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青帮老大的生活，民国旧事天津租界里的青帮

引子

＊本文原作者胡君素、李树芬

潘子欣（1876年—1951年），名志憘，字和仲，号子欣，以号行，排行第七，人称潘七爷，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安徽歙县。

潘子欣操纵天津的青帮，影响延及京沪，连上海的大享虞洽卿都说：天津的潘七爷，我们不能惹他。日本人劫走溥仪、掠夺农田、航运军火都是在青帮的协助下，才得以顺利进行。 土肥原贤二、执印省三、山冈本一等一批侵华日军的大小头目纷纷加入青帮。抗战时期，青帮成了日人以华制华的一柄利器。

正文

青帮（也作清帮，即安清帮）是旧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从清末民初不断为军阀和流氓所利用，在政治上没有表面化。但是外国列强看中了这一点，利用青帮要算日本人最著。例如1939年当汪精卫脱离重庆与日本政府接治投降“倡导和平”时，日本人就利用中国沦陷区各地的青帮团体，打电报响应汪精卫的号召，也主张与日本妥协，“谋求和平”。当时天津的青帮头目如吴鹏举、张英华、张逊之等人，也如斯响应，发出呼吁电报。日本人极力要打进和利用中国青帮，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至于其他列强则是间接通过青帮个人关系，互为利用。本篇只就天津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实，说明外国列强与青帮是怎样勾结的。

1925年以前，没有听说天津有什么青帮组织活动，但青帮中人居住在天津是有的，并没有开山门收徒弟。其后直鲁联军盘踞山东、直隶，这时军队中有青帮，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就是青帮，才在天津市内逐渐发展了青帮组织。1927年，袁寒云（名克文，袁世凯第二子）以青帮大字辈，由上海北归，居住在英租界两宜里，在天津收了门徒1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人、洋行买办，如安利洋行买办毕馨斋、英商塘沽驳船公司经理王汉臣等人。这时与袁寒云来往最密切的除他的儿女亲家方尔谦外，要算国民饭店东家潘子欣。但是潘子欣是不是在青帮，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秘密，因为青帮中有“许允不许赖”的规定，而潘的行径，确实是青帮中人的行径，故多年来天津人都认为潘是青帮。1931年袁寒云死后，潘为了笼络袁的门徒，曾在他英租界马场道住宅请袁的部分门徒会餐，说我与你们的老师袁寒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虽不在你们帮里，但我是个“玲珑空子”——青帮规定，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叫做“玲珑空子”。这话的用意，是要寒云的弟子捧他的场。

潘子欣，苏州人，是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潘祖荫（字伯寅）的后裔。曾留学日本，日本话说得很流利。1922年天津美丰洋行买办兼三北轮船公司华北总经理李正卿，租瑞士人路伯那的地皮修盖国民饭店，言明15年后将建筑物交还原主以抵租金，从劝业银行借到5万元修盖了楼房。潘初投资2万元，作为饭店设备之用，修好后潘欲经营，以5.5万元从李手里接兑了法租界国民饭店。

他自任董事长，经理是戴士奎。戴是青帮，原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包西餐，能说一口法语。戴任经理后，特把他的青帮老师、前杭州缉私营统领朱彦青接来天津。朱的妻子是法国人，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住在国民饭店，后移法租界紫阳里。朱是上海青帮首领张啸林的把兄弟。由于这样，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成为上海青帮中人在上海出了乱子逃来天津的避风港。凡是上海青帮中人，如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介绍，通过潘子欣，均能在天津逍遥法外。上海青帮曹凤翔是杀人越货的大流氓，大约在国民饭店开业后的第二年，在上海杀死一个外国人，这是个图财害命的案子。曹逃到天津投靠潘子欣，被戴士奎招待住在国民饭店，后移英租界。多年以后，曹在天津以制造贩卖毒品发财，在北京、天津均置有房产，不再回南方。

国民饭店未开业以前，潘子欣在天津已经崭露头角。他在天津有任何事情，均由天津警察厅侦缉队长丁宏铨（后来任厅长）和其弟丁履之为他奔走，丁家兄弟均在青帮。若讲世交，天津社会名流、前清内阁阁丞华世奎，尚称潘为七叔。潘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书香门第的没落贵公子，曾是1917年永利碱厂的发起人。他精于赌术，在1921年以前是以赌博起家的，由于赌精而致富。那时与他来往赌博的人有张弧、王克敏、李宣威和清贵族庆亲王奕之子载搏、载抡以及荣禄的儿子良癸等。潘同张弧、王克敏、曹汝、任凤苞都是丙子会的成员（光绪二年丙子属鼠生人的生日会）。一次，王克敏（时任财政总长）在法租界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办的泰安俱乐部内，一夜输了54.5万元，因为他的银行存折存了56万元，即把剩余的1.5万元，作为赏钱，赏给茶役。这次潘赢了十几万元。潘子欣因李正卿让渡国民饭店，有个时期，他家有赌博，总是要国民饭店经理戴士奎告知李正卿到潘家赌博。这时，往往是买办资本家李正卿，或者是财政次长朱作舟大赢其钱，而潘则是输家。李正卿在这一两个月，每次都赢十来万元，事后他们怎样分账，则不得而知。在第一次欧战时，德国人从中国撤退，潘以廉价购到英租界马场道花园别墅一所。有了华丽的住所，他就成为英租界的高等绅士，这个住宅后来成为他聚赌的处所。院内可以摆十几部汽车，铁门一关，究竟在屋内搞些什么名堂，英国巡捕无人敢问。他与英国人和英国历任总领事，均有密切的来往，例如天津英国俱乐部，只有英国领事和英国大洋行怡和东家彼得氏、开滦矿务英国总办杨嘉立以及永年保险行悌伯、汇丰麦加利银行经理等才能去作游戏。这是英国绅士集会的场所。中国人能去的也只是1927年以后英租界的华人董事吴颂平和庄乐峰、王荷舫、黄宗德等人，但是潘子欣既不是买办，又不是大资本家，却早已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天津英国俱乐部是英国人交换情报的处所，所以不能杂乱，而潘子欣是精通中国政情的，他向英国人递送情报，故英国领事馆对潘总是另眼相看，历次英国领事易人，前任必把他介绍给后任。所以他在英租界有很高声望和巩固的地位，因而英租界董事会秘书、买办孙仲英的女婿陈道源也和他要好。又如1929年以后英租界警务处华人处长李汉元，也是他和几个中国董事保荐的。天津大买办、汇丰银行经理吴调卿病故，临终前作遗嘱，关于他的财产分割，因怕妻妾儿女出问题，特邀潘子欣为他们分家主持一切。他同吴颂平是表联，故与当时的买办阶级都有深厚交情。他能利用英国人，又挟有青帮势力，所以能在天津成为有名人物。

国民饭店开业后，大约在1927年，津浦铁路因战争关系不能畅通，三北轮船公司的轮船乘客异常拥挤。国民饭店经理戴士奎要公司的轮船每次为青帮中人预留船位一二十席。一次遭到三北经理人李炳炎的拒绝，后来上海总公司董事长虞治卿曾责备天津三北负责人说：“天津的潘七爷，我们不能惹他，如果拒不给帮里人留席位，假若船被火焚，损失不更大吗？”这也可见潘子欣利用青帮，在上海、天津的势力了。

潘子欣要在天津显示他利用青帮的威望，当袁寒云在世时，通过袁指使袁的徒弟李明德（绰号“山东李”）在华商赛马会上，正当养马人苏守愚的马出场时，李率几个打手，把苏守愚打了一顿，使苏在天津丢了大人。潘为什么要打苏，因为他也养马赌博，他们之间有隙。从那时起天津青帮中“山东李”的名声鹊起，天津下九流吃人搞钱（如包庇翻戏）都依李保镖。遇到重******烦，李找潘，在法、英租界均能平安无事。重大的事潘与领事馆一说，就解决了，次一点的叫戴士奎在法租界工部局找法国人，至于英租界工部局，则有陈道源和李汉元，余下的鸡鸣狗盗的事有李明德、王德山跑腿，什么事均能左右逢源，一切问题都能占得上风。例如，李宣威看中了双霞书寓中学刘宝全唱大鼓的******秋露，要讨为妾。窑主文光斗索价2万元，李踌踏未应，如不能得手，颇觉丢面子。正在为难，潘子欣说，这事交我办，不要你花钱，李不好意思，开了一张5000元支票交潘，第二天文光斗就用汽车把******陪送到李公馆。文光斗慑于潘七爷的威势，不敢不办。再如，1934年天津仁立毛呢纺织厂，将一个车间的全部50多个工人予以解雇，因怕工人闹事，便勾结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李汉元和潘子欣，一方用巡捕，一方用青帮。李汉元表面上借劳资纠纷，不便出头，但支持潘利用青帮打手李明德、王德山等手持武器对解雇工人进行威胁。这件事是仁立工厂通过平津大律师也是仁立股东的林行规（英国留学生，曾任大理院推事）请出潘子欣，而潘则是林的岳父，故利用青帮借着英租界警务处的力量，为资本家效劳，把工人强行赶出工

1935年秋，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长，当宋为其母祝寿时，南京要人如交通部长俞飞鹏、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上海青帮代表张啸林等前来拜寿，这一行人到天津均住在英租界潘的住宅。次日，潘陪同到北平，在剧院的贵宾席上观戏。齐协民私下问宋哲元，怎么潘老七坐在贵宾席上，宋说你不要问。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潘子欣匆忙离开了天津，大家感到惊奇。齐协民又问秦德纯（时任北平市长），为什么潘子欣要到南方去，走时那样狼狈？秦说：“日本人限制他的活动。”因为他感到再在天津住有危险，故仓皇南下，至于其中内幕，一般均不知。”但据潘的堂兄弟潘伯兴说，在那个时期，潘子欣已与军统局戴笠建立了关系，日本人对他不谅解，所以天津不能再混了。

1931年11月8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导演的便衣队暴动劫走了溥仪。日本租界流氓袁文会在这次便衣队暴动中起了一些作用，他认为有日本人撑腰，用武器打死同胞，是一件平常事，益发在日租界横行霸道。1933年秋，袁文会为日本大东公司办理招募华工的有关事宜。这些华工都是由津浦沿线和沧县一带所招来的农民，到天津必须经过西关街，而西关是恶霸刘广海的地盘。刘眼红袁文会在日本租界包庇运送毒品、大烟、开设赌局以及私运华工等收入，当华工经过西关时，刘广海要过路钱。这件事，引起了西关与日本租界地痞流氓的利益冲突，发生械斗，刘被袁的师兄弟国文瑞用橡皮锤打晕，再由袁的徒弟李二弟用尖刀把刘广海的打手宋子扬刺死。命案发生后，刘广海控告于法院，中国官厅通缉袁文会等凶手。袁为避风头，携党羽齐国富、郭小波、周孟楼、国文瑞等逃往沈阳，分住在开娟窑的狄捷三和赵德胜家，又到大连住在开娟窑的王华亭家，受到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某的招待。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获知袁文会原在便衣队为他出过力，并知其在天津有一部青帮势力，因命前张宗昌顾问、黑龙会分子小日向到大连找袁文会，问他出关原因，袁说有命案通缉，不敢回津。小日向对袁文会拍胸膛保证说：只要你不出日本租界，一切均由日本机关保护，不必顾虑，赶快回津。因而袁在关外没有多少日子，便携王华亭返津，袁曾帮助王华亭在日本租界开设“乐天地”游艺场。

袁文会返津后，小日向奉土肥原命令到天津，把天津青帮各个帮口头目组织起来，在日本租界桃山街成立以安清帮为基础的“普安协会”，厉大森被选为会长，小日向为常务理事长在背后操纵。厉大森因年老而又吸食******，由他的徒弟宣传部长张逊之（时任《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主持会务，袁文会任行动部长。这时，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普安协会若干次在中国地区散发传单，伪造民意，要求“自治”，均是奉日本人的命令而行的。普安协会中国人方面参加的重要青帮人物有大字辈的厉大森和他的徒弟张逊之、张士骏，通字辈（非厉的徒弟）魏子文、张凤岭、白云生及白的徒弟袁文会、牛占元、殷风鸣、王恩贵、国文瑞、刘金铭、齐国富、刘宝珍和三野友吉公馆翻译跑腿人于宝泉；日本方面参加人物有小日向（据说曾厉大森为师父）、木村伊助、高桥、野崎（后3人均是白云生的徒弟）。这样袁文会有了日本青帮弟兄，无异如虎添翼更为嚣张。但是他目不识丁，粗鲁不堪，遇重要事只好听命于张逊之。木村伊助后来是土匪刘桂棠“自卫军”的顾问。高桥原在日本租界贩毒，后来是伪蒙疆自治政府产业部的嘱托。野崎在青帮，改名吕文样，后来是日军1820部队的陆军御用达，经常与袁文会表里为奸，鱼肉中国人民。

张逊之初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曾在刘广海与袁文会械斗时，站在袁方进行调解。这时南方来的蓝衣社（当时尚不明是军统局）王天木等人要抓天津地方下层势力，插入袁、刘纠纷中，因而张逊之在调解中与军统局建立了联系。袁以命案逃亡离津后，张逊之在青帮中取得相当地位，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和日租界清河里14号厉大森纪念堂，大收徒弟，代替袁文会在日本租界的势力。普安协会成立后，在日租界有小日向支持，在法租界有信记银号经理戴云标的吹捧，戴是介绍张拜厉大森的关系人，又能说法语，张如需与法租界当局联系时，由戴勾结工部局警务处侦探长饶伯泽代他办理。但他与军统局有联系，瞒不了日本人，因而在1936年日租界发生白逾桓、胡恩溥被军统局暗杀的事件后，军统局内叛投日本宪兵队的毛凤吉，说张是抗日分子，宪兵队把张逮捕，押送大连，经他的老师厉大森和小日向营救，于1937年7月中旬，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电保释放。日本人捕释张逊之，事先是有计策的，是一种有保证有条件的欲擒故纵，要他死心踏地为日本服务，后来任他为天津《庸报》社副社长。故返津后，他与宪兵队管理特高的宪兵准尉上田和天津宪兵分队队长掘井中佐达成谅解。日本人曾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派他到香港，受和知鹰二（原天津日本驻屯军高级参谋）领导，与董显光（时任重庆中宣部部长）转重庆，向国民党转达日本人的意见，见到了宋美龄。虽然如此.日本人对他并不放心，曾于1943年在北平花园饭店扣押其2日，经他徒弟要求宪兵队特高课长上田（由天津转任）保出。他被释出后，宪兵总部对他道歉，说是误会。他在东安市场森隆饭庄请客，座上有上田等许多日本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被扣，他只是说请他去谈谈。总之日本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他又利用日本人的势力，互相狼狈为奸。由此可见，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明知张逊之与军统局有密切关系，而更为重视张逊之。

在这以前，袁文会由大连返津，但与刘广海的人命官司并未结束，袁的党羽郭小波、王恩贵等被中国法院捕获，押在监狱。张逊之于七七事变后释放返津。日本宪兵队打算招募华人作密探，宪兵队长掘并问谢龙阁（台湾籍日本人，在日租界组织天龙组，进行大量走私活动），谢龙阁问计于张逊之，张说可以把在押的袁文会党羽释放出来效劳。于是，谢和张均对掘井要求保出这些人。这些人释放后，宪兵队给他们的任务是搜捕二十九军抗日散兵、天津警察保安队队员以及许多抗日进步人士。不久在特务机关的指使下，袁文会亲率党羽在英租界伦敦路亲仁里口枪杀了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几年中，日本为了攫取华北劳动力，如前所述，曾由台湾籍日本人陈炎成立大东公司，招募华工，贩运到伪满和日本北海道去开煤矿。在华工到天津后，日本人除了利用袁文会帮会党羽加以管理监视外，另有茂川机关的特务毛利、木村，伙同白云生的徒弟方明大量私运华工。经毛利、木村介绍，方明投在日本宪兵队访部安太郎少尉手下。访部调到茂川机关服务，改穿便衣，也把方明带到茂川机关。他既与毛利、木村为同事，秉承茂川秀和旨意输送华工更为大胆方便，这样方明在日本租界的势力，仅次于袁文会。在这几年中他所私运的华工人数，实在无法统计，仅仅知道在吉林辽原县的煤矿，有“方家大柜”折磨而死的工人埋在那里的万人坑，其他地区则不详细。那时，方明有时奉茂川秀和之命去关外巡查，或派他的徒弟谷振廷到关外去算账，每次都必有巨款汇回天津，因此方明有“方家大柜”之名。这些华工到关外，由他派人组织编队，强迫从事苦役。工头都是他的徒弟，他则在天津死心塌地为日人效劳。从这些华工身上剥削来的钱，除“方家大柜”的开支外，余均为茂川秀和控制，茂川又以这些钱在天津作为便衣队的经费。方明的输送华工地点原在日本租界，七七事变后公开在南市大舞台旁设立了办事处所。1941年前日本人痛恨英租界当局不与日本人合作，茂川机关派方明、陈玉发两人，到英租界放火、抢仓库，事毕后，茂川曾给以重赏。日本人就是这样打入青帮，使用青帮的。

很早以前，意国租界华义洋行经理人高那巴和柏尼吉，在这个洋行下开了一个义和公司；专门经营猪栈及屠宰场，地点在意租界沿河马路（现复兴道）。这两个意大利人以租界为护符，逃避中国官厅的屠宰税。公司买办张殿元（外号“宰猪张三”）同意人四六分账，意人占6成，张占4成。张殿元从保定和沧县赶猪到意租界义和公司猪栈进行屠宰，运销于日、法、英、意租界。理由是经过义和公司检验消毒，符合卫生条件，以示不同于中国屠宰场的猪肉。初张殿元的大批猪仔，经过大红桥附近时往往丢失。他要求该地派出所警察替他寻找。所长对他说，这里的坏人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应该和他们联系，花点钱，不就可以解决了吗？他探知这里的地痞流氓很多是青帮大字辈吴鹏举的徒子徒孙，为了保护他的财源，便急拜吴鹏举为师，进入青帮。这样他的猪以后不但没有丢失，而且还得到帮里人的种种帮助，意国人对他进帮感到极大的高兴。

1932年，袁文会在日本租界有了相当势力，他看到张三每月有二三千头活猪进栈屠宰，由意租界渡河，分送日、法、英租界90多家猪肉铺销售，每年可以赚十几万元，到淡季和旺季，还能左右行市，便眼红，想打张三的主意。义和公司拥有自己的脚行运送猪肉，一个猪的运费起初是六七个铜元，货送到猪肉铺，经理人对脚行还另有好处。袁文会原是以脚行发家的，认为这个运输权应该由他掌握，遂通过意租界工部局侦探长杨奉福、吴国栋，向张三讲交情，要求让渡运输权。张三告之高那巴、柏尼吉，均说不要理睬他。于是袁文会派他的党羽6人，在日租界马家口摆渡岸边，当义和公司脚行运货过河时，不准转道，并对脚行说，叫你们“懂嘛的”来说话。张三得知情况后，转告高那巴、柏尼吉，由他们通知日、法租界当局，法界逮捕了袁的4个人，日界带走2个人。到法租界的4个人，在巡捕房吃了苦头，说他们是讹诈。后经杨奉福、吴国栋与意租界工部局说妥，电知日、法工部局，把人释放了。这件事发生后，袁文会正式下请帖，邀请张三在日本租界旭街回教饭馆鸿宾楼吃饭，并由吴国栋代约张三，吴对张说，在席上不要说什么，彼此见面，还是好朋友。张三把这事又告之高那巴、柏尼吉，并设计在同天同时，也在鸿宾楼宴客，请了两桌，客人是日、法、英、意4国领事夫妇和4国工部局警察局总办夫妇,另外还有法国专管化验的米大夫、赖大夫和日本宪兵队长与意国领事翻译沈某。届时由4个意国巡捕，在饭馆门外守卫。袁文会请的客人中，有李明德、刘宝珍，加上杨奉福、吴国栋共5人。张三在上头道菜后，到袁屋内敷衍一番。李明德问张三，你还认识我么？原来李明德也是屠户出身。高那巴即派人请张三，回到自己屋内陪客。这样阵势摆出后取瑟而歌地叫袁文会认识了张三的力量，把袁文会的气焰压了下去。在饭馆外，袁党羽均抱头鼠窜。此后，义和公司的营业毫无阻拦。从这件事足以说明外国列强在中国人方面的操纵有术了。

▲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どひはらけんじ，Doihara Kenji、1883年8月8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侵华头号间谍，西方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人则称他为“土匪原”。他是“中国通”，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会说多种方言，他那一口流利汉语带北京口音。从“九一八事变”到汪精卫叛国，在中国从事了将近三十年的特务情报工作，几乎抗战时期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他的影子。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在审判中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但是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日本陆军自甲午战争以后，即以中国为侵略假想敌，集中表现在田中义一的《满蒙奏札》里。因而日本政府要求在华之日本人，都要随身携带一本秘密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内项目甚多，就中关于中国的社会团体，如佛教、道教会，天主、基督教会以及中国社会上多年流传的青洪帮，甚至后来最反动的一贯道等等，都要日本人伪装设法打进去，研究、发展并利用这些组织为日本服务。土肥原贤二在日本陆大毕业后，于1915年前后被派到中国，充任日本驻华武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的随从副官，任务是携皮包、接电话。但土肥原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专门做间谍工作）高级特务，是研究侵略中国的能手。他任坂西的副官，差不多10年，在北京时颇欣赏中国的青帮组织。大约在1921年，他向青帮大字辈魏大可申请进帮，递了小帖。

魏大可字汉卿，晚年自号奇叟，山东文登王庄人。他的父亲魏鸣銮光绪初年在济宁德国天主教堂办的德文学校工作。魏大可幼年在这个学校念书，青年时在济宁参加青帮，拜礼字辈张垂恩为师，与主约瑟（王大同）为同参弟兄，平时以搞青帮、办理同乡救济慈善事业、开山门、摆香堂为业，在济宁、济南、青岛、天津、北京收了很多徒弟。他以办理慈善为名发展青帮，认为慈善事业施之于不认识的人，不如施之于青帮子弟，尚可收到互相帮助之益。因而他的慈善事业偏重于青帮，并以青帮不分国籍来号召，扩大声势，故当时土肥原入了青帮。与土肥原为同一烟香的同参兄弟有日本人富永启堂（中国姓名叫王永良），还有曾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财政厅长的李景明。他们进帮时，是在北京骡马市大街宾宴春饭庄行的拜师礼。李景明进帮后，又介绍杨宇霆拜魏的同参弟兄王约瑟为师，因而山西、东北高级将领如王靖国、刘多荃拜王为师者甚多。富永进帮后研究青帮历史，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把青帮组织的《通漕》（又名《海底》，即青帮历史、帮规）一书译成日文。在这本书的卷首，列有土肥原、魏大可、富永的相片，并把魏大可吹捧成德国路政大学毕业，得有博士学位，回国后清廷授予翰林。这本书于1932年在大阪发行，连续再版多次。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军统局和CC组织概况，编在这本书后面，说是蒋介石怎样驱使中国秘密会社，号召日本人参加青帮，同国民党蒋介石对抗。这本书出版后，富永又在北平西单舍饭寺胡同红字会内，基仿红正字会组织以慈善为名，成立白字会，“白”字意义就是魏大可和他们都是属于嘉白帮的“白”字。会里人事以魏大可青帮系统为骨干，以魏的大徒弟刘玉权任白字会会长，富永启堂任常务理事。会务完全控制在富永手里，富永利用这个青帮慈善团体在华北各地展开特务活动。这时土肥原因是现役军人，不便出面，但他掌握的情报，大多是由白字会在富永指使下搞来的。故1934至1935年间，土肥原搞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河北省各县的情况均了如指掌，以此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商震捣乱。天津也于1935年9月在日本租界松岛街成立白字分会，会址是陆宗舆提供的房产，同时勾结了在日本租界居住的汉奸，如王揖唐、陆宗舆、刘桂棠等，作为天津白字分会的基本成员。魏大可不常来津。1943年秋，他任北平伪商会会长时70岁，在北平的中、日门徒，为他大办庆祝寿辰，拜寿的不下1000余人。当时北平的日本驻军某部参谋长根本博少将（吴鹏举的徒弟）和日本宪兵司令加膝荣治中将，也前往拜寿，可见日本人怎样重视青帮了。

1935年，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故迫不急待，唆使滦榆行政专区专员殷汝耕背叛祖国，窃据冀东22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的朋友原上海警察厅督察长通字辈青帮王金标（宁波人）依附殷任伪高级参议，在冀东搞情报工作，后又兼任伪天津市警察局侦缉总队长。这时在上海活动多年的日本黑龙会分子小谷晴亮，见北方局势变化，急欲到北方来发展，但他认为在北方搞侵略活动必须像在上海那样有青帮势力，如杜月笙的支持，才能施展开，问计于上海明华银行总经理童今吾，童介绍到天津可以找王金标。小谷晴亮来天津住法租界童今吾之弟童梦熊经营的颐和园饭店，时王正在冀东，未能相见。小谷先与河北省银行监理杨介社（原北洋财政部库藏司长）在法租界8号路开设了裕通公司，又单独在意租界搞了一个裕兴公司，均告失败。某日小谷向饭店副经理王玉堂打听王金标，恰恰王玉堂是王金标的徒弟。因而不久王金标和小谷晴亮见了面。

小谷晴亮在中国搞的是经济侵略，他的靠山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到天津后，他是东方拓殖公司的代理人（七七事变后改为华北开发公司），专门为日本拓殖省（后改为兴亚院）在华北搞棉花出口。上述两个公司，就是做棉花生意。小谷与王金标接触后，便互相勾结，利用王在冀东唐山一带的青帮关系抢购棉花。小谷见王确有办法，因而与他合伙，在英租界达文波路，组织了一个合义公司，并在合义公司下面开设同源货栈，由王的徒弟倪某、李甲三分任经理、副经理。李是唐山人，住在胥各庄河头，任外庄经理。由王金标之子王伯伦的友人李伯常（中统特务）到内地收购棉花，及兼作一切走私买卖，如人造丝、白糖等。这时合义公司迁移英租界大沽路105号。

合义公司从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手里租到该行天津边缘马场道、季庄子、聂公祠一带田地共计18顷。这些田地都是一些小农户租佃的，由产权人或押或卖与盐业银行，故极为散漫，银行得不到什么收益。王金标以合义公司名义租到手后，由小谷晴亮的日本方面力量和青帮下层势力相配合，以王出面，请当地农户小头目在登瀛楼饭庄吃饭。原来这些小头目，都是青帮里的人，因此都拥护王的办法，愿受他的领导。王与小谷计划，把这18顷田地安装上机器，装设了电线、电灯，并配置一些新式农具，供应农户种子、化学肥料，一切设施均由小谷担任供给，组成一个在合义公司下面的农场。这样，把当地小农户变成合义公司的佃户，用青帮势力把小农户组织起来。除由合义公司给盐业银行以相当租价外，强制这些佃户在青帮小头目指挥下，开沟灌渠，把这18顷旱地改成水稻地，不到两年，就收割了日本人所需沾米。管理农场的技术员是由王的徒弟李怕常介绍的马兰峪人、据说是有农业经验的邵百炼，事实上只是形成了以王金标为首的把头农场组织。水稻收割后，合义公司与农场协定的合同，就完全不予履行了。这些上等白米农户不能分享，都以低微价钱，由合义公司收购储存于同源货栈，以高价出售，剥削了农民的劳动力，使王金标和小谷晴亮都发了大财。迨至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更需要这种沾米，由于合义公同有了办农场的经验，小谷晴亮和王金标利用日本军部的力量，用同样方式，在卫南洼、梨园头和灰堆、何庄子等处强占民地，将旱地改种水稻，成为合义公司第二、第三农场。这样合义公司就拥有了数百顷水稻田，王金标变成了剥削农民的大庄园主。复又于聂公祠桥畔（季庄子北）强租天津八善堂的旱地。经营人张某要求以八善堂名义，由张某加人合义公司为股东，王金标为了控制张某，说加入股份是可以的，但张某必首先加入青帮，拜他为老师，方能允许。于是张某向他叩了头参加了青帮，又以同样方法剥夺农民土地。在日本投降前，天津附近的水稻，起了供应日本军粮的作用。1944年，日本军部加强搜刮稻米，由米谷统制协会指导成立了军谷公司，王金标与小谷晴亮分了家。在这以后王金标住在旧英租界，成了一贯道的主要操纵人。八一五日本投降，军统局把一贯道一班道首及大道首张天然的大徒弟王义接到重庆，指示反共机宜，王义由重庆回津，下飞机后，立刻到王金标家里汇报重庆之行的经过。天津解放前，王金标逃往上海。

天津青帮通字辈陈友发，是直鲁联军盘踞天津时，天津警察局庶务主任，与时任第四科科长的李汉元为同事。在职期间，不断通过青帮关系勾结司法科审讯员马荫丰，为一些为非作歹的流氓、土匪、犯案送押的人托情，因而更与一些青帮人物接近。例如土匪贾少卿，为天津警察局捕获，经陈友发营救释放后，拜陈为义父。后贾少卿成了汉奸北宁路局长陈觉生的心腹，故陈觉生对陈友发很尊敬，时往拜访。陈觉生死后，贾少卿又转为伪天津市长潘毓桂的保镖人。陈友发一向居住法租界老华利里，他收的徒弟多是租界的商店经理或海关的外班职员。海关外班的杨恩浩、贾文凯、吴连奎、陈恩祺等11人虽不是徒弟，但为陈的拜把兄弟，其中8人是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师，但这8个人并不认识曹，是由陈友发代曹幼珊收的徒弟。他在外班中的徒弟，有刘长清、张璇。陈通过刘、张在海关进出口验货，时常为他商业中的徒弟减税或以多报少，蒙混过关，在其中谋取利益。例如陈的徒弟侯子龄经营的惠通祥药庄，经常有大批贵重中药材运往上海、香港、南洋一带，就是通过刘长清、张璇等办理的。陈的徒弟中有好几个人经营报关行，均有陈的人力股，因而进一步与海关勾结偷税走私。陈在英、法租界都有相当的势力，在法租界如遇有为难事，需要与法工部局说话，是通过侦探长麦拉扎和副侦探长各贝亚的中文老师陈翰卿（直鲁联军军长顾震部下，青帮通字辈，与陈友发为同参弟兄）为之转达。因而陈友发在法租界有法国侦探长支持，在英租界有李汉元的支持。

七七事变后，天津伪警察局侦缉总队长吴宁靖要一些名女艺人侑酒，女艺人遭到吴的侮辱，陈友发为她们打抱不平，遭到吴的嫉恨，吴严令缉捕陈友发，照会到法租界工部局。法国侦探长早就告知陈，陈即遁入英租界，住在刘静山经营的样泰义商店里，受到李汉元的保护。不久，刘玉书卸任伪警察局长，吴宁靖连带去职。这时贾少卿从北平来，要天津商会出面派人到北平欢迎潘毓桂。通过贾与陈的鼓动，由刘静山邀同商会委员多人及商业群众，为潘毓桂来津任伪市长作了有体面的欢迎场面，把吴宁靖对陈友发的欺压扭转过来。后来，有军统局投日分子某在法租界劝业场遇见以前同伙蒋文，向其索钱，扭打到法租界工部局。蒋文方面托到贾少卿，经陈友发与工部局缓和，不要案送伪警察部门。但法租界当局这时不敢触犯日本人，因而工部局侦探班长贾玉珂保证送案后，不暴露蒋文军统身份。送案时，与伪警察局说妥以打架斗殴释放，由蒋文送两根金条交贾玉珂，转交投日分子某。案送后，先释放蒋文，过了几小时，再放投日分子某。这人到贾玉珂处索要金条，贾支吾其词，几天后贾玉珂在他家里被这人用枪击毙，陈友发因惊恐在劝业场附近跌倒中风死亡。

大约在1937年10月，日军在平汉线占领保定，在津浦线占领德州。为了打通河北省内河航运，天津日本驻屯军成立了水路警备部队，由森冈中佐任司令，司令部设在河东大王庄，他本人住河东华安街天宝戏院对门。这个警备队主要任务是押运木船，经内河送货到保定、德州，也包括塘沽到烟台的海运。森冈部队押运船只，甫到杨柳青独流镇一带，即被当地土匪如郝宝祥、潘九龄、李德贵等部阻拦、洗劫，由于船上日军太少，不敢登陆穷追。过一个村庄，又遇到土匪的盘诘刁难，船上的中国人用安清帮术语答话，大家讲了交情，就可以放行过去。因而日本人认为青帮在航运方面确有用处，于是把航运青帮组织化，在伪内河航运局之外成立了伪天津内河航运公会。日本人把居住在大红桥的青帮大字辈吴鹏举找出来，这时吴已80多岁了，由他的徒弟杨锡庆搀扶方能行动。另外配合一个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英华，选定这两人为伪内河航运公会的正、副会长，借青帮势力，来保护航运安全。特务机关派渡赖拜吴鹏举为师，渡并担任这个公会的常务理事，对会务进行控制。中国方面的常务理事是广东人洪帮的章夔一，章是洪帮太行山主，同时也是华北洪帮协会的会长。公会下面尚有伪科长杨锡庆、杨彩亭等。沿河各驿站设有航运公会办事处，如北塘办事处，处长由张英华的徒弟马德良兼任。在沿河码头，均贴有公会布告，说明公会组织是安清帮的团体。船上除由保卫科派公会武装随船押运弹压外，并在船首悬挂伪航运公会的大黄旗一面。日特务机关政务班长小野正男少佐见伪航运公会确能起作用，也拜吴鹏举为师。小野进帮后，许多日本特务和翻译，也拜小野为师。吴也开山门，摆香堂，广收徒。

张英华字月笙，河北省衡水县人，不详其何年在青帮，拜何人为师,只是在伪内河航运公会成立时，日本人把他选出来，他才说他是青帮，而且是大字辈。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因为他家先辈均是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冀南红灯照杀教徒，把他家当成“二毛子”，杀了他家不少人。他弟兄3人，二弟膺方（后任伪衡水县长，被抗日游击队处死）、三弟膺武（后任直军旅长）均被英国传教士隐藏起来，未被杀。辛丑（1901年）和约后，英国人为了培养他，把他送到天津新学书院读书，第一期毕业后，又由学校保送英国留学，学成归国，在英国人控制下的盐务稽核所工作。1915年调任四川自流井盐务稽核所经理。在袁世凯称帝吴佩孚随曹锟第三师援川时，他认识了吴，因他有英国背景，又善钻营，1926年张绍曾内阁任他为盐务署长兼任财政次长。后财政总长刘恩源辞职，他升为总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曹、吴失败，张随吴佩孚到河南任筹饷督办。吴佩孚再败，逃入四川，张英华蹙居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后一所楼房。这时他办大华火油公司，曾去过苏联。他办大华是由苏联来油，并没有多少资本，通过曹锟表弟朱锡纶，在曹妾陈寒蕊那里拉到股款10万元,只交了7万元，而朱也当了大华的股东。后大华让渡与雍鼎臣经营，他将住宅出售，迁到英租界，局面就缩小了。这时正是土肥原搞“华北五省自治”，坂西利八郎几次怂恿他到北平见吴佩孚，终以谈判条件不合，未能成功。由于穷极无聊，张与日本人来往，结识了一个青帮日本浪人武田确忠（大字辈王约瑟的徒弟，后任烟台特务机关长），由武田推荐，得到特务机关政务班长小野正男支持，任伪天津航运公会副会长。其后小野正男调职，接小野职务的是突户少佐，突户不支持他，就把他挤走了。他又以青年党的身份，参加了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为委员，并继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国府委员。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捕入狱，与袁文会押在一个监号里，以******烟瘾过深，入狱后即患腹泻症。袁文会因为他是老前辈，对之颇为奉侍。张终死于监狱内。

张英华虽离开伪内河航运公会，但他的势力依然存在。1938年日本人又成立伪河防队，土匪头子刘勋臣、崔锡九任正、副司令，有枪700余枝。司令部设在李公柯，并在大城县抬头镇设立支队部，配合森冈的警防部队押运船只。刘、崔均在青帮，刘系杨少林的徒弟，杨则是张英华的徒弟。1940年刘勋臣的伪河防队，受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水上警务段和森冈部队双重领导，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原是日本退役少佐，这时已年60岁，为了工作方便，以吴鹏举已死，故拜张英华为师，由山田本一引见，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天津铁路局警务段司法主任、日本人执印省三也拜张为师。

1937年以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为了确保铁路行车安全，成立了警保局，局长富永顺太郎；在警保局下面，设立外事警务班，从事铁路沿线调查抗日游击队破坏铁路的侦察活动。另于车行时，随车组成特务警乘组，监视旅客的言语行动，常以思想不良而无故逮捕旅客。另由外事警察班在铁路沿线5里内，利用汉奸村长，强迫村民组织“爱护村”，保护铁路和行车安全。但这些组织，实际效果不大。由于水路运输依靠青帮，在安全上获得一些成绩，因而1943年在铁路方面也勾结青帮。经天津铁路局警务段司法主任执印省三和警保局嘱托张旭东（绰号“大张”，辽宁安东县人）推荐，河北区青帮恶霸王士海（大字辈贾长清的徒弟）充当警保局的嘱托。在警保局秘密支持下，王士海成立了不伦不类的武装义侠队，设总队部于河北贾家大桥（现在的河北区文化馆），总队事务由张旭东控制，因他日语说得很流利，而且是王士海在日本人那里的介绍人，故王一切均听张的指示。在日本投降前，王士海在平津、津德、津榆沿线的罪恶掠夺和残害同胞的活动，是罄竹难书的。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虽占领华北，但所保持的据点只是沿内河城镇和铁路沿线的城池，最多不超出铁路沿线5公里。所有敌后广大地区，均为八路军抗日游击队所控制。因此在1940年以后，日本人在华北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内河航运因有青帮组织，多少有些用处，日本人对于如何利用青帮，益发视为重要。1942年，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巽为了更进一步笼络天津青帮各帮口，把原来散漫无章的青帮扩大组织起来，成立了伪天津安清帮道义总会，又找来了专门吃盐务饭的王慕沂为会长，张逊之、袁文会为副会长，可以说代表大、通、悟老少三辈。当时发起人有张英华、王慕沂、袁文会、魏子文、张幼庭（惠中饭店副理）、王金标、白云生、李玉堂、张凤岭等100多人。

王慕沂住法租界益友坊7号，初在青帮无显名，他当时是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恒源纺纱厂的副董事长。因运盐到河南开封等地，时与日盐务管理局长郑梅雄（台湾籍日本人）和特务机关有所接洽，颇与日本人相熟，日本人发现他在青帮，遂把他找出来。据他自己说，在17岁时就进了青帮，还是大字辈。日本人这时找他当会长，实际是利用他运盐到河南的机会，与国民党统治区交换物资，为了保护运输，因而给他这个名义，借用青帮势力，进行以货易货的勾当。会务则由张逊之、袁文会主持，经济由他支持。青帮都是耍人的，谁要是有钱有势，他们就拥护谁，故他任会长时人缘很好。

伪安清道义总会成立后，为了追本溯源，在河北区李公祠建立了安清家庙，道义总会也设在那里，作为青帮中人聚会参拜的处所。把原在那里的刘勋臣的伪军司令部迁移到大城县。建立家庙需要用款，因有特务机关大力支持，便大肆铺张，用报纸宣传，曾经两次发起募款，都是在旧法租界中国大戏院，演了京剧最拿手的好戏，所有平津名角都被邀来，如马连良、张君秋、郝寿臣、言慧珠等人，为安清家庙唱义务戏。参加看戏的人，不论在帮与不在帮，均捐了款。两次义务戏和捐款搞了五六万元。天津市伪市长温世珍、秘书长陈啸戡和伪警察局长均参加观剧和捐款。日本人方面参加的有日本防卫司令官富永、参谋木原中佐，特务机关的山西大尉和宪兵队天津分队长江下少佐。安清家庙的修建，大约经历了半年时间，李公祠焕然一新，大功告成。举行落成典礼时，仪式异常隆重，日本方面如雨宫特务机关长、池上宪兵总队长、森冈部队长等日军要人均参加了家庙的开光礼，并由雨宫对参加的青帮人众作了训话，大意是希望天津青帮弟兄为大东亚战争而努力等鬼话。其后伪天津道义总会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国安清总会的组成部分。

（1966年2月)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