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纂，陈子凤老师主编的《湖州历代碑刻集萃》正式出版啦！我有幸受邀参与了释读、审校及内容解析工作。
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历史悠久，乃吴越之古邑，东南之望郡。在虞夏时代为防风氏之地，至晚商文丁时期，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奔荆蛮，自号“勾吴”，建立吴国，时湖州地属勾吴。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勾吴，地属越国。周显王三十五年（8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地属楚国。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置“菰城县”。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置乌程县。东吴宝鼎元年(266)，吴主孙皓改“乌程”为“吴兴郡”。仁寿二年(602)隋文帝置州治，名“湖州”，沿用至今。明、清两代设府治，沿称“湖州府”，辖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县。
湖州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具有江南特色的丝绸之府、文化之邦。自古文人荟萃、高士云集。东晋羲、献父子，安、万兄弟；唐之颜鲁公，宋之苏文忠等均在湖州为郡守。境内曾有大量古代碑刻，虽历经久远，或毁或湮，但至今依旧保留下来许多。
一、内容与分类
此书共收录湖州历代碑刻151通，其中记事碑117通，墓志铭34通。
(一)、按时代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1.唐代碑刻1通:《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
2.五代碑刻1通:《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
3.宋代碑刻7通，如:赵孟頫曾祖赵司垂夫妇墓志《宋赵师垂墓志》《宋莊氏墓志》、赵孟頫堂叔赵与善的《宋故赵司户圹志》、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宋宣祖赵弘殷八世孙赵彦绾的《有宋赵公圹志》等。
4.元代碑刻8通
如:赵孟頫书丹的《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湖州路重建府治记》、赵雍书并篆额的《湖州路重修府治记》、元末南榜进士广德钱用壬书丹的《归安县儒学教谕题名记》、赵孟頫之孙赵麟书丹的《归安县尹侯重修庙学记》等。
5.明代碑刻68通
如:立于洪武八年的《归安县重修学宫记》，文征明书丹的《两桥记》和《辞金记》，长兴陈霖书丹的《湖州知府何公去思碑记》，刘麟撰文的《湖州太守李公去思碑记》《明康山邵公墓志铭》，归有光撰文，吴承恩书丹的《梦鼎堂记》，潘季驯篆额的《湖州府太府及泉李公去思碑记》《归安学谕见塘陶先生去思碑记》，长兴白溪朱凤翔书丹的《重新尊经阁记》《吴兴重修飞英塔记》，朱汝器书丹《吴兴鼎建天医院碑记》，王直撰文的《明故沈思义墓志铭》，长兴石泉吴珫及其家族墓志铭，顾应祥篆盖的《明故简齋孙公墓志铭》，潘季驯母亲闵氏《明敕封太孺人潘母闵氏墓志铭》等。
6.清代碑刻54通
如:蒋明凤书丹的《吴兴竹溪禅智寺长生田记》，徐以升撰文并书的《清溪书院记》，李琴轩撰文的《兰盆碑记》，吴锡麟撰文、梁同书书丹的《金盖山纯阳宫碑记》，陆心源刻录的《圣旨》碑，杨岘撰文的《重建晟舍利济寺记》，李鸿章撰文的《德清乡贤付公家祠碑》《乡贤公家祠记》，俞樾撰文并篆额的《新市镇仙潭书院记》，中国法制先驱沈家本之父《清沈丙莹墓志铭》，《清陆心源墓志铭》，郑孝胥撰文并书丹的《清赠光禄大夫厐公墓表》等。
7.民国时期碑刻12通
如:沈泽春书丹《道场万寿寺千佛阁记》，王文丰撰文的《重新吴兴宁绍会馆碑记》，況周颐撰文的《适园后记》，陆积昌撰文的《菱湖五老记》，周梅谷勒石的《重建吴兴城东頔塘记》，《南浔婴宁居士蒋锡绅夫妇墓志》，中国法学先驱沈家本《吴兴沈公子惇墓志铭》，郑孝胥书丹的《清谢子楠墓志铭》，金蓉镜撰文的《周梦坡居士生圹志铭》等。
(二)、按内容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1.建筑类(包括官署、宗教、水利等)
如:立于元至大二年的《湖州路重建府治记》，立于元至正十一年的《湖州路归安县修学记》。
2.教育类(学宫、书院等)
如《湖州路归安县修学记》《归安县儒学教谕题名记》《归安县重修学宫记》《归安县尹夏侯重修庙学记》为立石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记述了归安县尹夏彦明蒞政未几，重修归安庙学之经过。《归安县学》《长兴县修学记》《长兴县新迁儒学记》《德清县重修文庙碑记》等。
3.德政碑记类(颂德)
如《元左丞潘公政绩碑》记述了元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分省左丞潘元明于吴兴清荡苗顽、修筑郡城、抵御逆寇之政绩。《湖州知府何公去思碑记》主要记述了湖州知府何显为政仁爱，推行教化，造福一方之功绩。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湖州太守李公去思碑记》记述了时任湖州知府李敏德防御倭寇，平定“红罗之乱”，修筑城池之功绩。明嘉靖十九年(1540)长兴知县杨上林撰文，文征明书丹的《辞金记》记录了大司空刘麟致仕隐居长兴南坦时屡辞同僚所赠金银的高风亮节。《两桥记》记录了因刘麟为官清正廉洁，退休后家徒四壁，太守和知县为其修造“龙津”“前溪”二桥之雅事。
4.宗教类(寺、庙、宫、观等)
如:此类包括各时期修造寺、庙、宫、观所立碑刻，如《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该碑由吴越王钱镠立于五代宝正六年(931)，记述了吴越王钱镠重建德清风山灵德王庙的缘由始末以及庙宇的规模盛况。《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则记录了元代皇庆元年(1312)长兴州知州吕澍、同知州事马镕全力修建东岳行宫之经过。碑文内容反映了当时对泰山神信仰的盛行，对后世的影响和研究泰山神封禅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意义。《重修大雄殿记》记述了明嘉靖八年(1529)至十一年(1532)修建道场峰大雄宝殿始末。德清《重修祐圣观碑记》立于明万历四年(1576)，由邑人许介山撰文并篆额，金陵沈奎书丹，主要记述了德清祐圣观所祀水神护佑百姓及重修祐圣观始末。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的吴兴《重修天圣寺碑》记述了当时天圣寺的破败景象及重修后的宏伟景观。《吴兴竹溪禅智寺长生田记》《下箬寺禅堂记》《重修湖州府城隍庙碑记》《金盖山纯阳宫碑记》《重修屠泽庙记》《狮峰禅寺碑》《重建晟舍利济寺记》《仙顶寺云房记》《道场万寿寺千佛阁记》。
5.家族祠堂类
如:《德清县名宦乡贤祠记》《归安县尹魏侯生祠记》《修复宋安吉州知州赵公祠记》《王氏始祖祠墓祭产小引》《重建徐恭简公祠记》《德清乡贤傅公家祠碑》《乡贤公家祠记》等。
6.桥梁路堤类
如:《重建骆驼桥碑记》《重修飞英塔前街碑》《新筑湖堤立石纪善记》《长兴县重建州桥碑记》《菱湖镇新开望河碑记》《重建双甲桥记》《重建吴兴城东頔塘记》等。
7.告谕禁约类
如《抚按禁革坊役》《盐宪禁约》《奉宪禁止殷户作地保、莊长以除名累碑记》《奉宪永禁鱼簖碑》《禁止庙潭淘花生碑》《永远尊守》。
8.墓志塔铭类
如:《重建含山净慈院塔宇记》《宋赵师垂墓志》《宋故赵司户圹志》《明故沈思义墓志铭》《皇明徵士甘泉吴先生墓志铭》《明敕封太孺人潘母闵氏墓志铭》《清达天元禅师塔志铭》《清陆心源墓志铭》《婴宁居士乌程蒋君墓志》《吴兴沈公子惇墓志铭》《周梦坡居士生圹志铭》等。
二、宗族与移民
湖州自古有大量居民移居，自东汉至明清各姓氏望族比比皆是。东汉沈戎，祖籍安徽；汉初为光禄勋、九江从事，累迁济阳太守，后汉建武中降强贼尹良，光武帝刘秀嘉其功，封“海昏侯”，辞不受，乃避地徙居会稽郡乌程县，从此在吴兴繁衍生息。自晋宋齐梁下，湖州沈氏皆其苗裔。晋代官员沈充、沈演之、沈庆之、沈文季、沈昭略，沈怀文三子同任御史中丞。唐至清代，武康沈氏共出了进士近五十人左右，更有“天下沈氏出湖州”“满朝文武半武康”之说。本书中录入湖州沈氏家族碑刻有《明故沈思义墓志铭》、万历十七年进士沈泰垣之女《明亡室沈硕人圹志铭》、《清沈丙莹墓志铭》《吴兴沈公子惇墓志铭》等。
自宋室南渡，戚贵官宦纷纷移居湖州，如刻立于嘉熙二年的《有宋赵公圹志》中记述了赵彦绾为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八世孙“宣祖皇帝八世孙家本汴京，后徙居浙右，今侨寓德清。”
刻立于明正统八年的《明故退翁邵公墓志铭》记述了邵昇其先人为周代召公奭之后，北宋时有邵亢被宋英宗称之为“国器”，官至翰林学士。邵亢五世孙邵扈从宋高宗南渡，于是占籍湖州，遂为望族。“其先出自召公奭后，加邑以为姓，代有闻人。至宋英宗朝，有名亢字兴宗者，仕至翰林学士，召对群玉殿，英宗称其为‘国器’。至五世孙，扈从高宗而南，遂占籍于吴兴。又四世，有中正斎者，置资产、好施予，郡中贫乏者多获周恤，不衒名而人咸称之，遂为望族”。
刻立于明景泰七年的《明儒人李氏墓志铭》记述了墓主人李贞净其先祖为淮南望族，洪武初，李贞净的祖父迁居长兴县和平高田村。“李之先为淮南望族。洪武初，孺人之祖谦……，遂占籍焉，今所居在河平高田邨是也。”
石泉吴氏家族为长兴名门望族，据清代进士钦陛璠所题《吕山吴氏重修族谱序》云：“吾邑吕山吴氏，自梁著作郎均隐居故鄣青山，厥后其子僧永尚萧长公主为驸马都尉，移住今地。则吕山者，实吴氏第二世之发祥基也，代有闻人。至前明科第蝉联，赀财饶富，甲于一县。故吾邑望族推吴为最，由来旧矣。”
南北朝时的梁文学家吴均之子驸马都尉吴僧永择地始居吕山，繁衍成族。刻立于明天顺四年的《明故潜山知县吴公墓志铭》记述其墓主人吴孝春先祖吴彦祥于南朝梁天监年间任著作郎，其子吴僧永任驸马都尉，世居长兴。“族大以藩，代有仕人”。刻立于明天顺二年的《明故存养吴君墓志铭》则记述了“湖之长兴蒙山吴氏，世为诗书巨姓，其资产之冠于一郡、科第之萃于一门，彯缨衣组，敦礼尚义，前所未有也”。另一同出土的还有《明孺人李氏墓志铭》《皇明徵士甘泉吴先生墓志铭》《明故吴硕人赵氏墓志铭》。
由明代进士朱汝器书丹的《重建鼎建天医院碑记》和朱凤翔书丹的《重修尊经阁记》《吴兴重修飞英塔碑记》则显示出湖州长兴的另一名门望族——长兴白溪朱氏家族。朱钰，字子器，宋代理学家朱熹之孙，于宋绍定年间出宰长兴。端平二年(1235)，因任期满而升承务郎。迁将赴任之时，全县士民纷纷挽留，一度导致交通阻塞。而且纷纷向上级请示为朱钰建祠，祭祀朱钰，以感他对长兴的贡献。朱钰力辞，然而百姓却不忍其离去；无奈他只能请求致仕归家，以感长兴子民厚爱以及欲建祠祀像之情。遂卜居于长兴县治北之白溪村，日日山水自娱，悠游林下数十年。“建祠其间，以妥先灵”，从此在长兴衍延八百余年。
由明代苏州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书《辞金记》记述了吏部尚书刘麟“先生江右人也，家于金陵，而退老于东山之坦上……”。刘麟祖籍江西安仁，生于南京，老了退隐于长兴坦上(李家巷镇老虎洞村)。
刘麟到长兴后，生活上得到当地权豪石泉吴珫很大帮助，终日与其吟诗作赋，相与论道。并与南道御史陆崑、宜春龙霓、关中诗人孙一元相与结社，谓为“湖南五隐”亦称“苕溪五隐”。自正德三年（1508）绍兴被罢官后，长兴就成为刘麟的第二故乡，他不仅葬父于此，自己死后也葬于长兴，成为长兴明代史上一位重要名流。他不仅与吴珫、顾应祥结为姻亲，还与诸多乡绅名流均有交集，其后代也定居于长兴。
刻立于明嘉靖四十五年《明敕封太孺人潘母闵氏墓志铭》则记录了湖州两大家族潘季驯潘氏家族和闵珪闵氏家族。“太孺人者，姓闵氏，湖州乌程人，少保兼太子少保、刑部尚书、谥‘莊懿’闵公之孙女，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君之母也。”“时汇沮潘氏为邑鉅族……”
刻立于清嘉庆十八年的《清处士鸾坡严先生墓志铭》记述了严氏先祖“出汉初武疆侯不识之后，侯孙青翟相武帝，为冯翊望族”。至严校担任曹魏郃阳侯时，迁居华阴。唐代严挺之、严武、严绶、严澈都是当时名臣，五代、北宋时，严氏又迁居山东临清。宋高宗南渡，严氏随驾迁居临安。南宋末期，有个名叫严羽的节度判官与当时名人严沧浪(严羽)同名，跟随陆秀夫一同蹈海殉国，誓不降虏。到了元代，严念翁由浙江临安迁居乌程骥林里。
刻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的《陆心源墓志》记述陆氏先祖“出唐宣公之后，宋季自嘉兴迁湖州”。刻立于一九一三年的《婴宁居士乌程蒋锡绅墓志》则记述蒋氏家族“先世由江苏常熟迁浙江安吉，明季迁南浔镇之南乡，遂籍乌程。”世代务农，至其曾祖父蒋纯“始以资雄乡里”。
刻立于一九二五年的《周梦坡圹志铭》记述了周氏先世由浙江余姚迁居湖州南浔，始迁祖为周圣能、周以懋。周梦坡之父周味诗将其过继给以商业发家的周味六。周梦坡与兄周庆贤、周庆森都曾为官。晚年的周梦坡又移居上海，构“晨风庐”，有花竹之胜……
三、教育与治理
吴兴自古为文献之邦，历代对于教育都十分重视。同时在碑刻上也体现的十分明显，此次录入大量关于教育方面的碑刻。如刻立于元至正十五年的《归安县尹魏侯生祠记》，记述了辽东魏信担任归安县令期间修造县学，“礼殿论堂，重门两庞，悉皆缮完”，并说“夫为政之本，莫先于人才、莫重于教化……”
为鼓励教官尽职，元至正十五年，归安县还刻立了《归安县儒学教谕题名记》碑，将历任归安县儒学教谕名字、籍贯、年龄以及科举名次都刊刻入碑。还给学谕陶见塘单独立碑《归安学谕见塘陶先生去思碑》。为鼓励学子努力读书，归安县在明景泰元年刻立《归安县学科举题名碑》，长兴县在明正德元年刻立《长兴县进士题名记》碑。将历代考中科举的人姓名、科次、官职都记录在案。明嘉靖三十八年，长兴县刻立《长兴县新置学田记》。
元至正十一年立于归安县学的《湖州路归安县修学记》中“学校之制，其来尚矣！”《归安县尹夏侯重修庙学记》《归安县重修学宫记》，记载了自元至正二十三年到明洪武五年归安县修建县学之事。对于修造县学，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了新任官员的政绩体现，所以才会出现自1351年至1372年间，仅仅21年时间却三次重修县学。
四、宗教与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给人类提出了“成圣”“敬神”的要求和追求，即对人所理解或向往的终极实在及终极价值:敬之、信之、仰之。宗教信仰乃通过“神道设教”和“人文教化”这两个方面而整合出相关的轴心系统，形成其经典传承，发展了人的灵性生活及信仰实践。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及一个国家中，多种宗教并立共在、各自发展也是铁的事实。
在《吴兴竹溪禅智寺长生田碑记》中记载“吴兴为东南水乡之国，居民富而乐施，故僧庐佛屋与民居错置井闾间，殆作星分棋布然者。”由此可见吴兴自古佛教盛行的原因。而长兴古称长城，世誉“帝乡佛国”，又是律祖道宣故里。从西晋太康三年(282)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纳土归宋”共696年历史中，《嘉泰吴兴志》记载的长城县佛教寺院共28所，其中南北朝寺院11所之多。这个时期除了唐代推崇道教以及经历唐武宗废佛行为，湖州各地佛法依旧兴盛。如出生于长城下箬里的陈武帝、陈文帝、陈宣帝等都笃信佛教，因此长兴县的佛教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涌现出众多有名的寺院和名闻天下的高僧大德。
刻立于清康熙六十年的《下箬寺禅堂记》介绍了下箬寺沿革及寺周形胜。下箬寺即广惠寺，位于长兴县城东下箬里，为南朝武帝陈霸先出生之地。初为陈武帝故居，陈光大元年(567)诏立为天居寺，后为辅姓所毁。唐僖宗(875-888年)时重建，更名为下箬寺。元末又遭兵灾，毁于火。明洪武四年(1371)重建，二十四年(1391)立为丛林。清康熙六十年(1721)立《广惠禅堂碑记》又称《下箬寺禅堂记》。
刻立于元延祐元年的《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记述了时任长兴州知州吕澍和同知州事马镕重修东岳行宫之事。赵子昂为其书丹及篆额，碑文内容反映了当时泰山神信仰的盛行，对后世的影响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意义；是先民对于泰山神信仰的一个重要佐证，因为他在这块碑中提到“东岳行宫者，泰山神之别祠也，自唐封禅始，郡县咸有之……”这是研究泰山神信仰的最好史证。
《吴兴重修飞英塔记》碑文主要记述了吴兴飞英塔名字的由来以及飞英塔的历史沿革。“吴兴浮图曰‘飞英’，义取佛家‘舍利飞轮，英光普照’故。”碑文记录石塔自唐代咸通年间(860-874)建，木塔则是建于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宋绍兴年间毁于火，端平年间重修。元代僧人惠日复重修，赵孟籲曾立碑记之。明代永乐年间重修、嘉靖年间再重修，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湖州知府陈筠塘捐俸又一次重修飞英塔的经过。
刻立于民国十二年的《吴兴晟舍镇利济寺齋田碑记》记述了寺僧印月“以经忏余资，购得陈兴安田九十余亩、荡五十四亩……每岁收入以为行僧挂单齋粮之资。”为防止被人强占、盗卖，将田亩数目刊刻于碑。印月之言“僧当一心顶礼乎佛、佛说之真谛，不独窃取其义，尤当仿行其事。众僧之苦厄，视为一身之苦厄。”
《重修道场山三亭记》记录了吴兴道场山旧有三亭，曰“仰高”“宜晚”“望湖”，因岁久荒废殆尽，葺而重修的经过。《道场山图》记录了归云庵毁于太平天国战乱，法磬和尚修复归云庵，并刻《道场山图》。
《仙顶寺云房记》记述了仙顶寺“寺创自南宋绍兴初，旧名‘利济庵’；元时改为‘仙人顶庵’；明初遭兵火，久无僧侣；迨万历间，有法华僧东明旵师者，始卓锡于此，募资重建，更定今名。”太平天国时毁于战乱，品莲继承了敏文、庆幸二位大师遗志，将寺修复一新。昔霞轩有言曰:“自昌黎氏辟佛，迂儒至今哗然。顾其徒坚苦卓绝之行，亦往往足以感动人心。世人偶经挫折，则相顾色动，不复敢一试手，而盘根错节者，不少概见，岂真力不足耶?毋亦未尝用力焉耳！”
刻立于清道光十九年的《重修屠泽庙记》记述了另一种民间信仰“明王信仰”。“唐天宝十年诏‘凡前贤之有功德于民者，皆以明王追封’”。“稽古之帝王，其神主均在京师历代帝王庙中，未有民间立帝王之庙者，何独宋之三王至今莊严于屠泽庙也?不知太祖之宽宏大度，爱民甚切；太宗之御众和，史称‘仁恕’；太平兴国三年，蠲租三分之二。真宗则心存慈爱，痼瘝在抱，而民之乐其乐，利其利者，安得不建祠设像、奉祀千秋，以昭没世不忘？”
刻立于清嘉庆五年的《兰盆碑记》则将中元节(又称兰盆节)超度孤魂野鬼亡魂之事记录下来“至中元佳节，请僧六员，礼忏、放燄一永日，使亡灵略沾小惠，孤魂共沐超恩……”此碑虽为民间超度亡灵所立，但碑文中却有一段关于湖郡妙喜的记载“湖郡郭西内之妙喜，虽系山僻乡隅，亦名人遨游之地。如其堂曰‘皎然’、山名‘金斗’，上人之古迹宛尔犹存；亭呼‘三癸’、台号‘钓鱼’，高士之遗风尚堪追忆；夙称仁里，志记名区。”庙喜(今吴兴区妙西镇)，至德元年（758）时，三十七岁的诗僧皎然在这里与陆羽结成缁素忘年之交。从这一年到上元二年（761），陆羽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同时这里也是“茶道之祖”皎然和“茶圣”陆羽的永栖之所。
五、告谕与禁约
刑法禁约起源于商，造极于两宋，至明清而发生新变化。刑法禁约制度的调整对象和范围十分广泛。禁约条文是带有皇权干预特点的禁止性和命令性条款，与敕令格式的法律约束力相同；禁约独立于刑律之外，是与刑律并列的法律形式；禁约具有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不具备常法的稳定性；禁约表现出中国古代法制诸法合体的共同特点。在刑律和敕令格式之外大量制颁刑法禁约，是法制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变化需要的必然结果。本书收录了湖州地区部分告谕禁约碑，如《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圣谕》《盐宪禁约》《奉宪禁止殷户作地保、莊长以除民累碑记》《奉宪永禁鱼簖碑》《禁止庙潭淘花生碑》《四安镇乡征公署碑记第二》《抚按禁革坊役》等等。
刻立于明嘉靖九年的《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圣谕》三块告谕碑分别记录了明嘉靖皇帝因何反对孔子的僭越祭祀、以及反对原因和禁止僭越祭祀孔子活动。“郊庙百神尔，岂敢于义理不当为者而率为之?兹所议祀典俱未为轻，而号称、服章实又重焉。孔子当周家衰时，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耳，而切以王道望于鲁、卫二国，二国之君竟不能用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后世至唐玄宗，乃薦谥曰‘文宣’，加以王号，至元又益其谥为‘大成’。夫孔子之于当时诸侯有僭王者，皆笔削而心诛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体圣人之心，漫加其号，虽曰尊崇，其实目为乱贼之徒……”
刻立于清嘉庆二十年的《禁止庙潭淘花生碑》係湖州历史上重视水源环境保护仅存的碑刻文物。“方潭水之始达也，灌田可百顷，汲饮济千家，利莫大焉。迩者沿山一带多种花生，泥沙石砾淘于潭中，渐塞泉源，一逢干旱而泉竭矣，苗尽槁矣，膏腴也而变为赤土矣。”故长兴水口地区耆老呼吁官府严禁于金沙泉之庙潭淘洗花生而勒石立碑，以为永禁。
清嘉庆二年刻立于长兴泗安镇义学公署的《奉宪禁止殷户作地保、莊长以除民累碑记》则记载因浙西杭、嘉、湖三府将地保一役不许乡中无业之人充当，而是择田产多的殷户充当。如有躲避推迟，则提本人究处、拿其家属凌辱，令人不得不当。然而殷户一旦充当此役，则遭上级百般勒索，故长兴泗安方、谢二区衿耆为禁止殷户作地保、莊长以民除累，联名呈请宪台批准勒石永禁。
《盐宪禁约》记载了明天启二年长兴县为防止地方奸党阻挠盐法而奉宪规范盐价、肃清衙弊，以安商民而特立碑示禁之事。
立于民国1933年的《永远遵守》碑记，记述了宁绍会馆关于三处房产作为慈善之资，特订立相应条规，以永远尊守。此碑首次提到了对员工福利待遇、医疗以及养老保障等问题。“一议同乡工友如有贫病，在宁绍会馆病院医治，医药、伙食费均归会馆支给，不另取费。倘该工友经医士证明病已痊愈，即须出院，不得籍词逗留。一议同乡工友欲归故里，而因贫乏川资者，由会馆对于宁友给发上海船票，绍友给发杭州船票。一议同乡工友如有病故，无资购棺者，由会馆发给棺木。”
六、建筑与水利
古代建筑屡有兴废，其主要原因为以下两类:
(一)、人为破坏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破坏，如战争、拆毁、改造、失火烧毁、环境破坏等。
(二)、自然破坏自然破坏主要是指非人为所引起的破坏，如风雨侵蚀、洪水、雷电及地震等。
同时建筑类修造或重建，又分官办、私办和官私合办三类:
1.官办是以官方出资修造。
2.私办是以民间募集为主。
3.官帑不足，民间补充。
刻立于元至正十九年的《元左丞潘公政绩碑》记述了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分省左丞潘元明修筑吴兴城郭，抵御逆寇之政绩。
刻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工部尚书刘麟撰《湖州太守李公去思碑记》记述了时任湖州知府李敏德由于防御倭寇、平定红罗之乱，导致城垣驰废，不足以保障甸辅，故率领众人修筑城池，建筑敌台楼橹，堅完壮丽。
“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一座坚固的城防既是防止外来侵害的人工屏障，也是保证城内居民安全和维系社会治安的重要措施。在古代一座城就是一个封闭的堡垒，白天军士严守各城门，入夜则城门紧闭、沿街巡逻，百姓则守紧门户关门上锁，足不出户。倘有“偷盗”之事，则逐家查找，一般的“巨盗”是很难逾越高大城墙的。在古代拥有一座坚固的城墙，城内严格有序，管理严密，其治安状况也可以说是井井有条，所以自古修筑城池为一个城市的首要任务。元末明初，由于豪强并起、天下大乱，所以这一时期也成为有宋以来修筑城池的历史高峰期。
湖州南接天目，北临弁山和太湖，当来自天目山各支脉的山水横冲直撞，没有任何阻挡地倾泻而下直奔太湖，然后注入大海。古代先民为了不受洪水侵扰，所以水利工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太湖溇港，桑基圩田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重大水利工程。同样在历代碑刻中有很多都于水利有关(包括古桥、河堤等)。
刻立于元至正六年宇文公谅撰文的《湖州路重修府治记》中记载“吴兴为东南望府，天目分秀，双溪合流，金盖诸峰峙其阳，苍卞具区亘其阴……”
刻立于明嘉靖二十七年《新筑湖堤立石碑记》记述了嘉靖十一年长兴新筑湖堤始末。“长兴之东，小梅山之麓，下瞰太湖，湖之水沸涌冲激，舟行者以为患，又恒有盗贼剽掠之虞；耆民镗少长于斯，每经行则思所以捍卫之计。”于是筑湖堤、浚溇港，乃至“官帑不足，益以己产。”
“《春秋》之义，非大事不书。开河何以书?”自古开河治水为治国首重，然而菱湖开一条不大的小河，为何还要立碑永记呢？刻立于清康熙三十九年的《菱湖镇新开望河碑记》中记述了清初时菱湖地区时常发生火灾，其因为河两岸居民非法侵占土地，填河建房，导致河道淤塞，火灾连连。“富欲取赢于租，贫欲取容于室。”富户占河造房出租，穷人占河造房为了居住。主政孙望兮亲自视察，权衡利弊，最终在菱湖开河治水、造福桑梓。归安知县黄世杰嘉其绩，故以孙望兮之名取名“望河”，并立碑永记。
《重建吴兴城东頔塘记》则记载了頔塘的来历和历代重修经历，“頔塘在吴兴城东，故亦称东塘，即府县志所谓狄塘也。其始沿岸皆狄，晋太守殷康所开，遂名狄塘；其后唐刺史于頔重筑，又曰頔塘。”该碑立于1929年，由吴兴许文濬撰文，著名藏书家邓邦述书碑并篆额，金石学家周梅谷勒石。因頔塘水利关系重大，历朝都有兴修；然而屡修屡塌，永无宁日，最后搞得官府无暇顾及，乡民自顾藩篱，各于潘阳桥、卫浪桥等处合筑里塘为第二重门户。明万历间郡守陈幼学改砌以石，后屡有坍塌。至民国十一年(1922)，在李凯、庞元济等倡议下，计划修筑塘路七十里。此碑记录这次重修，首次使用水泥修筑水利工程，庞元济提议“全用石，不如兼用水泥之黏且固。所谓水泥，即今通用之粤厂水门汀也；泥石交融，固黏不解，既无私移之弊，亦无松动之虞。石不必远求，近可取诸昇山；但需筑一轻便铁道，以利运输。”此次重修东頔塘，共支银币八十二万三千三百余元，可谓耗资巨大，为近代湖州重大水利工程。
七、文学与书法
中国自商周至现代，各种文字和书法一直在发展、变化、革新、进步。从形式方面，有篆、隶、草、真、行种种字体。在艺术风格方面，各个不同时代乃至各个不同的书家又各有其特点，这便构成了书法艺术史上繁荣灿烂的局面。可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这些书法的真迹存留到今天的已经极少，有些只有从一些碑刻中才能见到它们的面目。所以，碑刻不但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又是一座灿烂夺目的艺术宝库。
此次在《湖州历代碑刻精粹》一书录入的碑刻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名家书篆。如:刻立于唐大历九年的《修筑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是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丹。这是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所写，时年六十九岁，属颜真卿书风完全成熟阶段作品。用笔圆劲苍古，笔画俯仰有势，横、竖、点画藏头护尾，圆润古朴，撇、捺、勾、挑发力果断，但出锋含蓄内敛，收放自如，整碑全用篆籀笔法行之，雍容古拙。字距相等，且相对较小，使字看起来比较突出，整体风格显得饱满雄厚。
在湖州提到书画，自然首推赵孟頫父子。刻立于元延祐元年的《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则是由赵孟頫书丹并篆盖，此时赵孟頫六十一岁。赵孟頫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此碑书风遒劲、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
刻立于元至正六年的《湖州路重修府治记》则是由赵孟頫之子赵雍书并篆额。赵雍善正、行、草书，亦长篆书，体势清劲，草书承家学，其书有“精妙”之称。
刻立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的《归安县尹夏侯重修庙学记》是由元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周伯琦篆额，赵麟书丹。赵麟，赵孟頫之孙，赵雍次子。以国子生登第，为江浙行省检校。善画人马、山水，其构图、技法、笔墨等方面深得家传，书法亦承袭赵字风骨，可谓书画均能造其祖、其父之域。
刻立于元至正十一年的《湖州路归安县修学记》由元代书画家张世昌书丹。张世昌，吴兴人，生卒不祥，与赵孟頫同乡，元代著名书画家。
刻立于明嘉靖十九年的《辞金记》和《两桥记》为明代苏州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书丹。⽂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诗、⽂、书、画⽆⼀不精，⼈称是“四绝”的全才。《辞金记》全文楷书，在布局上整齐工整，笔画并没有过分夸张，一笔一画都遵循着古人的法度。《两桥记》全文行书，放中有敛、宽展舒和，象背成势、疏密有致。文征明在书此碑时，已是古稀之年，人书俱老，一楷一行，不失为文征明晚年书法之精品。
刻立于明隆庆元年的《梦鼎堂记》为明代著名文学家、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书丹。吴承恩多才多艺，能绘画、工书法，喜收藏、擅围棋。吴承恩的书法功底非常扎实，既得吴门神韵，又有晋唐书法的严谨法度，显得更加古朴；尤其在笔法上更多取法于欧阳询、虞世南和“二王”。此碑全文为行书，整体上体势舒展开阔，洒脱飘逸，始终透着晋唐风韵，在体态上爽朗清刚，倘若不是文学成就斐然的话，他也一定会以书法家的名号青史留名。
刻立于清嘉庆戊辰年的《金盖山纯阳宫碑记》为清代文学家吴锡麟撰文，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书丹。梁同书书法与著名书法家刘墉、翁方纲和王文治齐名，可见梁同书在清朝的书法家之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梁同书书法精力过人，90岁时能作蝇头小楷。擅长行草，出入董、米、柳、颜。所作行草，点画圆润饱满，运笔流转纯熟，书风俊迈洒脱，不加修饰而自有一种娟秀之态。
刻立于民国十二年的《吴兴晟舍镇利济寺齋田碑记》为吴锐书丹。吴锐，字剑飞，是吴兴本土书法家。此碑所用魏碑体，字势雄健，张驰却不失法度。
刻立于清康熙二年的《吴兴竹溪禅智寺长生田记》前面主碑部分为弘觉禅师道忞撰文，长兴蒋明凤书丹。弘觉禅师道忞是明末清初禅宗临济宗僧人，密云圆悟弟子。俗姓林，字木陈，号山翁，又号梦隐。世称“木陈道忞”。潮阳(今属广东)人。少习儒业，因读《金刚经》《法华经》《大慧语录》等而心向佛道，遂投庐山开先寺智明禅师出家。后因父母严命，一度还俗，娶妻生子。二十七岁时再度出家，从憨山德清受具足戒。此后历游四方丛林，于四明山天童寺得圆悟之法，并继天童之席。清顺治十六年(1659)，奉诏入京，为清世祖说法，颇受赏识，赐号“弘觉禅师”。是著名书画家石涛师祖，石涛曾刻一方印章,上书“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
蒋明凤，长兴人，字羽灵，号苏湾，明末清初书法家。清《长兴县志》评价其为:“所著古文辞有龙门遗意，尤锐意林池，凡古人书法莫不精讨。卧则以指画席，起则以指画襟，靡须臾间。”蒋明凤初习米芾，对二王、怀素、张旭等均有涉猎，由善草书，曾于云间董其昌比肩。此碑中蒋明凤行中带草、运转龙蛇，挥洒舞墨、神闲张狂，纵横洒脱、一气呵成。
刻立于民国1917年的《道场万寿寺千佛阁记》，由归安朱廷燮撰文，《湖社》执委会主席沈泽春书碑。此碑不仅书法精湛，而且碑文文采斐然，其巧妙运用骈文，读起来朗朗上口。“西天之宝笈移来，无虑汗牛充栋；南海之祥风吹至，何须辟蠹焚香？”“玉堂森宝，参慧业于楞严；金粟如来，证前身于兜率。”以及“金施檀越，福缘之缔结无穷；基巩莲台，妙相之雕锼有渐。”“分鹫岭之神工，别开生面；拟狮林之胜跡，独具匠心。”
刻立于清乾隆五十四年的《积川书塾记》由朱珪撰文，大学士嵇璜书碑。朱珪字石君，号南崖。与其兄朱筠，时称“二朱”。祖籍萧山蜀山街道越寨村，后迁黄阁河村。随父朱文炳由萧山侨居顺天大兴县，遂入籍顺天府。官至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在《积川书塾记》中，朱珪撰文很是精美。“夫居高明、揽遐旷，游观者之乐，非崇德修业之益也。谈虚空者遗名教，逐尘喧者忘天机，非牖民成物之旨也。山川出云，有开必先；时行物生，至教忘言。登斯堂者，可不思积川之义而契云怡心乎！”可见其用词考究，妙语连珠。充分显示出大学士文采风流。朱珪曾为杭州状元金甡作墓志铭：“斗魁戴匡，厥象正方。公秉其气，不严而壮。有老门生，校文公乡。铭公冢石，掷笔涕滂。”
嘉庆皇帝对自己的恩师，评价甚高，称其“持躬正直，砥节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服官五十余年，依然寒素”，“不愧为端人正士”，最精辟的一句话是：“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不近色且不言钱的为官之人，现如今也是少之又少的。
八: 结语
《湖州历代碑刻集萃》是一部首次以图文并茂形式展示湖州碑刻的文献，较为完整地搜罗了上至唐宋，下至民国的湖州历代碑刻精品。部分碑刻资料系首次公布，也是首次对湖州碑刻进行比较精准的释读和研究。
在此次释读中，对一些碑刻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之前被认定为《归安太守李公去思碑记》在此次释读中，根据碑文内容认定为湖州太守而并非归安太守，同时文中“考之《晋史》，谢迈为吴兴时，有孙恩之乱……迈有机会不能乘，竟为丘虺者所戕……”。碑文中“谢迈”实为东晋名相谢安之弟谢万。据记载:“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 此碑为明嘉靖时工部尚书刘麟撰文，归安慎蒙书丹，到底是刘麟撰文有误还是慎蒙书丹错误我们不得而知。犹如此类新发现还有很多，由于诸多原因，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精力和水平有限，我们在释读中难免会出现差错，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