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
周琦
人稍微上点年龄，就会怀旧，常思既往，这是初老症的征兆，我现在已经有一些了，经常会怀念小时候的一些人和事，时不时没有由头地就想回老家村子转一转，爬到村东面的坡塬上，眺望远处的浐河和河对岸的杜陵塬，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喟，敏感的心思便如川塬一般起伏。
老家的村子叫做南江村，白鹿塬下鲸鱼沟边的小村子。黄土高原上的村落，却不知道为什么叫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也许是村西二三里就是浐河的缘故吧。站在塬上，看浐河川道是那么辽阔，想来在远古时候，浐河是波澜壮阔的，也许就叫做什么江，在这江边的村子也就顾名思义叫江村了。小时候，我们在村北边玩耍，在田埂下发现有沙石层，从中挖出过许多的螺蛳壳，可以想见浐河的水面曾经多么宽阔。不过，现在河水小多了，像蛇一样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曲折流淌。
我们村子的历史沿革，我没有考据说不上来，名不经传的小村子也没有村史，也没有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另外的原因是，我很小就离开村子了，而且我的祖籍并不是这里，是爷爷辈从长安县马兴乡师村搬迁来的。师村原来叫狮村，据说唐宋的时候，天空划过一阵流星雨，村子里落下一块狮子状的大陨石，所以村名就叫狮村，后来几经改名，现在叫师村了。周姓在师村是大户，有一千多人口，据见过族谱（族谱毁于文革时期，甚是可惜）的老人们讲，明朝初年，周姓弟兄四人从湖北保康辗转南京，然后北上陕西，最后落户定居长安，六百年繁衍生息，子孙后代已经成百上千了。而南江村就我们一两户人家姓周，但我出生在这里，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根我的故乡了。人是不能没有根的，那就会像豆芽菜一样，没有了渊源，没有了传承，灵魂会了无着落。
爷爷幼年时父母双亡，他的姐姐嫁到南江村，他便跟着姐姐，从十几岁开始在这里生活，后来也把根扎到了这里。师村其实距南江村并不远，三五里距离，中间隔了一个王乐村，现在那边还有几个未出五属的本家人。爷爷去世后，和师村来往基本很少了，逢年过节也不走动，除非是红白喜事，告知了才参加一下。父亲对师村已然没有什么感情，我更是没去过几次，很少认识几个人，所以我的老家就是南江村了，我生于斯长于斯，与这里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故园情结。
南江村离西安纺织城很近，水泥厂往南不到十华里。村子北面是鲸鱼沟，和高桥村紧挨着；东靠白鹿原八里坡，上了八里坡就到了大名鼎鼎的伯夷坊（据说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世隐居的地方）；南边连着长安区马兴乡的王乐村，这里是灞桥区和长安区的分界；西边过了公路和常家湾、赵家庄两个村子，就是八水绕长安的浐河了，夏天的时候，穿过映照着天光云影的绿油油的畦畦稻田，我们经常呼朋唤友到河里打江水摸鱼虾，后来农民因为粮贱不种田了，将好端端的稻田挖沙卖钱，曾经一度污染严重，只剩一条黑臭水蚯蚓样蜿蜒在干涸的河床上，近几年进行河道整治，种花种草，开湖建公园，沿河修建健身路径，成为环境优美的滨河景区了。
南江村很小，约三四百户一千多人，从南到北分成四个小组，早先人们依着坡塬居住，家家都有窑洞，冬暖夏凉，日子虽然清苦，但民风淳朴，生活也倒逍遥自在。现在，日子好过了，大多数的人家都搬迁到平地居住了，盖起了各式各样的小洋楼，或者千篇一律的楼板平房，西康铁路线从村子西边穿过，轰隆轰隆的，日子也变得喧嚣嘈杂了。
村子最北边是三组，以姓赵姓李姓琚的为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出了一个阴阳先生在方圆很有名，人们管他叫做琚师，会给人看风水，还会用巫术给人看病。据说他白天不出门，总是在天黑以后鸡鸣之前出门，行走都是小鬼抬轿，当然这是人们编排的故事传说，当真不得。
往南就是二组，以姓王的居多，这里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画院院长王西京先生，那可是蜚声海内外，炙手可热的人物。想当年，他没出名时，村里很多人家过年的对联都是他写的，可惜没有人保留下来，现在矗立在村口牌楼上的村名就是他书写的，这是我们村人的骄傲。
二组再向南就是一组，我们家就住在一组，姓杨姓温姓耿姓贺的是大姓，杨姓中出了一个中医名家杨震，曾任西安中医医院院长，据称曾经赴京给周恩来总理看过病。温家圪崂有个抗日英雄叫温思聪，早年加入杨虎城的部队，是个营长，传说在潼关抗击日寇，手持机枪扫敌无数，后来在历次运动中屡受批斗，最后郁郁而亡。
最南边的是四组，其实是一个自然村，原来叫塔坡，后来划归到南江村，我们小时候叫它小台湾，姓马姓曹的多，马姓据说是当年“回乱”的时候，从西安城里逃到乡下的回民，看模样头发鼻子，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但户口本上都写的是汉族，现在也慢慢同化了。曹姓是汉民，高桥村的桥据说是曹姓先祖捐钱修建的，《咸宁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陕西乡绅陆永桐与曹相臣各捐千金修石桥，这是史实记载。
民间传说就玄乎了，传说很早的时候，鲸鱼沟一带没有桥，南来北往的车辆在这里通行很不方便。鲸鱼沟南边有个塔坡村，村里有个做官的叫曹七。有一次他坐马车从京城回来，马车被阻断在这里，绕了几十里路才回了家。回到家后他对村里人说：“我如果官能做大，就在这里修一座桥，给老百姓办一件好事。”过了几年后，他确实官做的更大了，于是请来能工巧匠修建了一座高大雄伟的石桥。有个书呆子要试试桥有多高，手拿一块石头站在桥上，松开手后等了半天也不见落水。就在桥上斯文地踱开步子，从桥的这边一直踱到那边才听到石头落水的声音。他惊奇地喊：“桥北投石，桥南见声。桥高乎？够高也。”实际上，这书呆子松手后，石头并没有掉进河水里，而是掉进了袖筒，他并未发觉。是他走到桥的另一边一甩袖子，石头才落入水里。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桥就有名气了，大家就叫它“高桥”，后来成了高桥村的村名。
我十几岁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基本上是每个月就回家一趟，回家看父母和年迈的祖母。就是因了祖母的缘故，老人年龄大了，不愿意我离开西安，大学毕业就留在了本地工作。母亲做了一辈子小生意，老了也闲不下来，父亲退休后，两个人在老家开了个小商店，不为挣钱就是岔个心慌，一天忙忙碌碌的，七十多岁的人了，现在身体还很硬朗，气色也很红润，精神十足。父母在家就在，老人就是我们的念想和牵挂，每到周末节假日，我们弟兄几个就会像飞鸟归巢一样回到父母身边。
上个周末，老家邻居孩子结婚，老早就打了招呼，我和弟弟提前晚上就回去捧场。农村现在婚礼也排场得很，宝马当头车，一溜儿的红马六，给新郎父母画的五花脸，戴着高帽子，喜笑颜开地游街，司仪的醋溜普通话风趣诙谐，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早上香喷喷的臊子面，中午流水席十几道菜，传统夹杂时尚的风俗，乡土特色味道的宴席，农村的婚礼还是热闹有趣些。
婚礼人多热闹，我得空儿便上坡去转悠，蜿蜒的小路上长满了荒草，黄灿灿的野菊花开得正艳，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野菊花独特的药香味。我沿着小路向上走，两边都是人们曾经居住的窑洞，现在全部废弃坍塌了，一派荒芜凄凉的景象。爷爷刚到村子落脚时的窑洞，早已坍塌没有了踪迹，而老邻居家的窑洞还破败地残存着，门窗什么的全没有了，塌方的落土在窑洞上方豁开了一道口子，触目惊心地刺眼。这家的女儿小学和我同学，我还在那孔窑洞里写过作业，他们家的窑洞很高大，在窑顶右上角还有一个小窑洞，我们叫高窑，是早先躲土匪用的，与下面住人的窑洞有暗道相通，爬上高窑撤掉梯子，土匪也奈何不得。
我信马由缰向坡上继续走着，过了废弃的窑洞区，路的左右两边是六七十年代开垦的层层梯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又搞起了退耕还林，满山架岭栽上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坡上已经蔚然成林了。我站在塬畔，回望四野，当年麦浪滚滚的梯田，现在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满眼五彩斑斓的秋叶，几只黑白相间的喜雀在树梢“喳喳”叫着，成群的麻雀扑楞楞地飞起，又乌云一样落在不远处的荒草丛中。
我慢慢往回走着，不觉来到村里的土地庙前，几位敬奉神明的老人相继去世了，没有人打理照看，土地庙也破败倒塌了，神像已不知去向，庙堂里杂草乱长，腐朽的黑色房梁横七竖八地倒在废墟中，透过眩目的阳光，能看到蜘蛛在墙角织着细密的网，这残败的景象令人唏嘘不已。
我一路走着看着，随手拍着照片，心里感慨着世事的变迁，这些年日子好了，村民们都盖起了现代化的房屋，窑洞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从内心讲，其实我挺喜欢窑洞的，冬暖夏凉，自然惬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爷爷从坡上的窑洞搬到平地上，新宅基靠着崖壁，挖了两孔窑洞，前些年建新房整修院落，我提议把窑洞也用砖箍了。每次我回老家，就喜欢住在窑洞里，尤其是下雪的冬天，睡在父亲烧得热腾腾的土炕上，心里很欣喜，睡得也踏实。
去年的时候，报纸上登了消息，说西安到十堰的高铁要从这里通过，要把高桥、常家湾、赵家庄、南江村这四个村征收拆迁，在这一片建一个居民聚居区，名字叫做幸福小镇。拆迁改造不能说不好，但心里还是有些失落，农民上楼就相当于赶鸭子上架，农民上楼了，村子不在了，炊烟没有了，灵魂的根脉还在吗？
村子里的人也没几个高兴愿意的，大家都在说，别说上楼住洋房，就是分一个小别墅也没意思，还是原来的院子住着宽敞舒坦。
村落是农耕文化的符号，是族人的根脉，逢年过节人们从四面八方回来，祭祖拜年团聚看望父母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和信仰。
午后的阳光很好，和父母坐在石桌前喝茶聊天，看着偌大的院落，窑洞楼房，满院子的果蔬花草，老人心里黯然，满是不舍。
国家的政策，农民的思想，不好评说，咱是散淡人，就是爱这老家乡野，因为这里是我的灵魂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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