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非虚构。
头条首发，略有改动。
书写至情，并无讳饰。
你我情同，无意忽略。
提起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沉重。为什么？因为父亲一生吃了很多苦，却没来得及享受儿孙们的福就撒手人寰。
总想为父亲写点文字，长期以来却一直拿不起笔来，因为太沉重，又怕辞不达意，文浅词轻，不能告慰父亲之灵。不写却又愧疚。终于，我的手开始在键盘上敲打起来。
一
确知父亲病情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九天前，父亲入住静宁县人民医院，输液消肿。三天以后，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做了第一次膀胱肿瘤切除手术——器官有三分之一被切除了。
我在手术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只有做了切片，检验后才能确定。送检，然后怀着多一半的希望，等待，希望它是良性的。
我去化验室多次，结果都没有出来。直到三天后的中午，一名护士把检验报告单拿给我。我看了上面的结果，还是不明就里。我问这名护士，护士指着上面的符号“Ca3”说是癌症三期。我懵了，急急地问：“共有几期？”护士告诉我，三期就是晚期。我还是不信，也不愿相信，打算下午检验师上班后再去问问。
下午，我去了，检验师赵守健（也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静宁县德高望重的赵宗理老师的儿子，原来是卫生局副局长，自愿到医院做业务的）在。我拿着报告单问：“这有没有其他可能？比如说……”检验师对自己做出的检验结果被怀疑有些不悦，他说：“这怎么会错呢？切片检验就是病理分析最可靠也是最准确的依据。”他是对的，但是他似乎不能理解一个儿子此时的心情。
从化验室出来，我的泪不由得涌出，想到父亲操劳半辈子，眼看可以享享儿子的福，却得了这不治之症！
我又想到了母亲，姥爷早逝，是四姥爷、四姥姥把他们姊妹拉扯大；十七岁被一头毛驴驮着嫁给了父亲，好不容易度过了最困难的年代……
走了一会，我醒悟：除了哥哥，病情不能让父亲和其他人知道。我擦干了眼泪，回到病房。四叔来看父亲。我到护办室，告诉医生和护士，我父亲的病情不能告诉他人。又来到病室，给四叔作了简单地交待，就从医院走了出来——我不能再在医院守下去了，我向单位请了一周的假，而我在医院已守护了9天。
我走在去往静宁汽车东站的路上，我一面走一面流泪，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二
父母共养育了我们兄妹5个：大哥、二哥、我、弟弟和妹妹。因为人口多劳力少，在“按劳分配加照顾（其实很有限）的年代里，家里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总是很少。最困难的日子，父母都咬着牙坚持，把我们兄妹一个个都送进了学校：大哥一九八零年高中毕业，父母要他复读，他却不愿再去学校，两年后当了兵，参军五年后转了志愿兵；二哥1984年被甘肃省供销学校（2000年改回原名“甘肃省财贸学校”）录取，毕业后分配到政府机关干了审计工作，成为平凉审计的元老之一；我1984年初中毕业考入平凉师范，四年学习奠定教书匠基础；弟弟和妹妹也都通过考学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多见。
生活虽然艰难，但我们家却有着自己的欢乐和温馨。全家人常围坐在一个热炕上，描绘着未来的生活，兄妹5人争抢着表白自己将来对父母的孝顺。
我说：“我将来长大要开汽车窗子（就是汽车），给妈端长面、油饼。”
“给你大呢？你给你大端啥呢？”这是母亲或是别的人问。
“端些白面片片算了。”大约是觉得大没有妈亲,但大也亲着哩，所以我想了想回答。
大家都笑起来。
我没有开上汽车，做了一名教员，也有条件兑现小时候对父母的诺言。
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白面片片，父亲还能吃上几碗呢？
三
父亲当了小村二十年的会计。虽然要给社员记工分、算账，但父亲仍然得和其他人一样上工，而且得领着一伙人干活——不是难干的活就是干不动活甚至不干活的人。父亲常常是带头干活，多干活，干重活。要是拔粮食，父亲便揽着相当于其他人三倍的宽度，用他那有力的大手一边拔一边催促着他身边的干部家属和上了年纪的小脚婆。
出事是在一次修整梯田的劳动中。那时候，即使到了冬季农闲时节，社员们也不能闲着，要平地，把坡地修平整。这是一种非常耗费力气的农活，先要把地面有肥力的土起了堆在一边，再把整块坡地修治平整，然后把起的肥土再还原回去。父亲干起活来是从来也不惜力气的，别人三锨铲掉的土，父亲只要一锨。父亲一锨下去，一别就是一大块。有一大片土需要铲下去，父亲看到土下面已经空了，只要一锨就可以把土全部震下去。他把铁锨插进土里，脚用力朝锨踏去——“哗”，一大块土轰然倒地，父亲却也“哎呦”一声——父亲的腿崴了，站立都不能够了。人们把父亲送回家休息，谁知这一休息就是整整一年。
父亲大腿崴伤的部分有了淤血，没能及时排出去，生疮了。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想了好多办法，取药吃，叫人来打针，然而总是不管用。父亲的腿越来越痛。西药不见效，母亲便想起了中药。她想办法叫人开了许多药方，按方子抓了药熬好给父亲喝。
有时候这药就是我去给父亲抓。记得那一年(大概是1977年)的正月，年还没过完，我越过一个叫高家咀的村庄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叫马家河的村子里找一个不认识的大夫给父亲抓药。
虽然惧怕村庄里的狗咬，还担心找不到药铺，我还是克服困难取回了药。
这年春天，有一天放学后，走到家门口，我看到母亲哭泣着把一碗水倒在地上。我又难过又吃惊，连忙跟着母亲走进家门，问她为什么哭。母亲说没什么，躺在床上的父亲告诉我：四姥姥没了。什么？我不愿相信，从小就关爱母亲也疼爱我们的四姥姥已经没了，但这是事实。
唯一疼过她的人去了，因为要照料父亲，母亲却不能去参加葬礼。
病急乱投医，家里人请了阴阳先生，想驱除附着在父亲身上或藏匿在家里的邪气。然而还是不管用。后来想，父亲有病，为什么不住院治疗呢？其实这在现在是一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然而那时确实是一个难题，要么没想到，要么想到能力却达不到（没钱）。
家里原本并不好的经济情况因为父亲的病更加雪上加霜，然而为了父亲的病，但凡能想到的办法都要用上，知道的可能有疗效的药都要买了来。当时有一种止痛的特效药叫“油西林 ”，村里的医生那儿和大队的药铺里都买不到，幸好大伯父在公社（后改成乡政府）工作，每次总是他帮我们买了来，父亲实在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上一针。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油西林”是一种高致癌药物，早已停止生产，而父亲，正是由此埋下了患病的祸根。
腿痛最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开刀治好的。不知道怎么想到的，可能是实在无法可想，只能求助于村里的医生李俊德了。李伯伯来到家里，经过一番准备工作，其实就是简单地消毒，没有******，就给父亲实施了手术——淤血足足接了一大碗。
十天后，父亲就能下地行走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写出来。
这事发生在父亲做会计期间。
夏天的一个夜晚，因为队里碾场，父亲处理完公家的事已经很晚了。回到家里，母亲做好了饭，全家人等着，屋里却黑着——点灯用的煤油用完了。父亲见了，二话没说，拿了一个盆就往外走。想到队长辛生芳等人把买来给拖拉机加的柴油大罐大罐地往家里提，他内心的不平再也无法抑制，径直朝队里的麦场走去。到了场部，父亲喊来了看场的程大爷，倒了少半盆柴油端回了家。
拖拉机用的柴油少了，程大爷如实向队长汇报了父亲倒油的经过。
辛队长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父亲“偷油”事件被放大，会计一职被撤。辛队长对自己往家提油事却闭口不提，父亲也未作只字辩解。
四
1986年，元宵节过后，我要到平凉上学去，父亲送我到十多里以外的高家堡去坐车。这天天气不太好，地上落了雪，天空还飘着雪，风一阵阵地吹过，颇有些寒意。我们过了一条狗娃河（葫芦河的支流）翻过阳屲山，下了山快到公路边的时候，一辆班车开过来了，父亲赶紧跑起来。父亲背着一个大包，跑起来步履蹒跚，我说：“赶不上了，不要跑了。”父亲没听，还在跑，脚下打滑，摔倒了。父亲翻了起来，顾不得拍去身上的雪和泥土，继续跑；班车停下又开走了，父亲这才停了下来。
这一天，我和父亲在高家堡的公路边上等车，春意料峭，北风夹着雪花打在人脸上，旋又从衣领窜下，棉裤管也随风抖着……我几次要父亲回去，但父亲不肯。
直到下午三点多，我才坐上了开往平凉的车。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我回家帮助麦收。这一年的麦子长势不错。收割时我们看到沉甸甸的麦穗，就已经憧憬着今年的好收成。
这天一早，我和父亲去拉位于韩湾的二亩地里的麦子。麦子才收割不久，麦粒麦秆都没有干，颇有些沉。共有一百六十捆麦子，每回拉五十捆，也得三回才能拉完。我们选了一处稍微平坦的地方把架子车停好，我把麦捆提到车子旁，父亲一捆一捆码放、装车，装了六十捆，不能再装了，我们用两根绳子把麦子捆好，绳子的一端固定在车轴，再经过车尾，沿着码在车上的麦捆一直到车头，各绕过车辕，父亲紧绳，我顺着车辕拽绳子，如此五六下，麦捆服服帖帖地分排在车子两边，父亲才将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固定住。我掌辕，父亲在旁边扶着，我们小心地沿着一条山路往下移动。路很窄，尤其困难的是：山路顺着山势略向下的一边倾斜。我们小心地移动着，突然，有一个坎，车子颠了一下，捆好的麦子瞬时朝靠下的一侧倾斜了。父亲用尽力气扳住车子靠上的一侧，车子稳住了。看看没有事，我又向下移去，慢慢地，我发觉车辕的一侧翘起，“不好！”车子要翻，我意识到危险，拼命用身体抵着车辕，企图阻止车子翻倒，因为路边就是一个很高埂子， 然而，我的重量怎么抵得上六十个麦捆的重量呢，顷刻，麦捆带着车子向旁边的埂子下翻下去，翘起的车辕借着惯性，不轻不重也给我来了一下，我、车子、麦捆一起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抛向埂下……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现早晨到地头的情景，清晰很……麦茬，麦捆，架子车，绳子，父亲，我……父亲疯了一般地扒着麦捆，他喊来了不远处干活的四叔，一块把我从麦堆中刨出，唤醒我并把我抱到车子上。
“大，这是在哪？”我醒来的第一句话。
“我娃，好着吗？”父亲并不回答我的话。
我还惦记着没拉回去的麦子，说：“把麦子拉上吧。”
“撇着去。只要我娃好着。走，回。”父亲拉着我，回家了。
事后得知，那天车子往下翻时，麦捆拽断了绳子，已经散乱的麦捆砸在我身上，才没有造成致命伤。
我在家休养了半个月，直到开学，身体才完全恢复。
这一年夏天，我再没有给家里帮上忙。
多年后，我得了腰椎管狭窄病（间歇性跛行），站立或行走时，出现腿痛、麻木，并逐渐加重以至不能继续行走；坐下或蹲下几分钟后上述症状消失并可继续步行，可能也是这次留下的隐患。
2019年10月16日，我心脏不适，入住华亭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10月24日，因造影发现血管堵塞严重，转空军第一附属医院即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脏内科，先后两次微创手术植入支架和球囊。术后一个月后腿痛感消失。由此我想到医学上学科（科室）综合的重要性。2012年我到西京医院治疗腿痛，作为骨科方面亚洲顶级专家的罗卓荆教授坦言限于技术，不能判断动态疼痛的根由。虽然罗教授（骨科主任）在紧急关头叫停了我的无价值的手术（详细情况在《西京，西京》一文有交待），体现出一个医者的担当与良知，但罗教授于学科综合，仍是没有想到，如果骨科能够结合心脏内科的相关知识，不难判断四肢特别是腿部的不适有可能由血管堵塞引起。
命啊命，我想起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过的一句话：“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
五
1995年夏天，父亲第三次入住静宁县人民医院治疗。第二次手术半年后，父亲又开始尿血，可恶的癌细胞总是不停地生长，保守治疗已经不会起什么作用，得实施第三次手术，前两次手术已经切除了器官的三分之二，这一次，恐怕要全切除。手术前，了解了一些病例，有切除膀胱在腰间绑个吊袋生活十几年的。于是，我们怀了很大的希望期待着这次手术。
手术时，我和二哥守在医院。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从早晨九点开始，直到下午三点才结束。
手术后第二天，二哥返回单位，我因为学校放暑假，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留在医院陪护着术后的父亲。
父亲身上插着两根导管，翻身很是困难。术后的疼痛一阵阵地袭击着父亲，半夜里，父亲止不住要呻吟几声。
第二天，父亲出现了不能完全明白病理的术后的高烧；高烧稍退下去，又是高钾……父亲忍受着病痛的巨大折磨。
父亲和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得的是同一种病。总理病重时，巨大的痛苦折磨着他，他怕自己的声音影响了他人，总是强忍着疼痛不出声。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住了，他问护士：“我可不可以大声哼哼几声？”身边的护士早已泣不成声，哽咽着点点头，说：“总理，你要是痛就大声叫出来吧。”但是，总理始终没有吭声，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周恩来是一代伟人，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病痛对人的折磨是一样的。
因为是夏天，也可能因为消毒不彻底，父亲的伤口发炎，迟迟不能愈合。我的心火急火燎的。
父亲的主治大夫叫张多襄，据说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大夫，但他对这种情况也似乎是束手无策。多年以后，我们得知，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术后的感谢宴，大夫和医院让我们付出了数倍于一顿饭钱的代价。平心而论，六小时的手术，确实辛苦，请主治大夫和参与手术的人员吃顿饭是应该的。但我们反复询问了同在医院的也是二哥的同学还是亲戚的羸矼大夫，回说并不需要，我们才作罢。对于主治医生张多襄，我们是尊敬并且去家里拜访过的。
缴的费用用完了，医院停止治疗。当天夜晚，导管阻塞，我找同病室的一位病人家属借了20元钱缴上，才从药房领了一根导管。
找不到大夫，也知道不符合医院的治疗规程，我自己给父亲换上了。
我白天等着黑夜，黑夜等着白天，盼望着奇迹出现，又幻想着自己是神通广大的神仙，吹一口仙气就能治好父亲的病。
25天过去了，可这奇迹始终没有出现，等来的却是我的儿子。两岁的小孩子，完全没有了平日的活泼样，只是头埋得低低的，小便黄得吓人——我不敢往深里想，如果老小两个人住院，我不知道能否照顾得过来。我决计带儿子回华亭。我给弟弟交待过以后，便坐上了去华亭的车。
远在武威的大哥得知父亲的病情，急着往回赶。等他回来时第四次手术手术已经做过了。他陪护着术后的父亲直到出院——父亲每次出院都是大哥陪回去的。
父亲每次住院，都有四叔陪护。我、二哥、大哥、弟弟，每次都没有至始至终坚守到底，这其中的空白多是四叔填充。
感谢四叔，他是父亲的亲弟弟，血缘上，情感上。守着自己病重的哥哥，四叔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四叔是为了亲人把痛苦留给自己的人。22年后即2017年夏天，我和大哥在县医院见到昏迷后醒过来的四叔，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怕是不行了……”四叔是肝功能衰竭而逝的，肝痛已经持续了不知多长时间，一年?两年?数年?……但四叔就是硬撑着，直到倒地才被家人察觉送到医院……
感谢这第四次手术，父亲得以在故土度过最后的半年时光。
儿子得的是急性黄疸肝炎，在华亭县人民医院住了8天，痊愈出院。
六
一九九六年春节，我回到家乡静宁县七里乡联盟村上川社。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怜父亲20多天没有进食，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奇瘦的身体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了肌肉的骨头被压迫得生疼，每过数分钟就要由两人抱着翻身。
我们一直没有告诉父亲真实的病情，父亲也总是告诉人，自己得的是膀胱炎。可这炎症咋就这么难治？父亲最后已经猜到了自己病的真实情况。眼看父亲已时日不多,不忍心看着父亲带着疑问离世，母亲告诉了父亲实情。父亲责怪我们不该瞒着他，要早知道是这个病，他说什么也不会去医院做这几次手术。“可我们想救你啊！”二哥泪流满面地对父亲说。
父亲的嘴角动着，大哥把耳朵贴在父亲嘴边。父亲挂念母亲和妹妹，他要我们兄弟四人对母亲好，供给妹妹上学成人。我们含泪答应。
父亲，眷恋着妻儿，眷恋着尘世的平凡生活。
父亲自从用半口袋粮食娶回母亲，就信母亲，爱母亲，赞母亲——艰难的生活因为有母亲的打理变得井井有条。母亲爱读书，还没有入学就跟着舅舅到学堂“旁听”，舅舅怎么也背不下的课文母亲却已背得很顺畅。终于可以上学了，母亲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了二年级，后来又跳了一级，然而，那个时代不会给母亲完成学业的机会的，高小还没有毕业，母亲就永远地失去了上学的权利。母亲坚持让我们兄妹五人都上了学。
对于母亲因能干而赢得的口碑，父亲的神情里常常是赞许和自豪。
大哥告诉我：“大大有一句话是‘花花世界难离啊’。这句话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大大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令我忍不住要落泪，表现了他老人家对生的无限期盼。”
春节过了，正月初十以后，父亲不再喝水。
大伯父来看父亲，父亲的眼角泌出泪水，他嘴动着，父亲的哥哥听懂了他的话，赶快走出了屋外。
父亲叫“哥哥想办法”，这办法不再是生的期望。
父亲，曾经是多么健康的父亲，平生没得过什么病，就连流行的感冒都会避着他走。
父亲，曾经魁梧的父亲，令我荣耀的父亲。8个样板戏的年代，村里人攒在一起唱戏，父亲便是那智取威虎山的英雄杨子荣；
“ 手提红灯四下看…… 北满派人到龙潭。 时间约好七点半， 等车就在这一班。”—— 和鸠山作斗争的李玉和:
“临行喝妈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
这红灯(马灯)，平日就放在我家。
1982年秋，父亲送大哥参军，到七里中学找我，走进我们课堂的父亲大方地和我们的米宝林老师（我的恩师，回族，特殊年代下放到高家堡，我初中毕业后他回了城，曾任静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并在任上病逝）握手，丝毫没有农民的卑琐。父亲那时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多么高大啊。然而现在，我的父亲，却被病魔折磨得失了平日的样子。父亲最后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
大哥说，父亲那一年送行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他的心里。
父亲，一生正直的父亲，从不算计人也不会想到被人算计的父亲。
父亲，从不会讲做人的大道理的。大哥转了志愿兵后，父亲叮嘱他：“把自己看低些，把别人看高些。”
父亲去跟集，二哥跟着去。父亲买了两个小花卷，二哥拿在手里准备吃，却被旁边一个小子抢了去。父亲见了，赶快又夺了回来。回家后父亲说起这件事时，叹息说，那娃也可怜，可是咱们实在没有，如果不要回来，那二哥跟着去为了 吃那一口，就算是白跑了一趟。
父亲做村里会计时，有时去公社开“三干”会，回来时挎包里装了些小馒头之类的小吃食，我们兄妹吃得很香，可是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想一想，那是父亲硬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父亲的饭量本来就大，会议饭菜又是定量(那年月最缺的就是吃的），父亲省下的吃食里包含了多少对子女的爱啊。
一次，性格温和的二哥被大队文书家的儿子骑在身上打，父亲见了非常生气，一把将文书儿子提了起来。有些结巴的文书上门来找父亲理论，父亲什么也不同他讲，文书只得悻悻地去了。
父亲曾是选址在华亭关山下的兵工厂5203厂的建厂工人，却因为一次回家祖母忍受不了思念之情而断然放弃工作，连铺盖都没有取回。我中师毕业后到华亭工作，父亲再到华亭说华亭县城“没有原来的样样了”。
父亲如果活着——如果不是那次闪了腿，如果不是用了过量的“油西林”，父亲一定可以长寿，爷爷、奶奶、父亲的姐姐、哥哥、弟弟、妹妹都是长寿：爷爷享年七十四，奶奶八十三仙逝；大姑、二姑、大伯父、四叔，均是耄耋之年故去，二伯父今年八十九，小姑八十三，都还身体健康……
家乡有一座山，叫阳屲山。生活在阳屲山两面的人们，要么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清贫的生活；要么后辈的生活有起色，但要付出的，却是“伤老人”——父母双亲中一人过早离世。
阳屲山南面山脚下的高家堡，二哥的同学杨波，哥哥和弟弟均学业有成，有出息，然而母亲却过早离世。
阳屲山北面狗娃河的对岸，就是我们家……
正月十四，学校开学在即，我只得先回华亭。
正月十五，生平第二次喝酒的我喝醉了，虽然无人倾听，我还是在醉意朦胧之中述说了父亲辛劳和令人悲痛的一生。
正月十七，我在校长室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病危。回头和妻子商量之后，我去请假。学校里的假不好请，我请了“丧假”。
第二天，我坐车到了静宁县城，等不到班车，便坐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迎着寒风行驶了一小时，我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家。门上的黄色对联告诉了不祥。进了门，父亲躺过的地方空了，桌上供着父亲的牌位——父亲没了……我的泪不由得涌出，流进嘴里，咸涩。
大哥带我来到父亲的坟前，我扑倒在地，放声大哭。
突然间，我们兄弟都变成了无父的“孤儿”。两天后，我到平凉，得知这个消息的二哥失声恸哭，我也又一次潸然泪下……
我带回了一顶火车头棉帽子，那是大哥从部队带回来的，是父亲生前喜欢和戴过的帽子。冬天的早晨，我戴着它出现在学校的操场，没有人知道我此刻怀着的情感。
这一年，父亲慈祥的面容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又是一年春消息，父亲故去二十七年了。妹妹工作舒心，母亲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起居正常，弟兄们也都过着平凡的生活，第三代或就业良好或学业长进，我不知道这些能否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愿父亲在天堂过着幸福的日子。
2008年12月28日凌晨1：50写就
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修改
2020年3月6日再编辑
2023年4月12日略改动
《父亲》原发QQ空间部分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