对准了他们。要知道，这座监狱关押的犯人全是重刑犯，入狱之前大多是手上沾血的亡命之徒。因此，卫兵们不得不全程打起十二分精神。
「游客」这边见卫兵气势汹汹，立刻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类似「许可证」的信件。原来，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医生。这些美国医生受危地马拉政府的委托，来给整座监狱的看守和犯人注射疫苗。
随后，医生们被典狱长迎进了监狱办公室。看着眼前的美国「医生」，典狱长内心突然升起了一丝怀疑和不安，因为其中几位医生皮肤黝黑，身材也出奇地强壮。
典狱长喉咙发紧，生怕出什么问题，便要求他们在警卫的监视下注射疫苗。
领队医生爽快同意了典狱长的要求。紧接着，牢房门被接连打开，囚犯们在警卫的监视下，全部注射了美国医生的疫苗。之后，监狱里的警卫和后勤人员也都接种了疫苗。
（危地马拉监狱的囚犯）
看到疫苗接种任务顺利完成，典狱长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松了一口气。
可事实证明，这口气「松」得实在太早了。
当美国「医生」们离开监狱数月后，监狱里莫名爆发了一种「怪病」。从囚犯到警卫，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出现了粉色的丘疹和结核，手指也开始溃烂，小部分人不停地发烧、呕吐，直到晕厥。
典狱长见状，不得不联系上级请求医疗援助。
很快，那些曾经来过的美国医生再次来访，并且带来了大批的实验器具和医疗人员。在观察了一圈后，医生们得出结论：这里爆发了某种「未知的」恶性传染病。为了治病，他们要在监狱附近的村子里建立医疗与研究基地，从根源处阻断传染病的传播。
医生们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但结果是，这种恶性传染病的传播并没有随着医生的研究而停止，反而开始四处外溢。一年过去，监狱附近的几个村子也都出现了同样症状的患者，有的患者因为体质好而自愈，有的却失明、耳聋，甚至因为这种怪病而死。
与此同时，监狱的囚犯们也渐渐反应了过来，一位曾经从事人口贩卖的重刑犯说：「这种病根本不是什么新型传染病，而是一种历史颇久的肮脏疾病，梅毒。」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犯人很快就因病而死去，也没有人相信他。
就这样，这场「病毒研究」一直持续了整整七年。
1953 年 3 月的一个早晨，监狱附近的村民们突然发现，那些「好心」的医生竟然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像是放弃了对传染病的研究和治疗。
于是，典狱长再次向国家反映。直到这时，国家才另派一队医生前来诊治，并带来了一箱箱治疗「梅毒」的特效药。
听着医生们的解释，整个监狱的人都变得既愤怒又疑惑：
自己是什么时候染上梅毒的呢？
直到 2005 年，一份关于「美国梅毒活体实验」的文件被解密，当地人这才恍然大悟。
怪病的源头，竟然是那批给全监狱人员接种的疫苗。而那些带来疫苗的「医生」，竟然来自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和美国陆军。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美国官方操控的活体实验，而实验对象对此毫不知情。
不过最令人心惊的是，这仅仅是「梅毒活体实验」的冰山一角。
（2）天降「惊喜」
让我们把时间回调到 1932 年。
在美国东南部的阿拉巴马州，有一个名叫梅肯县的地方。
一个清晨，一辆豪华大巴车在梅肯县缓缓停下，引来不少人的注目。紧接着，几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缓缓从车上走下来，他们的手里都拎着一个药箱。
随后，黑人欧内斯特·亨登和他的伙伴们被医生们叫了过来。一个看起来像医生领队站出来，对大家说道：
「你们都患上了脏血病，现在有一次免费治疗的机会！」
脏血，是美国黑人对未知疾病的代称。当时，梅肯县的医疗条件相当差，很多黑人都患上了一种「怪病」却又无钱医治，所以「脏血」二字一出，立刻吸引了一大波黑人前来围观。
医生领队对此非常满意。他带着一副救世主的神情，大声说道：「记住，这可是你能得到免费治疗的最后机会！」
又是治疗，又是免费，这些贫穷且患病的黑人心动了。
（梅肯县的黑人们）
在短短一天里，梅肯县就有 399 多名黑人报名，领到了治疗「脏血」的号码牌。欧内斯特·亨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这从天而降的幸运很兴奋，完全没有去细究这场「治疗计划」的真正目的。
除此之外，医生们还在当地招募了未受感染的 201 名黑人。
但实际上，「脏血」就是「梅毒」。这些来自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以下简称美国公卫部）的医生们之所以不明说病因，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这些黑人得到有效治疗。只有这样，医生们才能的达到目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黑人做样本，原因很简单：种族歧视。
尽管南北战争强行废除了奴隶制，但南方的黑人依然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
在医疗上，美国的医疗政策也具有极强的种族歧视倾向，「医学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白人医学研究者们坚持认为，梅毒之所以在黑人间有高致病率和死亡率，全是因为黑人自身的体质问题和懒惰、肮脏、滥交的天性，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改善，就会威胁到白人群体的健康。
因此，美国公卫部决定联合医学研究者，深入研究黑人不接受梅毒治疗的自然症状变化，以此来填补梅毒治疗理论的空白。
在一阵寻找后，他们将梅肯县作为「示范区」。
梅肯县的主要产业是棉花种植，八成人口都是黑人，也就是传统的「黑带」——通过压榨黑人奴隶进行种植园经营的地区，再加上这个时期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所以当地的大多数黑人都很贫苦。
为了拉近与黑人的关系，官方还邀请了有「黑人哈佛」之称的塔斯基吉学院参与实验，所以这次实验又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当医生们招募到接近 600 位黑人参与者后，实验正式拉开了帷幕。
（3）活体实验
简单来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就是一种活体实验，研究者是冯德勒尔医师(Raymond A. Vonderlehr) 和他的团队。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观察梅毒在患者身上发生变化的过程，包括死亡之后的尸体解剖。
如果患者家属不同意解剖，梅肯县政府便出面协调，给到一大笔补偿。
至于实验采取的方法，则是将梅毒病毒通过「疫苗」植入实验者身体，然后通过安慰剂和弱效的药物等改变患者状态，并进行观察记录。
当一切准备就绪，针对梅肯县黑人的梅毒实验正式开始了。
治疗开始后，医生只给了这些黑人两种药片，是什么药医生并没有说，并且由于实验需要，部分患者接受了一次次的脊椎穿刺，至于抽取了多少血液，用于做什么化验，医生也没有说，只是告知黑人患者们要配合。
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观察患者的脊髓是否被梅毒感染。
（黑人们正在接受「治疗」）
刚开始，这些患者被告知实验只会持续 6 个月，但实际上，这项实验的进行时间被延长到了 40 年。
1947 年，人类之光「青霉素」成为医学界认可的梅毒治疗标准用药，但这对于实验者冯德勒尔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他当即下达指令，绝不能给这些受试者使用青霉素，更要阻断他们对外接受治疗的渠道。
同年，美国政府赞助了数个公共卫生项目，以组建「快速治疗中心」来根除梅毒。当快速治疗中心来到梅肯县时，研究人员却阻止当地受试者们进行治疗。
不仅如此，在二战期间，有 256 名参与塔斯基吉实验的黑人加入了美军部队。美国军队当时规定，若参军人员患有梅毒，那么军队会出资使用青霉素进行治疗，但塔斯基吉实验的受试者却并未享受到这种待遇，因为早在士兵入伍之前，冯德勒尔和美国公卫部就通过各种关系告知美国军方，禁止塔斯基吉实验参与者获得青霉素治疗。
在实验过程中，还有一位类似帮凶的美国黑人——尤尼斯·里弗斯·劳里。她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批黑人雇员，被许多黑人敬仰，称她「为有色人种与白人同工同酬铺平了道路」。
但尤尼斯·里弗斯·劳里却在塔斯基吉实验中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她不仅劝诱许多黑人参与了这项实验，还在实验过程中悄悄阻止受试者接受有效治疗。
为了做实验，研究人员几乎堵死了所有求生的大门。
（黑人们正在接受「治疗」）
那么，这项实验就真的没有外人知晓吗？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于 1934 年发表了第一份临床数据，并于 1936 年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可以确认的是，这一切都是公开的，也就是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在美国医学界并不是秘密。
但令人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医学研究者都对此没有异议，认为这并不违背伦理道德。
当然，其中也有仗义之士，其中最为功勋卓著的要数彼得·巴克斯顿（Peter Buxtun）。
1966 年，彼得还是美国公共卫生部旧金山分部的性病研究员。一天中午，彼得在午餐时无意听到了同事们的谈论，谈论的主题正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他当即收集了这一实验的相关数据，看完后大为震惊。
彼得怎么也想不通，公卫局竟然会批准这种严重违反人性与伦理的活体实验。随后，他给部门总部的主任发了一封信，表达他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担忧。
但可惜的是，这封信并没有被重视。
1968 年，美国公共卫生局的一名黑人统计学家威廉·卡特·扬金斯创建并主编了《鼓》，这是一本呼吁结束医疗种族歧视的书。在《鼓》里，扬金斯呼吁结束塔斯克吉研究，但也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1968 年 11 月，彼得·巴克斯顿再次向公共卫生部门提出抗议，要求公共卫生部立刻停止塔斯基吉实验，但再次被官员们忽略。
在多次抗议无效后，彼得决定「另辟蹊径」。1972 年，他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信息透露给了美联社调查记者让·海勒。让·海勒一听此等医学界的丑闻，立刻兴奋起来，他将彼得手里的材料整理成文章，发给了《华盛顿星报》与《纽约时报》。
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篇文章，「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终于为世人所知。
（《纽约时报》的报道）
一夜之间，反对声铺天盖地。
对此，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作出反应。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当时的卫生署主管约翰·海勒却极力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作辩护，他说：
「那些被实验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状况不需要进行道德讨论，他们是实验品，不是病人，是用于治疗疾病的材料。」
面对记者们的口诛笔伐，他面不改色地答辩道：
「总之，医生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地履行他们的职能，其中有一些人是服从命令的，一些人则纯粹为了科学而工作。」
卫生署主管对公众的回复使得舆情愈演愈烈。美国政府迫不得已，让前总统肯迪尼之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召开了国会听证会，彼得·巴克斯顿在听证会上作证，这场非人道的实验才最终结束。
到实验结束为止，28 名患者直接死于梅毒，100 名死于梅毒相关并发症，40 名患者的妻子感染梅毒，19 名儿童出生时患有先天性梅毒。
（被迫参与实验的梅肯县黑人）
为期 40 年的塔斯基吉研究严重违反了道德标准，并被称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生物医学研究」。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披露，也促进了「1979 年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建立。自此，美国官方才要求审查委员会保护研究中的受试者。1997 年 5 月 16 日，比尔·克林顿总统代表美国向该研究的受害者正式道歉：
「已经完成的事情无法撤销，但我们可以结束沉默，」
「我们可以停止重蹈覆辙，我们可以看着你的眼睛，我代表美国人民说，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我很抱歉。」
但这一切都晚了。
塔斯基吉实验的幸存者们大都终身被梅毒带来的后遗症所困扰，多数幸存者都死于梅毒后遗症、脑梗死和麻痹性痴呆。
这些幸存者里，也曾有为美国奉献一生的爱国者。卡尔特·霍华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最早一批黑人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了卓著功勋。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人参与者们也饱受争议。例如前面提及的著名黑人女护士尤尼斯·里弗斯·劳里，在实验被曝光后，便陷入了沉默。
不过有些人认为，她为实验参加者提供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护理和照顾，而这些护理，是实验参加者原本不能得到的。不得不说，这种类似「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而我失去的可是爱情」的神逻辑，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这项实验，让黑人群体与美国政府之间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很多黑人不再相信药品医疗界，不再接受常规医保以及愿意参加诸如器官捐献等项目，他们生怕这是再一次的活体实验骗局。他们还坚信，疫苗接种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巨大阴谋。
但事情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4）从未停止
实际上，塔斯基吉实验并不是孤例。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就出于各种目的，不断进行着非人道的人体实验，比如泰伦豪特监狱实验。
这是 1943 年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性病研究中心的指导下进行的实验，实验的目的是确定新药对性传播疾病治疗的有效性，而实验对象，则是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美国监狱的囚犯们。
研究人员将各种菌株和浓度的淋病放入测试对象的性器官中，并在确认发病后再进行治疗。然而，药物是实验性质的，并不能确保使实验人员完全康复。
当时，共有 241 名囚犯参加了这项研究。但在研究结束时，他们只获得了 100 美元、一张奖状和一封假释委员会颁发的表扬信。
而这场实验的「成功」，为开篇的危地马拉梅毒实验奠定了基础。
1946 年，美国在危地马拉进行了梅毒活体实验。他们未经受试者知情同意，使监狱里的警卫和囚犯全都被迫感染梅毒病毒，最终导致至少 83 人死亡，
而这些受害者，在六十多年后才得到美国官方的正式道歉。
（2016 年 9 月 3 日，危地马拉梅毒实验诉讼的一位原告，时年 91 岁，坐在他儿子家的走廊上。）
1950 年，为了模拟生物战攻击，美国海军在一个名为「海上喷雾行动」的项目中，向旧金山市喷洒了大量粘质沙雷氏菌，许多公民感染了类似肺炎的疾病，至少一人死亡，而这种生物战攻击模拟行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同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瑟夫·斯托克斯博士故意让 200 名女囚犯感染病毒性肝炎，他的行为同样受到了美国公卫部的支持。
1951 年，美国陆军故意让大量黑人公民接触烟曲霉，以确定他们是否更容易感染这种真菌。同年，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供应中心的黑人工人接触到被同样真菌污染的板条箱。
1952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实验，来到了俄亥俄州立监狱，让 300 名健康女性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被注射了活癌细胞。
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研究精神控制，使多位平民在不知情的条件下服用了*********物，使得他们坠楼而亡。
1955 年 5 月，超过 300,000 只蚊子被投放到美国佐治亚州的部分地区，以确定空投的蚊子是否能够存活下来以从人类身上获取食物。
除此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二战后启动了 MKUltra 精神控制计划——研究人员在马里兰州埃奇伍德兵工厂的 7,000 多名美国军事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注射了 LSD（*********物）。
更丧心病狂的是，这些研究者还将魔爪伸向了儿童。
从 1950 年代到 1972 年，纽约史泰登岛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的智力障碍儿童，被研究人员故意感染病毒性肝炎，其目的是研发疫苗。
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承诺会保障儿童的安全，并诱使智障儿童的父母签署一份声称是「疫苗接种」的程序的同意书。但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却给智障儿童喂食一种由感染该疾病的患者的粪便制成的提取物，故意让儿童感染病毒性肝炎。
以上这些实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试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了「小白鼠」，而这些无人道实验的主导者，几乎都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5）恐怖梅毒
我们说回梅毒实验。
其实，梅毒之所以被全世界如此重视，是因为它是一种历史悠久又难以攻克的病毒。
梅毒的恐怖从中世纪开始就被人所知晓，它最早被称为「德国病」「法国病」「那不勒斯病」和「波兰病」，以地域来命名疾病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撇清这种肮脏病毒与自己国家的关系，并诬蔑敌对国家。
1530 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一位教授、医生、诗人吉罗拉莫·法兰卡斯特罗创作了一首诗《梅毒，或关于高卢病》，他成为了实际上第一个普及梅毒相关知识的人。
诗的内容很简单：猪倌西菲里挑衅众神，认为地球上的国王比奥林匹斯的神灵更高贵和富有。于是，天上的领主用一种重病来「奖励」西菲尔的傲慢，而这种病毒就以西菲里（Siphil）的名字命名，从此梅毒（Syphilis）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梅毒，或关于高卢病》）
梅毒的症状十分可怖，感染期不同，患者的症状也有所不同。
在患病初期，患者会出现生殖器溃疡、全身性红疹等症状，这些症状有时会自行恢复，之后进入长度不一的潜伏期，短则几个月，长则很多年。
潜伏期虽无症状，但梅毒会像一只蛰伏的野兽，在人体内持续造成伤害。
到了梅毒感染末期，杀伤力便不可小觑。在这个阶段，梅毒对人体最具破坏力，其主要特征病变为梅毒肿瘤——一种黏稠、橡胶状的肉瘤，这些肿瘤会导致皮肤出现大规模的溃疡与骨头结构变形，甚至导致病患毁容。若肿瘤出现在器官内，还会严重损害器官功能。

（接受梅毒实验的患者）
不仅如此，梅毒还会攻击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巨大伤害。这时候，患者的下肢会变得平衡性差，以及宛如被闪电击中般的疼痛，之后，患者会情绪淡漠、癫痫、轻瘫伴随失智，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梅毒的传播大多为性传播以及母胎传染（即在母亲怀孕时经母体传给胎儿）。自梅毒开始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人们就开始寻找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办法。
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患梅毒的人通常生性放荡。所以，他们对梅毒患者的治疗方法和对放荡不羁之徒的刑罚类似，治疗从严厉的鞭打开始，目的是让不幸的病人摆脱罪恶。鞭打之后，医生通常会喂食患者泻药，随后将他们放入特殊的蒸汽室中，用水银蒸汽熏蒸患者。
结果，有 80% 的患者会因水银蒸汽致死。但到这一步治疗仍然未结束，患者依然需要在患处涂抹水银制作的膏药，这种治疗方法使得绝大多数患者都因汞中毒死亡。
而梅毒治疗的真正进展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1858 年，俄罗斯医生卢克姆斯基发表了一篇文章《论通过疫苗接种治疗梅毒》，阐明了通过接种天花疫苗治疗梅毒的办法。
1901 年，意大利一所医院的梅毒医疗小组发明了热处理疗法治疗梅毒。
1917 年，奥地利的一位医生别出心裁地发明了疟疾法治疗梅毒。其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当时已经出现了疟疾的特效药奎宁，而较高的体温可以杀死梅毒病毒，也就是说，疟疾引发发热，发热杀死梅毒，而发热用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控制。
这些疗法相比中世纪的水银疗法虽然进步得多，但梅毒治愈率仍不乐观。
到了 20 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医疗科学的进步，政府的医药卫生部门开始对梅毒做深入研究。随后，各国医疗部门通过与梅毒感染者合作，开始测试各种治疗方法及药物的有效性。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实验」会成为杀人的工具。
而这些所谓的研究者，还会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切都是为了科学。
文章参考：
[1] "Normal Exposure" and Inoculation Syphilis: A PHS "Tuskegee" Doctor in Guatemala, 1946-48
[2] Hiltner, S. (1973).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under review". Christ Century.
[3] TUSKEGEE AND THE HEALTH OF BLACK MEN，Marcella Alsan and Marianne Wanamaker,PMC6258045
[4]《说出他们的名字》，斯坦福图书馆
[5] 性传播感染，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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