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1936年10月，艾瑞克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开始他的第一个秋季学期。新的环境和大学带来的陌生感都让艾瑞克感到震撼。他给罗恩写信描述了他对剑桥的第一印象：
坦白说，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似乎把免于一切杂务的自由与尽情满足个人兴趣的可能性结合了起来，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时间限制——10门左右的课程，每周一个小时的面谈辅导，以及每天7:30的晚餐时间。我还从未听说过像剑桥一般不怎么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学校，学生每天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俱乐部、体育比赛和社团等校内活动也很多。另外，也没有比剑桥更好的工作环境了：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与外界完全隔绝，还有至少3间主要的图书馆，以及充裕的时间和宁静的氛围。其中宁静的氛围是最主要的（请注意，这是做学问的重要动力，可以让人意识到自己必须完全独立自主地完成艰巨的工作）……基本上这是一种奇特的生活方式，一种远离一切现实和纷扰的生活。[1]
从很多方面看，艾瑞克觉得国王学院就像一所修道院，与世隔绝、平静安宁、远离尘嚣。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剑桥是一所规模不大、私密性很强的大学。学校里的本科生不超过5 000人，研究生只有400人。学校仍保留着讲师和学生要穿长袍的传统，实际上本科生在自己学院以外的地方仍然要穿长袍。[2]艾瑞克与传统的剑桥大学生群体格格不入，就像他后来写的那样：
我不是个典型的剑桥学生。第一，我的家族以及我所在的中学里，此前没有人上过剑桥（或是其他大学）；第二，我的教育和文化背景——维也纳、柏林，以及伦敦的一所文法学校——和别人很不一样；第三，鉴于前两点，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的一些典型活动，例如花费许多午后时光参加体育活动；第四，我是靠奖学金作为经济支撑才能上大学的少数派，而且我在入学前就已经接受了政治启蒙。剑桥基本上还是充斥着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中学就读于“公学”，由父母提供生活费，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担任各种政府公职或是从事专业工作，最差的情况不过就是到中学去教书。（只有10%的学生是女性）。人们并不指望大部分学生能认真学习或者达到非常出色的水平。[3]
艾瑞克的兴趣主要在政治、文化和学术上，因此他和大部分大学生相比就像个异类，而对其他人来说，艾瑞克的多国背景和经历也让他显得十分特别。
对于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而言，剑桥的氛围令人愉悦，他们第一次像成年人那样生活、第一次被当作成年人对待，虽然学生们还会受到相当多的监管（比如，必须在学院大厅吃晚餐，上课及面谈的时候要穿长袍，规定时间后出入都要得到特别批准，学校的警卫会在街上巡逻，等等）。很多学生活动实际上都是在模仿真正成年人做的事情：在学生会里辩论政治议题、排练戏剧、参与音乐制作和其他俱乐部活动，以及编撰校报。
但很明显，这种氛围对艾瑞克而言并非全然美妙。而且这意味着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剑桥学生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左翼分子——即使他们经常被误认为左翼。如果艾瑞克描述的公学学生有任何政治倾向的话，他们也更可能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一项在1935年大选期间对大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650人将票投给了保守党候选人，275人投给了工党，171人投给自由党。[4]作为一个自觉的共产党人，艾瑞克再次成了少数派。
在国王学院的学生中，“老伊顿人”（Old Etonians）的比例高于其他学院，他们是英国最有声望的私立学校的毕业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顿公学和国王学院是在15世纪时由虔诚的亨利六世一同创办的联合院校。虽然如此，国王学院还是像艾瑞克回忆的那样，“享有资产阶级式的反传统美名，能够欣赏并不一定有大成就的艺术和学术追求，对人际关系、散漫行为、理性主义、音乐和同性恋有自己的看法，对有奇思怪想的学生以及他们的观念包容度很高”。事实上，艾瑞克对罗恩提过，国王学院是出了名的“同性恋泛滥”——“国王学院的运动”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学院有时被叫作“剑桥的布鲁姆斯伯里”，...
在国王学院，艾瑞克和其他大一新生一样住在学院的宿舍里。宿舍的条件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也算不上现代。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宿舍生活，艾瑞克后来回忆道：“在‘食品存储室’（gyp room）的水槽里小便，因为最近的沐浴房和洗手间要经过三层楼梯，穿过中庭和地下室”，简直是斯巴达式的磨炼。”[6]艾瑞克和其他获得奖学金的大一学生以及“模范生”（一种小型奖学金获得者）住在“同一座脏乱差的附楼里”，这个被称为“下水道”的房子后来被拆除了，它坐落于学院内教堂的对面，国王广场最前面那栋主楼的后方。斯图亚特·莱昂斯是一个“二战”后在那里短暂住过的学生，他形容这处宿舍：
是一组没有窗户的牢房，只能从切特温德苑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进入。“下水道”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又湿又冷。冬天的时候沐浴房冻得硬邦邦的，黄色的冰从墙边延伸出来足足有90多厘米那么长。我们得拖着长衬裤和袍子艰难跋涉到吉布斯楼那边去，才找得到抽水马桶和热水浴。[7]
艾瑞克在“下水道”的舍友都是英国人，包括彼得·斯科特·莫尔登、杰克·博伊德（后来死于“二战”），罗伯特·瓦伊尔、杰克·赖斯、诺曼·哈塞格罗夫、约翰·卢斯以及其他人。艾瑞克住在北面楼梯间的2号房。[8]他和这些朋友在大二的时候仍然待在一起，尽管那时他们已经全部搬到了另一处宿舍。“我们整夜都在聊天，”艾瑞克回忆道，“在学院里，我们在月光下穿过后草坪到教堂旁边，然后一路走出去。”与艾瑞克在圣马里波恩和同学们的相处情况比起来，这样的校园生活对艾瑞克的智识和社交都是一大进步。学校对大学生实行宵禁，学院的门在12点前都会上锁，但这难不倒艾瑞克和他的伙伴。“我记得，”艾瑞克继续回忆，“12点后和杰克翻墙出来，到格兰切斯特去——在拜伦的池子里游泳。这是一件一旦做了就可以不断吹嘘的事情。然后我们从后门那边翻墙回来。”[9]学生们唯一要注意的是确保不被在街道上巡视、执行宵禁的学监、治安官或者大学警卫发现。[10]
艾瑞克很快就成为同期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他身高约181厘米，按照当时的标准无疑是高个子。他身材瘦削，体重约68公斤，体格健康，有一双蓝眼睛，前额左边有一道显眼的******——他是一个能让他人很快注意到并记住的人物。[11]那些学习较好的同学都很喜欢他，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学术作家和行政官员的诺埃尔·安南，他觉得艾瑞克“是个好伙伴，风趣幽默”。[12]1939年6月7日，学生期刊《格兰塔》上刊登了一篇人物小传，文笔诙谐，略带俏皮，是在当时学生记者中常见的行文风格。作者是艾瑞克的朋友——来自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的剑桥联合会主席彼得·克尼曼（根据另一个同学的说法，他是“一个英俊魁梧又开朗的年轻人，在英国公学接受教育”）。[13]艾瑞克大三的时候和他住在一起。克尼曼注意到艾瑞克很小就“对英国怀有巨大而不加掩饰的爱国热情，在脆弱的时候他把英国视为精神家园”。[14]他为人谦逊、乐于自嘲，有强烈的幽默感，“即使对那些错怪他的人也完全没有恶意”，但要了解他“并不容易”。艾瑞克的剑桥朋友们称他为“佛陀”：“他盘腿坐在那张大椅子上时，就好像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神谕者，正盘旋着降临人间。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和朋友相处亲密、情深义重的人，大家都敬佩他在私人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真挚诚实。”[15]
虽然这篇小传表明了两人的友谊，但艾瑞克认为自己“从未和彼得特别亲近”，而且对彼得“想要我记住他，事实上他想要所有人都能记住他”的态度感到很不自在。艾瑞克对他朋友宿舍的混乱状况并不在意。“我对他评价不是很高，在我看来他才疏学浅，只能用缺乏规律的方式组织措辞和思想，还会因为自己是欧亚混血而感到自卑并深受其扰。”当然他长得很好看，“如果瘦一点会看起来‘很像拜伦’，他明显想塑造出一个时髦男子的形象。他不太勤快，没有太多意志力或做事的动力。他对女士来说很有魅力，但对男士来说这魅力要打折扣。我和他做朋友只是因为他‘好相处’”。艾瑞克承认自己像母鸡一样对克尼曼有戒备心理，因为他的社交小把戏实在是太明显了。由于艾瑞克爱上（或是自以为爱上）了克尼曼的女友赫迪·西蒙，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西蒙师从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老师一样是奥地利人。她和另一位学生、后来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是朋友。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在20年代30年代早期的维也纳的经历无疑非常糟糕，因而能够与殖民地人民产生共鸣，这也让她与彼得产生联系。一想到彼得和赫迪（他俩在1939年结婚）会中年发福，就会让艾瑞克感到沮丧，他担心一旦这两人最后在锡兰定居下来，自己将再也不能和他们相见。[16]
艾瑞克的衣着是出了名的随便，他没有什么时间打扮得时髦花哨，所以彼得优雅的外表在艾瑞克看来是一种相当明显的人格弱点。艾瑞克对当时剑桥一位知名话题人物——国王学院的英文讲师乔治·赖兰兹（绰号“丹迪”）的批评尤为不客气。作为一个备受欢迎的讲师，赖兰兹朗读莎士比亚或者琼森的作品时过分戏剧化，就像艾瑞克描述的那样：
（他）声音尖锐，有时候略微沙哑，念大段的对白时会注意突出不同的说话者身份，抑扬顿挫毫不马虎。读完之后他会恢复自己本来的声音，再停顿一段时间，让椅子嘎吱的声音和翻动笔记的沙沙声平静下来，就像一首交响曲乐终之际那样。然后他一下子闭上双唇，下唇微张轻轻叹了一口气，眉头皱起一小会儿，然后又舒展开来，继续讲课。[17]
赖兰兹不仅是一位严肃的莎士比亚学者，还是整个剑桥戏剧圈的领路人，这个圈子的中心是凯恩斯在1936年2月创立的艺术剧院。艾瑞克形容那时的赖兰兹“是阿多尼斯式的人物，一个天使，第二位鲁伯特·布鲁克”，而且“只有在纽纳姆学院女学生的莎士比亚鉴赏课上，或是他和小男伴们一起喝雪莉酒的时候，才能一睹他妙语连珠的风采”。艾瑞克认为他把聪明才智浪费在琐碎的事情上，和当时其他唯美主义者一样，除了一些认识他的人还记得他的一些趣闻逸事，他身后不会留下任何东西。[18]
除了不甚讲究的外表，艾瑞克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在不到20岁的年纪里展现出的博闻强识。从学术上看他明显怀有真诚的抱负。诺埃尔·安南是艾瑞克在国王学院低一年级的学弟，他觉得艾瑞克“在同辈不乏出色人物的情况下，依然是我们这一代剑桥人中最优秀的历史学家”。[19]“无论同学们选择何种晦涩的论文主题，他都能有自己的见解。”[20]艾瑞克的天才美名不限于学术方面，就如彼得·克尼曼说的那样：
艾瑞克对最晦涩难懂科目里的生僻细节也了如指掌，对名人的来历他可以侃侃而谈、信手拈来……“国王学院有个什么都懂的大一新生”这样的话慢慢被传开了。你很难弄明白艾瑞克每天都在读什么书。他在英语文学社中讲述华兹华斯诗作中的象征主义根源，在法语文学社和德语文学社发表的意见则深刻得如同神谕。[21]
克尼曼不是唯一一个对艾瑞克印象深刻的人。“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诺埃尔·安南很多年后在写给艾瑞克的信中说，“你出现在政治学社的那一刻。你充满自信（并非自大），像克拉彭那样完全掌握了一套能够流畅讨论任何话题的方法，我们这些来自公学的学生根本比不了。”实际上，在晚饭之后、集会之前，安南会习惯性地和另一个政治学社的成员一起跑到对面马路的“斯蒂尔与舒格卢夫”酒馆借酒壮胆，好准备（一旦被推选出来时）在学问惊人的艾瑞克面前讨论文章。一两品脱[22]酒下肚后，安南经常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但等他们回到会场时，安南承认，“勇气就烟消云散了”。[23]有一次艾瑞克邀请他加入了一场辩论，安南后来写道：“他辩护的议题是在某种情况下（对我来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我也不愿意看到它发生），人们可能需要发动战争来挽救民主。”安南则主张：“讨论为民主而战是虚伪的，法西斯主义和张伯伦的资本主义之间倒是很可能会爆发战争，而我们举国上下会为了资本主义的存续而战。我的判断错了，但或许他也错了。”[24]
在国王学院的生活可以是很轻松愉快的，但艾瑞克觉得初夏时节里美丽的剑桥校园使他根本无法专注学习，“在这儿我很难学进去”，1937年5月，艾瑞克在给罗恩的信里抱怨：
天气挺好的，河边显然是读书的好地方，但一旦你在那里坐下来，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看不了几页书，总是没法打消去划船或者撑小艇的诱惑。为什么学校要把考试放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学期呢？在圣诞节或者复活节前安排考试不是更方便吗？若以后你成了工党的专员而我在教育部里做事，我们就可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25]
1937年5月12日，艾瑞克在剑河上撑长篙划船的技术派上了用场，这天他和那些坚定共和派的朋友想要避开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皇后的加冕庆典。“你想躲开加冕庆典吗？”几天前艾瑞克写信给罗恩，“我们可以沿着河的上游，有多远划多远，这样能远离庆典，不用看到那些小彩旗，不用听到乐队的声音。如果天气好的话就这么干，我希望是如此，天气肯定不错。”
II
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里，历史系学生接受的是一种混合式的教学，包括学院导师针对论文的一对一面谈，以及来自不同学院的学者讲授的历史课程。艾瑞克参加了肯尼斯·皮克索恩的课程，他是“都铎王朝早期史的专家，也是相关教科书的作者，他担任剑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席，还是一名议员”。艾瑞克遇到皮克索恩的时候，正在“摸索着学习兰开斯特家族早期史，直到他认识到自己对‘1399年至1688年的宪政史’这一部分的认识有误解和落后之处”。[26]
然后是教中世纪欧洲史的曼宁，他好像故意显得傻乎乎的，上课时的妙语连珠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有些说得挺好——斯蒂芬·朗西曼（校长的儿子）也教这门课。顺便说一下，他写了一本关于拜占庭文明的书，这书之前我跟你提起过；他对罗马帝国衰落的分析有理有据，虽然他故意不提及经济方面的因素。当然，他的作品对我有很大帮助。[27]
曼宁是一个老派的自由党人和宗教历史学家，出版过关于卫理公会和相关主题的研究著作，他的课程据说代表了辉格史观，这一派认为，英国历史的特征就是不断稳步走向最纯粹的现代宪法。[28]
然而，才进入第二学期，艾瑞克就“开始对大学的历史教学越来越不抱幻想，把精力都放在图书馆里”。[29]他对自己参加的大部分课程都兴致不高，它们都没什么意思。文学史和学术史专家巴兹尔·威利是重印多次的《17世纪的背景》（1934年）的作者，他关于霍布斯的课程是如此冗长乏味（他讲课时“声音干巴巴的，十分严肃，语气总是带着贬损的意味”），以致艾瑞克基本把关于这个课程的整篇报告写成了对课堂和学生的描述（“我精确记录了课室里发生的一切”）。[30]艾瑞克开始对平庸的学院导师的一对一面谈不以为然，虽然他还是很欣赏其中一位导师那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这位导师就是研究都铎王朝史的克里斯托弗·莫里斯（他是艾瑞克入学考试的面试官），他被要求在这位导师面前大声朗读自己的论文，这让艾瑞克能更好地拓展、发掘自己每周论文作业里的一些想法。[31]艾瑞克的另一位导师是研究中世纪经济史的约翰·索尔特马什，他和莫里斯的经历很相像（尽管最终莫里斯还是被艾瑞克认定为二流学者），从17岁作为大学生进入剑桥后，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国王学院度过。索尔特马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国王学院华美的哥特式教堂的历史，而且比起出书或发表文章，他更愿意给大学生讲课。索尔特马什和热爱家庭的莫里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艾瑞克钦佩他“广博的学识”，但也许因为没有上过他那些很受欢迎、颇富影响力的课程，艾瑞克觉得他的教学并无启发之处。[32]“历史教学”，艾瑞克后来评论道，是“为了给那些希望参与公众生活的人们提供基本的教育背景”，[33]所以像莫里斯这样的学院导师致力于让“那些从公学毕业的普通年轻人在荣誉学位考试中能得到一个得体的二等文凭”。[34]不过在艾瑞克自己成为导师后，他就会改变对这种教学方式的负面看法。
基于上述原因，能得到艾瑞克敬重的老师非常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实际上艾瑞克真正崇拜的唯一一位导师叫迈克尔·波斯坦，通常被叫作穆尼亚·波斯坦。他教授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作为当时的剑桥讲师，他的背景相当与众不同。波斯坦1899年出生于比萨拉比亚，这个地方当时是俄罗斯帝国的罗马尼亚语区，现今则属于摩尔多瓦共和国。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离开了那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跟随杰出的英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专家R.H.托尼学习过，其后的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在那里任教，并通过新闻工作谋生，同时为中世纪史学家艾琳·鲍尔提供研究协助。有多国背景、能讲多种语言的波斯坦在教学的时候绝不含糊。在他关于“大国经济史”的部分课程里，他给学生列出的参考书目里几乎全是德语或俄语著作，涵盖了大量关于特定假说的理论研讨，比如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下降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这两个都是艾瑞克在战后成为历史学家的早期阶段所关心的课题。[35]
1935年，波斯坦被调往剑桥最古老的彼得学院，在1938年也就是他39岁那年成了一名经济史教授，他讲授的一系列内容所涉及的课题和历史时期都很广泛。他是一个矮小的红发男子，很有领袖气质，他的课“让人想起海德公园角落里滔滔不绝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道者”。[36]“他的每门课都会上演循循善诱的戏码：首先对一个历史学论点进行阐释，然后是彻底的剖析，最后原来的论点被波斯坦的观点代替，这让人得以从英伦岛国的偏狭思想中暂时解放出来。”[37]艾瑞克几乎马上就去上了波斯坦的课，发现他的课观点鲜明、富有争议，对自己大有启发，这和大部分老师平淡乏味、照本宣科的课程很不一样。“波斯坦对我们是这样的，”艾瑞克在1936年10月21日给罗恩的信里写道，“如果我们关于19世纪的论文写得太简单，他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已经这么做过，并向我们推荐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历史评论文章，这让我们20多个上他课的大一新生不得不在西利历史图书馆里艰难地啃着他推荐的大部头。”[38]
“波斯坦很有说服力”，艾瑞克在剑桥大学的第一学年末给罗恩的信中写道：
他刚讲了一堂关于农业革命如何伴随工业革命发生并为之提供条件的精彩课程，更别说课上都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他能不加掩饰地承认这一点，你会听懂这种腔调：“虽然我不喜欢那些术语，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是在表示认同。[39]
不出意外，虽然波斯坦远非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见过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如此敏感的人，”艾瑞克在别的场合写过，“就像斗牛看到了红布一样。”[40]）但他“像吸引飞蝇一样吸引着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知道马克思的老师。在一群普遍平庸乏味又照本宣科的讲课者中，我只愿意承认他是我的老师。另一位给过我好建议的是克拉彭（他跟波斯坦不一样）”。[41]波斯坦是将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联系起来的积极倡导者，这让他和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许多年的英国主流历史学者对立起来。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将自己的观念应用到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家，因此值得学习，虽然也有人指出他曾经说过：“我17岁的时候信奉共产主义，但成年后我就不再跟随它了。”[42]他宣称：“所有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要牢记，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继承了自然科学的传统。”不过他也补充道：“我觉得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是不对的。”[43]然而，艾瑞克在很多年后写道：“波斯坦……知道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一同站在反对保守党的阵线上。”[44]
因此，就如艾瑞克注意到的那样，“波斯坦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奇妙复杂的，像所有的好老师一样，他喜欢聪明的学生，我觉得他会认为大部分学生都会在成熟后放弃追随共产主义，而大部分情况下的确如此”。[45]比如在1938年，波斯坦希望说服维克托·基尔南来当他的教学助理，基尔南是一个年轻的历史专业学生，后来成为艾瑞克的终生挚友，1937年他获得双星一等荣誉学位并当选为三一学院的青年研究员。基尔南在学院里教过书，但很快就因为穿着睡袍、拖鞋和学生面谈而声名狼藉。他拒绝了波斯坦的邀请，因为他受到印度共产党人、艾瑞克的另一位朋友莫汉·库马拉曼加兰的影响，打算前往印度开展他的博士课题研究。[46]但是，随着艾瑞克和波斯坦建立起私人关系，他开始认识到“你不能在没有独立核实的情况下相信他的任何陈述，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会捏造一个；另一方面是比起真正的事实，他更愿意相信他自己认定的事实，至少在个人问题上是这样”。[47]虽然艾瑞克对波斯坦有保留意见，但在“二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把波斯坦当作自己的导师和楷模。
以赛亚·伯林认为波斯坦“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聪明人，喜欢贬损他人、好胜心强算是他学术品格上的污点”，波斯坦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比通过引用一些‘艰深’的唯物主义理论文献来糅合现代观念和修辞的人要高明得多”，并很满意这个自我认知。这是个很精准的评价。[48]艾瑞克对他的敬仰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同为犹太人，但又不是犹太教徒，都是在多个国家生活过的欧洲人，认同历史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观念，对理论和事实同样充满兴趣，研究兴趣的范围可以覆盖多个国家和世纪。1937年波斯坦和志趣相投的艾琳·鲍尔结婚（因为鲍尔比他年长逾10岁，此事还引起过非议），他和鲍尔一起构思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并在鲍尔1940年不幸早逝后投入了这一鸿篇巨制的写作，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尝试，融合了多个欧洲国家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波斯坦和鲍尔都与法国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者有联系并深受他们影响，这些学者在1929年创办了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宗旨是将历史学科视为包括地理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全部社会科学的汇集点，他们还在创办初期试图建立一个延伸至多个国家的国际学术网络，这一努力特别体现在其组织国际性的历史学会议的工作上。期刊主编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宣扬“年鉴学派的本质”，这是一种宣扬历史学研究无所不包的精神。期刊及其支持者的主要方法特点是提倡从主流的“民族国家”历史范式中解放出来，在比较研究或者跨国研究的基础上接近历史。波斯坦认识杂志的编辑们，并且邀请布洛赫到剑桥来讲课。而在1934年，布洛赫也曾经到伦敦来寻求波斯坦、鲍尔和托尼的帮助，为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份几年前创办的学刊。[49]波斯坦向艾瑞克介绍了年鉴学派，并在艾瑞克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在教学中向他灌输了年鉴学派的核心理念，这将在艾瑞克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50]
波斯坦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为英国大众所熟悉，而当时在剑桥任教的最知名历史学家是杰出的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他是当代史的钦定讲席教授，出版过的英国史和意大利史著作广为流传。特里维廉是一位深刻认同自由党传统的贵族，经常被形容为最后一位“辉格史”学者。由于受到叔祖父、维多利亚时代的辉格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影响，他提倡在历史写作中彰显文学风格。虽然艾瑞克在1937年秋季学期第一次上特里维廉的课时，这位学者也不过61岁，但艾瑞克觉得他看上去要老得多，他很生动地描述过当时的大学生对特里维廉的印象：
这是一个研讨讲座，不像波斯坦在米尔巷教学楼里9点钟开始的课程那样充满进步思想的氛围，也不像基特森·克拉克的课那样信息量巨大。大家不会开小差、玩填字游戏，也完全不会自顾自地涂鸦……他有时会把袍子铺开在桌面上，看上去像一只大鸟；有时会把袍袖折到手肘处，这时又像弗里茨·朗的电影里某个定格画面……他说话的句子都很长，声音苍老，听起来很神经质，头发稀疏花白，眼睛深陷在眼眶里。从远处你根本看不到他戴了眼镜。他的胡子像土耳其人那样剪得很短，嘴角耷拉着，皱纹很深。他讲的光荣革命，以及宪法和自由的关系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51]
特里维廉显然没有让艾瑞克受到多大触动。
艾瑞克对课程和讲师那令人仿佛身临其境的摹写在本科生杂志《格兰塔》读者中非常出名，有人专门模仿他创作了一篇文章并被刊登出来，前半部分就像艾瑞克通常写的那样，是关于阶梯教室的描述，后半部分则是关于艾瑞克本人的：
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灰色防水外套，扣子严丝合缝地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他从皮革公文包里掏出一本螺线圈笔记本（出自伍尔沃斯平价商店，上面写着“学生或秘书专用本”），然后戴上眼镜，开始观察周边。他皱起高贵的眉毛，下颌微垂，专注而冷酷地盯着浑身不自在的讲师……讲师注意到平日的学生中多了一个新面孔，而且他明显不是来上课的——他在本子上东一处西一处地胡乱涂写。课堂上的其他人则是讲师和他的观察员之外的另一组观察者。看热闹的大伙儿被这样的场景迷住了，不觉时间过得飞快。下课后我们冲进11月的细雨中，穿过几幢喧闹的校舍，我们在转角处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他曲起一条腿靠墙站立着，连《泰晤士报》的通讯员也不能比他更有范儿了。他用曲起的膝盖顶住公文包，在皮包垫着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我们悄悄地离开，不敢打扰，很庆幸没有被他注意到。[52]
III
和很多大一新生一样，艾瑞克在第一个学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包括剑桥历史学社（在导师的推荐下）、英语文学（诗歌和批评）社以及1876年由国王学院研究员奥斯卡·勃朗宁（所有历史学奖学金的获得者均可成为研究员）创立的政治学社。艾瑞克在翻阅政治学社的会议记录时“兴奋地”发现“前成员奥斯丁·张伯伦曾经投票赞成取缔财产私有”（张伯伦是“一战”前最后一届保守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后来成为英国外交大臣）。政治学社的主席是约翰·克拉彭，艾瑞克评价说“他对社会问题的乐观态度——从他读的文章来看 ——至少和他在经济史方面的学问一样与众不同”。艾瑞克还参加了剑桥联合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在联合会的酒馆里边喝酒边聊天让他觉得很愉快。[53]第一个学期里，艾瑞克曾在一次辩论上发言，但似乎没形成多大影响。“E. J. E. 霍布斯鲍姆先生（国王学院），”一份会议记录里写道，“抨击了政府部门的终身雇员制。我们不太清楚这位发言者在站起来之前是否已经对自己的思路进行过清晰的梳理。”这次辩论的议题是与左翼政党联盟“联合阵线”提出的政策有关的一项动议。[54]在这次失败的经历后，艾瑞克退出了政治学社，省下了一大笔会费。[55]
艾瑞克真正投入精力的是社会主义学社，这个学社大约有400名成员，是剑桥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学生组织之一。艾瑞克觉得这一点“让人吃惊”，因为这些学生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公学，甚至国王学院就有30多个社会主义学社成员，艾瑞克很快就被任命为小组委员会的成员。[56]在这个学社中，共产党人起着主导作用，来剑桥读书之前，艾瑞克在伦敦完全处于与政治生活隔绝的状态，找不到任何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能够让他积极投入政治讨论的极少场合中，他都是站在工党立场上。和意大利、法国以及德国共产党不一样，英国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有知识分子成员的立足之地。有“资产阶级”或是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在入党时必须认同党内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且不会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来自中产阶级的人在申请入党时要隐瞒他们的社会背景，任何拥有“上流”口音或是高等教育背景的人都很可能受到党内活跃分子的质疑。早期的英国共产党内部的劳工群体有很强的排外性。[57]
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上述情况才有所改变，学生之中开始出现共产主义思潮，其原因包括纳粹在德国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包括英国）的骇人传播，以及日益剧增的战争威胁。一个更具体的诱因是发端于贾罗地区的反饥饿大游行，这是工会主义者为了抗议大萧条期间全国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失业而发起的示威巡回游行。1934年，示威者游行经过多个城镇（其中就包括剑桥）前往伦敦，吸引了全国的关注。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突然有所增加，这促使英国共产党在1932年成立了学生分部。4年之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更是带动了一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中产阶级加入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表示强烈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民选政府与1936年7月17日发起政变的极右翼军官集团进行斗争，而工党则支持英国政府中立、不干涉外务。[58]
在多次深夜长谈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艾瑞克在国王学院的朋友杰克·赖斯和诺曼·哈塞格罗夫加入了共产党。即使来自公学和保守派家庭，仍有“杰克这种乍看上去绝对不可能加入共产党的人都受到鼓舞（入党），西班牙内战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原因”。[59]很多共产党员和其他人士，包括作家乔治·奥威尔都前往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为共和国而战。就像艾瑞克多年后写的那样，西班牙内战之所以能调动年轻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从原则上反对那些定义并启发了知识分子的事业，例如启蒙运动的价值以及美国、法国的革命”：[60]
当时，人们在任何一位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剑桥学生的房间里，都能发现约翰·康福德的照片，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诗人，以及共产党学生的领导者。1936年12月，他于21岁生日那天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就像我们熟悉的切·格瓦拉的照片一样，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标志性形象——但康福德离我们更近，他的照片就放在我们壁炉架上，每天提醒我们为了什么而战斗。
在信奉共产主义的学生圈子里，国际纵队声望很高：1937年7月，艾瑞克给罗恩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小书《西班牙见闻》，作者署名为弗兰克·皮特克恩，这是共产主义记者克劳德·柯克本的笔名，他加入了国际纵队并为《工人日报》撰写内战见闻。艾瑞克在书上写下的题词是：“为了不能参战的我们。”[61]
类似这样的共产主义追随者还有琼·维克斯，他有个众所周知的外号叫“老鼠”（“Mouse”，这是他中学时代外号“缪斯”，即“Muse”的戏称），他是诺埃尔·安南的朋友，外表邋遢，外套肘部总是有破洞，艾瑞克觉得他总是神经兮兮，政治立场并不坚定，但他确实是一个口才了得的演讲达人：
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在讨论时会调动全身肌肉的人。他身体前倾，线条锋利的鼻梁曾经在拳击活动中被打断过，他像猎狐犬一样嗅着什么，连眼镜都似乎闪耀着兴奋的光芒，说不上是什么形状的嘴唇像活塞一样上下移动。大家注意到他那瘦长的手臂在破旧的外套下挥动着——他的外套总是破破烂烂的。他陈述观点时口若悬河，我们经常因为他一直重复自己的论证而感到心烦意乱，但他兴冲冲地说出一些毫无新意的比喻时我们都笑了起来。“同志们，”他说，“从某种角度看，形势已经逆转了。”“同志们——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然后他突然说出一句非常自然、发自内心的顿悟：“同志们，S（斯大林）是正确的。”[62]
很容易看出维克斯是英国公学体系的产物，艾瑞克不无怜爱地补充：“他在外表和举止上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思想幼稚、感情冲动，会下意识地大声嚷嚷自己的想法，比如：
有个晚上（1938）我们结伴外出到阿尔伯里的采石场去，因为贪玩，我们打算在黑暗中爬到山上，爬的过程并不轻松，一路都是沙子，我们一边前进一边摸索，找能搭手的地方，在爬这个小山坡时衬衫都进了沙子。维克斯时不时说“行”“太棒了”“我们能上去的”。其实山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维克斯是如此乐在其中。[63]
正如艾瑞克指出的那样，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不只是“现行体制中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一代，而且在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学生的确还有不少”。有些人是“‘工党的异见分子’或自由派背景（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雷蒙德·威廉斯），来自文法学校”。大部分人根本都“不是上层中产阶级”。[64]
剑桥的学生共产党员组织是一个兼容并收、由来自各国的成员组成的国际化群体，但艾瑞克记得里面的犹太人很少。有一次党组织让艾瑞克负责犹太人事务，于是他和伊弗雷姆·内厄姆（大家叫他“兰姆”）一起和党内犹太人委员会的代表团会面，内厄姆是出身曼彻斯特的本科生，被许多人认为是当时剑桥学生共产党员的领袖。“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艾瑞克后来写道，“粗矮强壮的身体、大鼻子，有一种他自己浑然不觉但能让人放心的绝对自信的光环（在那些对自己不够确信的人看来，这样的自信可能更像是自负），我还能记得起他的声音。”[65]但和犹太委员会的见面并不成功，不过至少在艾瑞克的记录中，这次会面“让我有机会见识伦敦东区的同志们那种独角喜剧式的风格”。他和内厄姆两人都没有对此表现出真正的兴趣，所以他们慢慢也和犹太委员会失去了联系。[66]
剑桥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有一位名叫玛戈·海涅曼，她是约翰·康福德的女友。生于1913年的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艾瑞克的政治导师，艾瑞克后来宣称“她对我的影响很可能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要深”。[67]但艾瑞克作为一个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在他认识玛戈·海涅曼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而且虽然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指导过艾瑞克，但没什么证据证明她真的像艾瑞克想的那样影响过他，她也没有对艾瑞克的崇敬之情有过回应。艾瑞克“还没懂得怎么去评价别人”，海涅曼在某个场合曾经这样说过。[68]海涅曼是一名中学教师，还在独立工会资助的劳工研究部做兼职工作，她发表了好几本关于煤矿业的著作，最后成为剑桥大学新堂学院[69]的研究员。她终生都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和科学家J.D.伯纳尔在一起并给他生了个女儿，但归根结底，在她心中没有人能真正取代康福德的位置。[70]
剑桥共产党的另一位领袖是詹姆斯·克卢格曼。他比玛戈·海涅曼年长一岁，获得过双星一等学位荣誉，能讲流利的法语。他在1934年开始撰写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博士论文，但还是放弃了学术，选择担任总部在巴黎的世界学生协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由传奇的德国共产党宣传家威利·米岑贝格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创立的共产党青年组织。[71]担任这一职务时，他让艾瑞克参与了协会的会议，发挥了艾瑞克的法语能力。克卢格曼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全身心都献给了共产党，过着被书本围绕的单身生活。艾瑞克对他并不熟悉，但其实别的人也同样不了解他。“二战”期间，克卢格曼是英国在南斯拉夫的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支持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克卢格曼是一个绝对的教条主义者，同时为苏联的情报组织充当间谍，虽然艾瑞克当时对此并不知情。克卢格曼的工作是评估其他在英苏联间谍的报告，并招募愿意和他一起从事间谍工作的人员。[72]实际上，剑桥的学生共产党员组织随后因为成了苏联间谍的培养基地而声名狼藉，尽管艾瑞克并不是间谍。和克卢格曼一样，其他“剑桥间谍”——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林恩、金·菲尔比以及约翰·凯恩克罗斯——都是“一战”前出生的，并且在艾瑞克进入剑桥之前就已经毕业。[73]促使这些人出卖国家机密的原因似乎是他们相信在英国政府没有准备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只有苏联才能真正打败法西斯；或许也有些个人原因，比如对秘密和阴谋的天生喜好加上对阶级出身的内疚感——这些特质和艾瑞克的性格相差甚远。[74]艾瑞克后来承认如果当时有人招募他入伙，他会同意为苏联充当间谍，但是他只有在为英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情报，而和真正的间谍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机会。[75]
社会主义学社的集会有时会在艾瑞克位于国王学院的宿舍里举行，但更多时候是在彭布罗克学院，那儿有好几个党员，包括兰姆·内厄姆、戴维·史宾塞以及德国文学专家罗伊·帕斯卡，帕斯卡是当时非常少见的共产党员讲师。成员中还包括一些来自殖民地的年轻激进分子，其中不只有彼得·克尼曼，还有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和英德拉吉特·（桑尼·）古普塔，这两位在回到祖国印度后都成了著名的左翼政治家。艾瑞克很快就和社会主义学社里的“殖民地小组”有了紧密的合作，并因此对南亚次大陆历史和政治方面有了早期认识。[76]艾瑞克在大二秋季学期结束的时候被选为了学社的委员，或者可以说是“书记处成员”，虽然在别人眼中太过学术化的他从来未被赋予主要组织者的职责。[77]1938年春季学期开学之际，学社的委员们都被赋予了名头很大的“部长职责”，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同志）负责组织编撰学社每周发布的《公报》。[78]艾瑞克马上着手扩大《公报》的内容范围，他抱怨《公报》：
已经变成除了歌功颂德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告示牌，成员们不去读，外面的人也没兴趣看。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告示和训词都挺好的，学社的日常运作也应该在公报里有一席之地，但这不能成为不发布其他事情的原因……为什么没有关于文学的问题，没有关于艺术、关于各种话题、关于性的内容？为何没有一些普遍意义上的、人文方面的稿件？公报的内容真是极其贫乏。[79]
就在这个时期，艾瑞克已经在政治方面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缺乏耐心，甚至可以说是鄙夷的态度，而这些工作都是需要由许多普通党员来执行的。
为了让《公报》按新的定位运作起来，艾瑞克贡献了一篇关于一部在剑桥新上映的电影的影评，《大地》这部电影由路易丝·赖纳主演，她因为在剧中饰演一个中国农妇——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艾瑞克没有采取一个“铁骨铮铮的社会主义者”对好莱坞电影“不太瞧得起”的态度，他认为这部电影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教育，向英国人展示中国农民的境况以及英国人自己的问题。[80]2月15日，艾瑞克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次是讨论“围绕当今艺术本质而出现的巨大国际争议”，涉及苏联、法国和美国的“艺术与文学、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问题”。“即使在英国，个体批评家如安东尼·布伦特也已经对这个问题有过很多思考。”[81]然而，艾瑞克想要帮助剑桥学生共产党员拓展兴趣的行动最后还是被不懂变通的兰姆·内厄姆阻挠了，内厄姆认为艺术和音乐都是作用不大的东西，会分散人们对政治斗争的注意力，虽然他自己在闲暇时是个热爱打桥牌的人。[82]
IV
很大程度上由于上述原因，艾瑞克开始对剑桥的社会主义学社感到厌倦，他觉得学社的活动与世界上大部分正在酝酿的大事件相比日益显得“无足轻重”。他还被“殖民地小组”在定期的读书会上关于列宁的无意义讨论激怒了，“用经院哲学的方法从每个层面来讨论，就连文本的语法都不放过”。[83]1937年的秋季学期，仅仅加入学社一年后，艾瑞克就宣称社会主义学社的高级成员“明显毫无效率”，他们的工作“过于软弱”。新加入的大一新生比他们的学长更有战斗力，但学社的“老成员们”并没有好好利用他们的热情。[84]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学社的领导者们觉得艾瑞克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学术和文化问题，并没有从事政治实践的天赋。“艾瑞克什么都懂，”哈里·弗恩后来评价道，“但他很少知道怎么去做，兰姆很早就发现了他这一弱点。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该死，艾瑞克正在把我们的组织变成一个辩论社’。”[85]在内厄姆的影响下，学社的《公报》并未真正给艾瑞克提供他渴望的机会。
因此，艾瑞克很快开始为没有政治色彩的剑桥学生期刊《格兰塔》撰稿。“他在第一学期”，彼得·克尼曼回忆道，“走进了《格兰塔》的编辑办公室，防雨外套一直扣到了脖子上，他要求得到一份工作。”[86]他的第一篇文章在1937年春季学期，也就是艾瑞克的第二个学期就刊登出来了。他和杰克·多德一起定期撰写了一系列“剑桥小品文”，内容是一些本地人物的小传。他们开始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布里斯科·斯内尔森的，他是本地的当铺老板，此前为了寻找挂在他店铺门前的3颗金球到《格兰塔》杂志来求助。这3颗金球是当铺的传统标志，一夜之间不见了，明显是学生的恶作剧。“大范围的请愿启动了，每个人都把‘把我们的金球还给我们’挂在嘴边。3天之内，一个编辑得意扬扬地把那闪闪发亮的标志物带了回来，隆重地交还给店主。专司幽默、公众良心，这就是《格兰特》。”[87]
《格兰塔》的前任编辑是美国人罗伯特·埃杰顿·斯瓦特沃特，他是剑桥辩论社的知名人物，也是艾瑞克和杰克另一篇人物小传的主角。才华横溢的他为总部在伦敦的政治周刊《旁观者》设计填字游戏，画卡通漫画，发表过一部名为《赛艇比赛谋杀案》（The Boat Race Murder,1933年）的侦探小说，还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政治家伦道夫·丘吉尔爵士写过一篇虚构的传记，传记的设定是这位政治家没有在1935年去世而是活到了老年。[88]据艾瑞克和杰克·多德所言，斯瓦特沃特对劳合·乔治的热情使其成为一位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去爬卡德伊德里斯山，用威尔士语对着山羊发表感言，好像它听懂似的”。[89]另两篇小品文则献给了有名的剑桥商店：美国连锁商店伍尔沃斯的分店（“所有商品不超过6便士”），商店经理沃尔特·克拉在店里塞满了为乔治六世加冕而准备的粗制滥造的王室纪念品。[90]还有出售大学校服和学院院服的莱德与艾米斯服装店。这间服装店直到现在还在营业，店员也不像艾瑞克那个时代的经理沃拉西先生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了。沃拉西先生负责剪裁、设计各个学院和俱乐部的制服领带，他可以“一眼就分辨出656种样式中的任何一种”，尤其在这领带戴在没有资格佩戴的人身上时。[91]“店员和讲师们，”彼得·克尼曼在他关于艾瑞克的人物小传中写道，“都害怕看到这个阴郁的身影引人注目地溜进来，用握紧笔的手把他们的小缺点一一记下来。”[92]
艾瑞克在迎来剑桥的第二个学年时开始为他在《格兰塔》的人物特写设定了更高的标准。此时他已经不再和杰克·多德合作而是独立写作，并从剑桥本地人转移到了有国内或国际影响力的人物身上。他成功地在剑桥中心的塔利弗咖啡屋对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进行了采访，在此前的一次交谈中这位诗人和戏剧家给了艾瑞克一本最新的作品。伊舍伍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离开剑桥，没有完成他的学业，艾瑞克对他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20世纪30年代早期都在柏林待过。伊舍伍德当时即将完成他的“柏林作品集”——小说《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别了，柏林》（1939年），这两部作品后来被改编为歌舞剧。
在塔利弗咖啡屋里，他看起来比实际更加瘦削和年轻，他的眉头下沉，有时看起来忧心忡忡……从空荡荡的库里小巷走回去的时候，这位诗人对着市政厅和《格兰塔》采访者发表了意见。“告诉他们，”他说，“我认为年青一代是优秀的。”他本来可以对着月亮或者银河说话，但当时没有月亮，就算有的话，抬头满天空寻找也太麻烦了。所以他对着我说了这些话。他看起来瘦削、年轻，笑起来嘴角有细纹，头发剪得很短，沿着希维尔街一路走回他的旅馆。[93]
艾瑞克觉得这位诗人“非常有魅力”，而且相当害羞，伊舍伍德对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支持让艾瑞克很是钦佩，虽然他和另一位诗人朋友威斯坦·奥登都没能拿到去西班牙的签证，“可能因为（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觉得他们会走私坦克”。
1938年，艾瑞克为前来剑桥联合会发表演说的4位演讲者撰写了一系列总标题为《繁星俯瞰》（The Stars Look Down）的政治人物小传，他为此十分投入。第一位人物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94]拉斯基知道自己是个优秀的辩论家，这让他“无论是用带着鼻音的腔调讲精心雕饰过的俏皮话，还是严谨细致地讲授内容复杂的课程，都显得胜人一筹”。他演讲时几乎可以完全脱稿，“遣词造句毫不费力，随心所欲得像一匹亚利桑那竞技场上的野马”。在演讲达到高潮时他会停止开玩笑，变得急切而严肃。“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又才华横溢的人，会为他相信的事情发声。”当时拉斯基正处于影响力和名望的高峰，然而“二战”之后他由于爱打嘴仗又到处得罪人（引来了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那句著名的奚落“你能保持沉默一小会儿的话我们会很高兴”）而声名尽丧。他那些缺乏独立思想、四处借鉴的著作也没能流传下来。艾瑞克在评价第二位演讲者的表现时敬意稍减，他是有自由党背景的外交官及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后来因为在这段时期写下的大量日记而知名。[95]“有人说，看吧，他的确是英国的上层阶级：温文尔雅，就像这个词形容的那样，八面玲珑、富有教养。”他“为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世界”代言，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漠不关心。尼科尔森曾经是颇有分量的政坛人物，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不再参与重要政务。他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艾瑞克认为。“在谈话，特别是谈论自己方面他很擅长，就像其他人在会计、钢琴调音或者台球方面有专长一样。”[96]
接下来，艾瑞克将无情的批判目光转向赫伯特·莫里森。他是这4个人里较为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身为工党的主要政治家，莫里森十分上相，也懂得如何引起公众关注。
他身材矮小，性格好斗，看上去比任何体面的英国人都更像一头斗牛犬。他站在讲台的红色屏幕前，旁边是循例放着一杯水的桌子，还有一位给他做陪衬的主席，他两腿跨开，一只眼睛盯着听众，像乔治·罗比[97]那样扬起眉毛，时不时用力抿一下嘴，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皱纹。[98]
艾瑞克觉得他是一个经典的格拉斯顿[99]式的人物，夸夸其谈的间歇穿插着“简短有力的陈述”，在“谈话般亲切地”压低音量之前，会把声音提高到“几乎是尖叫的地步”。“搓揉自己的脸，用手指指着别人，靠在手提箱上，用多年练就的公众演讲话术把浑不知情的提问者辩驳得体无完肤。”在艾瑞克为剑桥联合会的尊贵客人撰写的一系列人物小传中，科学家J.B.S.霍尔丹是最后一位主角，他是著名的数学家和遗传学者，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曾建议马德里的共和国政府在内战期间注意防御毒气攻击。他的样子完全跟学究不沾边：“（他）是个动作迟缓的大块头，非常像一头大熊。”[100]然而，他认为存在于日常生活和现代文化中的科学有其重要性，并对此阐述深信不疑。他所看重的科学“是属于生活的，因此我们尊敬他”。
艾瑞克在《格兰塔》杂志社的主要工作是撰写电影评论。就像他在1937年2月告诉罗恩的那样：“通过某种关系（不是很密切的那种），我作为《格兰塔》的评论员从电影院里拿到了一张免费的周票。在我目前能省则省的情况下，这实在是太有用了。”[101]除了别的好处，杂志影评人的角色为艾瑞克提供了后来被他称为“结交不同政治立场朋友的中立领域，比如以此为契机认识了小阿瑟·施莱辛格”。施莱辛格来自美国，1938年至1939年间作为亨利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彼得学院求学，他后来成了民主党的撰稿人和约翰·F .肯尼迪总统被戏称为“卡米洛特”（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的政府班子中的重要成员。[102]艾瑞克关注的不是流行的好莱坞电影或者标准的英国电影票价是多少，而是外国电影，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电影。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改编电影的法国版本写过影评，认为这部电影情节松散混乱，演员的演技总体上过于做作。[103]当时中心电影院上映的是《金刚》，剧场里则是《富国银行》，但艾瑞克略过了这两部电影，反而为法国电影明星萨沙·吉特里写了一篇文章。“编辑以为我这个星期会写罗伯特·泰勒，”艾瑞克承认，他指的是当时在剑桥有两部电影上映的一位好莱坞大明星，“可我想写的是萨沙·吉特里，我对期待看到泰勒的人说声抱歉。”艾瑞克认为吉特里很快就会“像19世纪的三流戏剧家一样”被人们遗忘。[104]
在接下来的几期里，艾瑞克写了伟大的奥地利导演弗里茨·朗。这位善于表现“歇斯底里和恐慌”的大师在经典的柏林犯罪片《M》（1931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才华，而这才华在他移民到美国后有被好莱坞压制的危险。或许出人意料的是，艾瑞克还写了关于《马克思兄弟》的文章，艾瑞克认为他们推翻传统的拍摄手法有创意而且很精彩，因为“乍看不合情理，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逻辑清晰得可怕”。[105]他列出了他在1938年看过的12部最好的电影，其中包括两部法国电影（《雾码头》和《舞会的名册》）、两部苏联电影（《我们来自喀朗施塔德》和《母亲》）、一部德国电影（《同志之谊》）和一部荷兰电影（《西班牙土地》），剩下的六部都是美国电影。他喜爱的电影里没有一部是英国的，虽然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经典的《贵妇失踪记》也在那一年上映，但艾瑞克很可能没有看过。艾瑞克承认，英国电影的缺席“实在很遗憾”。[106]
1939年1月，艾瑞克被任命为《格兰塔》的编辑。他在这一职位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其他真实或幻想中的期刊的戏仿。1939年2月1日，艾瑞克策划了一期《新政治家与民族：周末评论》，讽刺左翼旗舰周刊标志性的陈词滥调、一本正经和毫无原创性。杂志上有假托的读者来信，为一些虚头巴脑的活动争取支持。例如“英国‘思想、语言和行动’解放委员会”要求禁止发行一本由“一位年轻的瑞典作家”写的一部有关年轻的瑞典作家“成功地在《爱经》中找到幸福”的小说，《爱经》带给他“丰富多样而绝非下流的性生活，因为这是一种极度艺术化的治疗方式”，书中还包括了“真实的照片”。杂志刊登了正在写J.B.普里斯特利传记的休·沃尔波尔向杂志提出咨询的来信，而正在写休·沃尔波尔传记的J.B.普里斯特利也写信向杂志咨询（这两位都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畅销小说家）。还有一篇关于1937年开始的“大众观察计划”的讽刺文章，这个计划要求500名普通公民用写日记或者定期回答调查问卷的方式，关注“票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文章的结论是“激动又困惑的大众在摆弄票根的过程中得到了情绪释放。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在福斯湾以南的英国地区，撕碎票根（而不是揉成一团了事）的情况增加了47%，而在福斯湾以北的地方他们用票根来投喂银行职员”。杂志定期举办的“周末比赛”让读者解释一组关于爱母亲或者爱父亲的押韵对句，而得到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除了各种怪癖以外，我们杂志的读者甚至都不爱他们的父母”）。维特根斯坦博士写信来询问比赛所说的“爱”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纽约短篇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回答（“如果有人除了自己的洋娃娃外还要求别人爱他们，那这个爱他们的人必定是他们的母亲或父亲——而且还不能要求太多”），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发现“爱是一种矛盾的态度，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这是我在维也纳行医时总结的”都接近最佳答案，但优胜者是剧院歌手乔治·丰比那句拿捏得非常精准到位的“妈咪，你听得到我说话吗？”[107]
这些精彩的戏仿文章促使艾瑞克主编了另一期杂志，这一期内容似乎与现实截然相反但也能自圆其说，它被设定为一份在未来，即半个世纪后的1989年3月8日发行的杂志，那时一场纳粹性质的法西斯运动席卷了英国。杂志里的文章巧妙地使用了德国纳粹的语言风格，要求“耶稣学院的党部负责人”将学院的名字改为“霍斯特·威塞尔学院”[108]。校方应该对其他根据“希伯来煽动者”或者其他类似的堕落分子命名的学院进行调查，比如基督学院或者基督圣体学院。一位记者告诉读者“国王学院的老教堂被夷为平地，给修建中央铁路和汽车站腾出地方”。纳粹冲锋队员驻扎在学院里，方便开展“适当的”教育工作。为了“万岁盎格利亚”的声势，地区党部的头目在市政厅举办了一场盎格鲁-撒克逊艺术的展览。据报道赛尔文学院（一个盎格利亚遗址）举行了一场宗教献祭。杂志的活动日程报道包括对唐宁街传出来的法西斯元首讲话进行接力式的宣传贯彻，要求将安茹地区并入英国，这是与当地居民的愿望相符的，他们“在法国人的残暴压迫下受苦日久”。[109]直到1977年愚人节那天《卫报》发表了一期7页的副刊，虚构了一个叫“圣萨弗里”的独裁岛国，才有了在体量和野心上能与艾瑞克主编的文章相提并论的戏仿式刊物文章。
V
1938年10月，新学年，也是艾瑞克的最后一个学年开始之际，慕尼黑危机结束了。英国首相张伯伦提出的协议方案解除了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被并入了德国。这个事件在左翼阵营引起了普遍的骚动，就像艾瑞克在《社会主义学社公报》中记录的那样，“由于这次危机事件，最后几天里申请加入俱乐部的人异常多”。实际上，社会主义学社已经“是所有大学里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以及“剑桥大学里最大的政治俱乐部”。学社在各个学院设立了活动小组，希望通过海报宣传和集会的方式，在学期末达到全剑桥1 000名成员的目标。据报告，每周都有300名新成员被招募到学社中来，仅三一学院就有90人。学社组织了5次主题集会谴责张伯伦政府对希特勒的绥靖态度。社会主义学社“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宣传机器，甚至不是面向激进分子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而是“大学劳工联合会的一个最大的分支，该联合会在工党会议中拥有投票权”，这使它的规模更容易快速扩大。共产党员不需要登记成为工党的附属成员，但任何“对工党有足够认同”的人都被鼓励这样做。“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成员，工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将大学生从大学里‘空谈社会主义’的淡薄氛围里抽离出来，让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110]
1938年的秋季学期里，学社的主要活动是筹集资金，为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方面的受害者，尤其是儿童难民提供食物包。学社还拟了一张重量级的年度演讲者名单，包括领导工党的政治家克莱门特·艾德礼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哈里·波立特、诗人W.H.奥登、作家纳奥米·米奇森，以及业余运动员协会的副主席赫伯特·帕许。[111]学社还有全员学习小组，艾瑞克主持历史方面的学习，邀请了穆尼亚·波斯坦、H.J.哈巴卡克（年轻出色的经济史学家，研究英国土地所有制）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国文学专家罗伊·帕斯卡前来举办讲座，另外还有一个主题为“评价卡尔·马克思史学作品”的夜间论坛。[112]但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按计划开展，艾德礼在谷物交易所面向1 500名听众的演讲受到了一小群保守党政府支持者的扰乱，这些人包括和牛津声名狼藉的布灵顿俱乐部帮派齐名的“皮特俱乐部成员”，还有一些“高大强壮、成熟老练的成年运动员……如果保守党知道其官员格兰比侯爵在现场派发烟花，想必会感到惭愧”。抗议者“大声叫嚷，吹响猎号，燃放烟花，表现得就像那些太有钱又喝酒成瘾的传统大学生”。他们不但“疯狂地为张伯伦呐喊”，还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喊出了“希特勒万岁”。[113]
让剑桥的共产党员担忧的还有别的问题。苏联当时正在经历一连串的政治动荡，1934年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遭到刺杀；知识分子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党、流亡海外。在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的两次公开审讯中，从前的领导人，包括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甫·加米涅夫和卡尔·拉狄克，承认在托洛茨基的阴谋策划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判处死刑。大批下层党员被逮捕及枪杀，或者送进劳改营。[114]
西方国家对审判的最初反应是震惊，但总体上没有质疑。就像当时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写的那样，“外交使团普遍认为被告们应该是犯下了足以让苏联做出死刑判决的罪行”。[115]直到1938年，才有人提出质疑。很多年以后，人们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的供词都是由审讯者代笔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秘密警察才实施了严刑逼供，但被告从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这让观察者相信他们都是自愿招供，因此供词都是真实的。一些为审讯所震动的共产党员态度发生了转变，其中最著名的是匈牙利流亡人士阿瑟·库斯勒，他在1938年退党并写下了经典作品《正午的黑暗》，这本书在两年后出版，书中对内部告发狂潮的心理机制和偏执狂热的描写令人毛骨悚然。[116]
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认同审讯，而且毫不怀疑审讯声称要揭露的阴谋的真实性。1937年2月1日，英国共产党的刊物《工人日报》宣称“英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对审讯的严谨公平性、被告的罪大恶极和正义的判决结果都表示了认同”。在莫斯科的揭发事件后，英国共产党紧跟斯大林的号召，甚至调动大量资源发动了一场对党内托洛茨基集团的打击行动。[117]艾瑞克在写信给堂兄罗恩的时候试着为审讯辩护：
设想一下，以下的事实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些被告过去曾经多次与党严重唱反调，也多次被党驱逐并罢免职位……其次，托洛茨基在过去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煽动推翻苏维埃政府，认为它是非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政权……第三，这些指控从本质上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行动是很清晰的（针对基洛夫），他们很可能愿意割让苏维埃政权的领土：也许最后他们会把国土出卖给希特勒或者日本，又或者他们只觉得这样的割让是令人遗憾但又必需的。[118]
艾瑞克接受苏联关于审讯供词中一些细小矛盾之处的辩词（比如，其中一个被告据称在1932年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酒店里会面，但这家酒店在那之前就已经被拆毁了）。他认为取得供词的手段是“光明正大的”，而且他注意到被告没有坦白一切，因此“只有拿出全部证据才能让他们承认事实”。拉狄克在被告席上正直的表现也是“令人欣慰的”：“他没有乞求免罪，也没有不负责任地上诉。他说自己拒绝和普通的间谍以及颠覆分子一起接受审判，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只是在判断形势时犯了错误。”
因此，艾瑞克最后总结：“第一，一股地下反对势力是存在的，他们在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诉诸恐怖主义和干涉行动；第二，审讯是合法且可以理解的；第三，审讯的程序是可信的。”但是审讯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如果这些被指控的人像他们招供的那样从一开始甚至是十月革命之前就反对苏维埃联盟，那为什么他们还能多次担任党内的高级职务。艾瑞克认为，或者“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人士来承担当前的工作？或者是党出于‘乐观主义’所以留着他们，又或是出于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的‘感情因素’，抑或是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党天真地错信了他们是忠诚的。他们现在被逮捕和审讯的原因是苏维埃政府的新宪法在1936年生效了。新宪法赢得了西方认同者的赞扬，比如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就认为这是‘新文明’的民主蓝图”，“这会给颠覆者提供机会”。因此“不管怎样，苏维埃政府必须彻底地对国家进行清洗以保证新宪法的安全”。[119]
也许比起说服罗恩，这一系列煞费苦心和似是而非的辩护听起来更像艾瑞克试图安慰自己，但艾瑞克对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事业的坚定信念是毋庸置疑的。他参加了1937年由工党在伦敦海德公园组织的劳动节大游行，这是为了显示和共和派团结在一起，虽然工党的政策是不乏同情但刻意保持中立。“这是一场很棒的游行。”他告诉罗恩。艾瑞克在游行的人群瞥见了罗恩，但没能接触到他。
这次游行比我在英国见识过的其他游行都要好。你记得几年前他们只会懒洋洋地在路上晃，对怎么唱歌或者喊口号只有最模糊的认识。现在好了，他们进步了不少。还有，今天大家能在左翼游行中看到代表普通工人阶级的人群，而以往只有知识分子以及常见的流氓无产者。像今天这样才意味着群众基础。[120]
英国工党小心翼翼地组织类似的活动，以避免留下他们企图以英国版本的人民阵线和共产党人合作的印象。考虑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情况，这种合作看上去并不会产生利好。尤其在西班牙，共和派的战况在恶化，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出现分歧。艾瑞克和共产党一样，对他在普奇赛达的短暂探访中遇到的那种狂热但涣散的无政府主义者缺乏信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明显正在加泰罗尼亚制造麻烦，”他在1937年5月给罗恩的信中写道，并引用了《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他们如果不能等到战争局势已定的时候再行动——天知道呢，现在战局还是不明朗——就会严重妨碍（共和派）赢得胜利。”[121]
VI
1937年，西德尼叔叔给了一部分资助，艾瑞克再次去法国过暑假，并且又去了一次南部。8月4日，他从巴黎出发，搭顺风车到里昂，然后继续去阿维尼翁。他搭乘了各种类型的交通工具，包括一辆抛锚的小货车、一辆卡车和各种家庭轿车，彻夜赶路后在8月8日到了离马赛北边不远的马诺斯克。他对那儿的村子感兴趣，就像他在战争期间写的那样，那里是小说家及和平主义活动家让·季奥诺的故乡：“我崇拜他，虽然我对他成了通敌分子感到毫不意外。‘血与土’[122]的情结营造了某种内涵丰富、令人心驰神往的气势，但最终它普遍超出了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123]
艾瑞克在从里昂去维埃纳的途中遇到了两个德国男孩，和他们一起搭到马诺斯克的顺风车。
他俩褐色头发，大约17岁，穿着格子衬衫和短裤，背着登山包。我们用怀疑的目光互相打量，就像看球的人群边上的狗。最后我想这两个男孩毫无疑问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只有职业军人才会在敌人身边也能放松。我们在下一辆车来之前大概还有半小时的相处时间，大家几乎没有谈论政治。马路笔直地向前延伸，两边我觉得应该是杨树。路面几乎没有陡降，但乡郊开始换上了南法地区那灰扑扑的黯淡风貌，尘土溅到了他们的短袜上。
他们决定扔硬币来决定谁搭下一辆顺风车。德国人赢了。他们等了一会儿，因为马诺斯克并不与大路相连。
年长一点的男孩站在路中间，他在杨树之间的剪影就像一幅童子军海报。小一点的那个和我一起躺在路边的沟里，以免司机被一次出现的三个顺风车客吓坏了。我们舒服地躺下，脖子底下枕着荒草，用法语困难地聊着青年旅馆、维埃纳大教堂和其他各种话题。用一种双方都不熟悉的语言聊天感觉很奇怪。他的胸包里露出了一把口琴和一部相机，那种每个德国人都有的漂亮相机就挂在他的脖子上，我们在欣赏相机的过程中等到了下一辆车。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我继续躺在沟里看着他们车快速远去。大家落落大方地互相告别。
艾瑞克没有让这两个男孩发现他会讲德语。他的维也纳口音会出卖他，然后这两个年轻的德国人难免会问他为什么在法国，并发现他是个犹太人，这样的结果无疑是艾瑞克想要竭力避免的。
他搭上一辆修路工的卡车到了马诺斯克，发现那里的青年旅舍除了管理员外一个人也没有。女管理员给了他一杯石榴汁。他注意到公共活动室的书架上有季奥诺的作品。但管理员告诉他下午这段时间里不能去拜访这位作家。一个女孩走进旅舍，登记入住后她和艾瑞克决定出去找个地方游泳。
我们沿着艾克斯路穿过小镇，阳光刺眼，我们不得不半眯着眼睛。头十分钟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她是从布里昂松骑车过来的，一个很有毅力的女孩。路上没有牛车，没有飞鸟，只有一些绕着橄榄树飞的喜鹊，除了热浪和远处迪朗斯河水奔流的声音，周围都是空荡荡的。为了装装样子，我戴上了太阳眼镜。
在太阳底下走得累了，他们转头走向河边。艾瑞克到河里泡一会儿，女孩则坐在岸边“两腿曲起，手支在堤岸上，两只脚微微向外分开。她长得很不好看，剪着男孩式样的头发，脸上有一点雀斑”。她是一个讲德语的犹太流亡者，家族姓氏是古德曼，而她的名字，至少她在流亡期间的名字是玛赛尔。艾瑞克邀请她到河里来，“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水流开始把艾瑞克往下游推去，于是他上了岸。艾瑞克一边和她讨论季奥诺的书，一边用她的毛巾擦身子，女孩给了他一颗薄荷糖。
在阿尔卑斯山低地的河岸上躺着并不是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种萍水相逢在任何夏天里都会发生那么几十次，然而凑巧相遇的人们会因为这短时间的相识而变得非常亲密，也许是为了抵御他们身外的世界。我和她也是这样吗？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不太可能……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很奇怪地没有谈自己的事情，而这条路就像我们出来时那样热浪滚滚。
他们选择继续谈论季奥诺，即使艾瑞克仰慕这位作家，他也因为“旅舍里对季奥诺的崇敬氛围”而感到不舒服，并开始表达不满之情。“那你为什么来这里？”玛赛尔问道。
他们进入镇子的时候，再次遇见了那两个德国男孩，“这两人对女孩微笑了一下，尽管她看起来是典型的犹太人。这两个男孩像小艇从浮冰间穿过一样，轻易地就解决了面对次等民族的复杂礼仪问题”。他们来自一个位于图林根的中世纪小镇格拉，马诺斯克的古老街道让他们恍如回到了家乡，于是他们“开始觉得法国人也是充满人性的”。艾瑞克告诉他们，小镇在大革命期间发生过与粮食有关的暴动。“像农民战争一样吗？”其中一个男孩问，他想到了发生在1525年宗教改革初期的战争。“‘就像农民战争一样。’玛赛尔用德语说道。两个男孩的脸涨得通红，直至回到旅舍，大家都没再说过话。”在公共活动室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他听到两个男孩讲德语，于是挑衅式地宣称他曾经在大战中上过前线。“‘真的吗？’玛赛尔问道，她似乎很享受这个情形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好像她在玩一个猜谜游戏。”后来他们绕着镇子散步的时候，艾瑞克和玛赛尔谈论起这两个德国年轻人。“我和这样的男孩一起上过学校，”艾瑞克说，聊起他的柏林时光：
他们并无恶意，只是为了抗拒自卑而做出反应。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德国已经被打败了。现在有两股思潮可以使它再次崛起——一种是通过和胜利者的结合，另一种，则以希特勒的方式唤醒德国人民，在没有外国支援的情况下德国人民可以通过自强自立挣脱枷锁。这就是他说的，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我那天差点就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这听起来太合乎逻辑了。
他们爬上了小镇外的一座山，玛赛尔告诉艾瑞克她的父亲来自敖德萨。“我们站在山上，俯瞰着迪朗斯的村庄，陶醉于此情此景。然后我们躺下，终究还是发生了关系。我不应该这样做，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遇到那两个压根不会在意我们的纳粹男孩后做出的抱团姿态。”在补足睡眠、洗澡并吃过早餐后，艾瑞克告别了玛赛尔。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对方。“我想她之后的经历一定很艰难。”艾瑞克几年后写道，那时法国的犹太人正被圈禁起来并送到奥斯威辛。
艾瑞克从马诺斯克搭顺风车到了地中海海岸边上的圣拉斐尔，他待在当地的青年旅舍，遇到了来自各国的学生，有法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还有一个捷克人，在那儿他又洗了一次澡，吃了个三明治当作晚餐，这里的车和游客比南法其他地方都要多：
身材妖娆的有钱女人开着帕卡德，她们不会让你搭顺风车。世界上没有比蔚蓝海岸更难拦到顺风车的地方了。我觉得金钱对这里的人来说比我一开始想象的更为有用，可以让中年妇女面色回春，一改冷漠态度。在戛纳到圣拉斐尔的半路上，一辆别克车驶过我身边，上面坐满了穿橙色衬衫的男人和打扮得要去海边的女人。我在车后面大声招呼，车停下了，我和他们一起坐了几分钟车后，他们说：“你叫住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你是英国人。”我看上去很像外国人吗？法国人说“他肯定是英国人”，英国人说“你不是英国人”，只有一个闷头闷脑的比利牛斯农民问我为什么到处乱晃，是不是在找工作。我说是的。“那你就是个西班牙人了。”他说。[124]
他遇到的这群人实际上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和难民组成的，或者就像他们告诉艾瑞克的那样，是一群没有祖国的人。“‘这些人不是移民，’这群人中一个年长一点的成员说，‘他们根本没有国家，是无法融入任何地区、语言、经济和文化社群的独立原子。’”艾瑞克对一位年轻俄罗斯女子一见钟情，他在记录这段经历时叫她伊丽娜。在她打网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渴望地盯着伊丽娜在球网和球柱之间移动的身体”。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他们擅自闯进了有钱人非请勿入的住宅”。[125]
他们唱歌、跳舞、讨论政治。“伊丽娜穿着一条花裙子，全身上下都是棕色的：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皮肤由于晒了太阳也变成棕色。她的左手上甩着一条毛巾，并把它搭到了脖子上，又再次把毛巾拿下来前后甩动。”这群人决定去泡个海水浴：
海水像牛奶一样顺滑。看着并感受着那么漂亮的海面，很难再为别的什么事情分心。我们转过身，听见海浪温柔地浸没我们的肩膀，可以看到海滩上咖啡馆的灯光，还有此刻听来有点扰人的音乐声。有祖国意味着认识那些与你一同工作的人，知道他们的癖好，他们小时候听过哪些童话故事，他们晚上跳完舞带女孩回家后会做什么，老人们会讲什么蹩脚笑话，他们在咖啡馆的牌桌上的老生常谈，他们喜欢在杂志上读到什么。是什么促使来自捷克的女佣唱起了爱国歌曲，让爱尔兰工人们捐款给盖尔人之家？[126]这种感情能够调动起那些没有政治地位的人，让即使是无根的浪子也能间接得到安慰，实在难以忽略。
这是艾瑞克第一次记录下自己关于国族身份的思考，这个他将在今后人生中密切关注的主题，就这样在他沐浴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里时闯进了脑海。
他们谈论着政治和身份认同。伊丽娜认为政治不能实现任何事情，但艾瑞克不同意：“人们必须先表达意见，然后做事。自己坐在一边埋头苦干来实现想法的人是最不可取的，人们用了多少纸张来记录那些改变了世界的辩论？”在聊了很多也唱了很多歌后，他们分开了。“我一边离开一边想，这个假期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在里维埃拉每个人都能和爱侣成全好事，我却一无所获，只能混在唱着无聊小曲的人群中，跟着往回走。”第二天他开始往巴黎走。[127]到了戛纳之后，他搭顺风车向西到圣特罗佩和马赛去，抵达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地区，他在那里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很辛苦——要靠步行”，他在日记里简单写道）。他设法找到一辆顺风车去阿尔代什省的奥伯纳，在那里吃了早餐，然后搭顺风车深入北边的勒皮，接着找到一辆大部分路程都能载着他的卡车去维希。8月14日，他到达阿利埃省的穆兰，吃了顿饭后继续前往阿弗尔纳。夜里11点抵达时，他发现青年旅舍已经关门，不得不“狼狈地在一块种豆子的田里睡了一觉”。1937年8月16日，他回到了巴黎。
这次旅程，艾瑞克告诉罗恩，“证明了可以靠搭顺风车来旅行”。他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包括一些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一个奥地利共产党员，他去过艾瑞克在维也纳就读过的一个学校；牛津的教学秘书以及著名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G.D.H. 科尔，“二战”后艾瑞克会在非常不一样的场合遇到他；还有他在圣马里波恩的法语老师的朋友：
天知道我经历了多少事情。在勃艮第吃过蜗牛，在里维埃拉泡过海水浴，和法国司机一直聊天，在青年旅馆里学会了新的歌曲，在太阳底下等了两个小时的顺风车，在倾盆大雨中靠睡袋和防水垫子露营，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学生辩论。我见过的人有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荷兰的、瑞典的、加拿大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波兰的、瑞士的、比利时的、西班牙的，还有俄罗斯的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中除了见到捷克斯洛伐克人，别的都不怎么稀奇。在马诺斯克看过当地的爵士乐队表演和到处都有的保龄球比赛。坐过克莱斯勒和帕卡德汽车。我的法语水平也提高了。[128]
回到巴黎后他住在大使酒店，和叔叔西德尼以及南希、彼得一起，南希和彼得已经是青少年了，来巴黎是为了看因展出毕加索《格尔尼卡》而声名大噪的世界博览会，这幅画表现的是西班牙内战中饱受摧残的同名巴斯克小镇。
在玛戈·海涅曼的建议下，艾瑞克继续待在巴黎，参加了8月25日到28日举办的“世界学生协会国际会议”。代表团成员包括艾瑞克的朋友兰姆·内厄姆，但艾瑞克不在其中。与会者讨论了关于不同国家学生状况的报告，其中很多都表现得过分乐观（比如德国代表团报告纳粹统治下的大学生普遍感到苦闷和幻灭）。[129]此时的法国人民阵线正陷入严重的困境，国内经济还没有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人们抛售法郎，议会中的保守派阻止了进一步的改革。1937年6月，社会党人被迫退出政府，莱昂·布鲁姆辞职。一年之后，西班牙内战的政策态度上出现的内部分歧撕裂了人民阵线，使其分崩离析。1936年的欢乐气氛自此消失。[130]如同艾瑞克评论的那样，“各方面局势都令人担忧”。[131]
在玛戈·海涅曼的要求下，艾瑞克担任了一部分议程的翻译，并因此得到了一些报酬。参会时他和一个20多岁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成了朋友，艾瑞克在用短篇故事形式撰写这段回忆时把他称为阿尔帕德·菲克特。阿尔帕德把他带到了马其顿饭店，这是一个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经常去的廉价餐馆。艾瑞克发现那里的气氛非常阴森，从领班的样子可以窥见一二：
他那铁灰色的小胡子像飞机的翅膀一样，棕色的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由于长时间在室内工作皮肤变得松垮垮的，一双冷酷的黑眼睛如同一对纽扣：他给人感觉像是一个能耐很大的人，但出于自身原因假扮成一个潦倒的领班。但这在马其顿饭店一点都不稀奇，这里的侍应生和客人让人感觉他们在假装小人物和大客户。我从来没有见过阴谋叛乱的气氛如此浓郁的地方。[132]
阿尔帕德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犹太人，在霍尔蒂将军强力反共反犹的匈牙利右翼政府统治下饱受折磨，在逃到巴黎生活之前，他遭到囚禁与严刑拷打。艾瑞克觉得这位年轻的匈牙利人是个纨绔子弟。“文人、花花公子和革命贩子！为什么他们选择这样的人，一个在咖啡馆流连的布尔什维克、穿着细条纹西服的唐璜来使他们蒙羞？”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阿尔帕德把艾瑞克和一个苏联共产党员带到塞瓦斯托波尔大道的一间妓院，在那里点了东西喝。
这时还没到营业高峰，狭长的玻璃盖顶房间里，有几个心情阴郁的客人坐在一排大理石桌子后面……房间的另一端，在女洗手间旁边是穿着红色吉卜赛上衣的小乐队，心不在焉地演奏着。他们时不时会停下演奏，过来讨小费，卖力跳舞的舞女们到桌子这边来，提供下流的室内魔术表演。阿尔帕德靠在红绒垫的座位上，嘴里叼着一根烟，看起来好像亚历山大·布洛克[133]或者图卢兹-劳特累克[134]，十分矫揉造作。
妓院7法郎一杯的啤酒很贵，“房间里没有好看的女人”，而且艾瑞克认为，“乐队很差劲”。他的朋友想让他们演奏一支匈牙利舞曲，但是乐手们一首也不会。艾瑞克觉得有一种哭笑不得的罪恶感。
看看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世界历史上最伟大运动的成员，这些人找到了阿基米德苦苦追寻的东西，这些人可以把地球像锡盘一样折过来并把它像塑料一样改造成各种形状，这些人现在却因为二流妓院里的糟糕乐队争吵起来，而且言语粗俗，更别提那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口吻。
一个女孩走过来，试着和阿尔帕德搭讪，但他已经喝得太醉，不能回应她，只是把头埋在手里，身子靠在桌面上。“亲爱的，趁着你的朋友还在考虑，跟我来开心一下吧。”女孩对艾瑞克说。于是他们发生了关系。在艾瑞克后来公开的回忆录里，他透露他的这位匈牙利朋友真名其实叫作哲尔吉·亚当。他忘记了此前和玛赛尔的露水情缘，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一栋建筑里失去了我的第一次——我不记得具体地址了。那儿有一大群裸体女人，在一张周围都是镜子的床上。”[135]至于阿尔帕德，或者应该叫哲尔吉，艾瑞克在“二战”爆发不久前试图在巴黎联系他，但当艾瑞克在马其顿饭店询问他的下落时，却被告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出现过了。他们觉得他应该去了南美谋生。[136]
VII
1937年10月回到剑桥开始第二年的学习时，艾瑞克觉得跟前一年相比他轻松自如了许多，如今住的宿舍比“下水道”有所改善，那是一栋20世纪20年代扩建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他的房间在U层8号房。宿舍在离学院教堂比较远的一边，俯瞰着一片河边的小草坪。宿舍的房间备受学生好评，艾瑞克住在顶楼，要走6层木质楼梯，但河景和另一边的茵茵草地氛围宁静，只有夏天时船夫在河里撑篙的划水声才会打破这片平静，所以艾瑞克在接下来的1938—1939学年也继续住在这个房间里。[137]
他没有多少时间和堂兄罗恩待在一起，罗恩在前一年夏天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并获得了一等学位荣誉和经济学科的康纳奖，他依然在邱园的劳工部工作，并于“二战”前夕和女友结了婚。[138]但是他们继续频繁通信，搬进新宿舍后，艾瑞克对罗恩解释：
目前我最喜欢这个学期，你知道吗，第一学期我来到这里时谁都不认识，不想也没有胆量去联系任何人，没法让自己适应新环境。第二和第三学期时我开始习惯了，但作业和考试很多，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一学期的局促感。现在这个学期才真正是我第一个“在剑桥”度过的学期：这不意味着剑桥不会使人心烦意乱，有时候你会想踢人。而且这里小圈子的闭塞观念非常严重，认为剑桥以外的世界只是让剑桥联合会的前任主席来发表政治演讲的地方。[139]
艾瑞克像往常一样写信告诉罗恩：“自从我在8月初去了法国以后”，感觉情绪高涨。他对此感到很意外，因为他自称以往总是“陷入间歇性的抑郁中。我感觉最快的话1月左右这种情绪就会突然降临”。艾瑞克和他那些热心的朋友试着在1937年的秋季学期里改善一下这种心理状态。“我们设法，”他告诉罗恩，“在学院里举办非校方的讲师和学生代表联合会议，使课堂讨论等相似的活动可以得到延伸。对于一所创立于中世纪的大学来说，我们这种活动是很有前瞻意识的。”[140]但是，和很多别的类似提议一样，这个活动也因为讲师的漠不关心而搁置了。看来无望事业的发祥地不只有牛津大学[141]。[142]
1937年末，艾瑞克发现国际局势“相当严峻”，即使工党此前至少“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与西班牙有关的努力”。[143]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完全支持法西斯分子”，而且不打算做任何妨碍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者佛朗哥的事情。但他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首相和外交大臣艾登在西班牙内战等事务上的意见不一，导致后者在1938年2月21日星期一请辞，引起全国上下对外交政策的危机感。在剑桥，社会主义学社加入了行动：
我们在艾登辞职的那个星期一发起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学社的紧急会议，超过200名成员参加了会议。接下来我们在和平协会准备于星期三召开的会议上获得了增加一个紧急议程。星期二早上，学社分发了6 000份传单，呼吁（政府）下台，我们还在剑桥镇上组织了一场大约40人的举牌示威游行。星期二下午，我们成立了由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阵线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并组织对议员们的游说团队。我们一直在组织大家发电报给议员们——到星期三的时候大约有600份电报发出去了。我们在星期三参加了和平协会的会议，来的人多到必须劝其中很大一部分回去——我估计有500人被劝回了。星期四以及接下来的这周我们都在开展游说。[144]
200名学生，其中100名来自剑桥，60名来自牛津，40名从伦敦来，参与了对议员们的游说并得到了包括保守党日报在内的媒体的广泛报道。艾瑞克对罗恩承认：“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政治上，不得不在假期里挤时间恶补落下的功课。”
让艾瑞克分心的还有其他事情。像以往那样，他每个假期都会花几个星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看书，他发现那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全是中欧人和来自殖民地的人，如果从这里的社会科学比如人口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藏书资源来看，可以说跟剑桥相比没那么闭塞，这些学科在剑桥无人问津”。艾瑞克经常到学院前门角落里的玛莉咖啡馆去，在那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包括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约翰·萨维尔（当时他还使用自己原来的希腊名字斯塔马托普洛斯）；萨维尔的女友和后来的妻子康斯坦丝·桑德斯；“头发浓密的魅力男士”泰迪（西奥多）·普兰杰，一位奥地利学生和左翼经济学者，还有一些别的人。艾瑞克认识的女孩中包括缪丽尔·西曼，“二战”期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去后，他会再次见到她。在咖啡馆的常客里有一位“沉默孤单的中欧人，比我们年长很多”，这位其实是出色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他即将在瑞士以德语出版的《文明的进程》一直读者寥寥、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人们所发现并最终成为20世纪后期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社会历史学著作之一。[145]
但在1938年2月的时候，艾瑞克也觉得剑桥的环境“相当好”，尤其是国王学院。“河后面那条街道旁的番红花开了，夜晚空气温润，河面平静只有流水淙淙。夜里我们总是在教堂边散步。置身校园的建筑中，我终于开始欣赏它们的美之所在。”然而与前一年夏天在法国的刺激不同，艾瑞克的个人生活相当沉闷。在祝贺罗恩的“终身大事”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时，他沮丧地评论道：“我个人仍然——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一直以来都是单身状态。我仍然因为参与政治而感到高兴，这些日子里，看着窗外的河让我觉得心情愉快，而我的朋友们则处于或恋爱或分手的状态。我真的觉得是时候加入他们的队伍了，我希望这一愿望某天能实现，但这种事情急也没有用。”[146]
到了4月底，艾瑞克像许多别的学生一样，把精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上：
现在每个人都投入到荣誉学位考试的准备热潮中，我从未见过学校图书馆里的人像最近几天这么多。学生们全都神经兮兮的，为他们的考试担心。实际上我也觉得凶多吉少——如果我努力一把，在接下来的4周里充分复习，不会拿不到一等学位，但要是想拿一颗星，除非问题回答得极其出色或者好运降临，否则看起来相当不现实。[147]
他决定这段时间“不搞政治”，专心复习考试。最后他真的拿了一星荣誉学位，这结果从来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艾瑞克自己缺乏信心（“我真的很紧张。”他考完试不久后写道）。他还得到了别的好消息：学校的政治学基金会奖励他30英镑，用以到法属北非（“我自己提出的”）对当地的农业状况进行为期2个月的政治考察。国王学院又另外奖励了他10英镑，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很大一笔数目”了。为艾瑞克提供剑桥学费资助的伦敦郡议会不能把这些奖学金从他的生活费里扣除，因为这是有特殊用途的。[148]艾瑞克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决定参加这个项目，但可能是因为他在巴黎时与共产党友人的讨论引起了他对欧洲殖民地的兴趣。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巴克为艾瑞克写了一封情况介绍和推荐信交给伦敦的驻法国领事馆。做了必要的旅行准备后，艾瑞克在8月底之前出发了。
艾瑞克的目标是考察当时法国的两个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农业情况。他乘坐联运火车到了巴黎，在那里坐另一列火车到法国南部，登上一辆蒸汽船前往突尼斯港。他在8月25日到达，按照一个当地官员的提示住进了朱尔斯·费里大街的国会酒店。艾瑞克此行“完全没有提前通知，”这个官员抱怨说，“而且有关他此次活动性质的问题好几天都没有得到回答。”[149]实际上艾瑞克联系了突尼斯当地的行政官员，向他们了解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并得到了进入内陆旅行的许可。临走前一晚，艾瑞克待在蓝白小镇的一间青年旅馆里，远眺海湾，这可以算得上他看过的最美景色之一。8月31日，他前往斯法克斯，这是一个距离首都270公里的海滨城市。他向罗恩描述这个城市：
这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唯一的特点是方圆80公里内除了笔直的一排排橄榄树外空无一物，而50年前这里连橄榄树也没有。法国人和阿拉伯人都认为自己厥功至伟，一方称这证明了法国殖民带来的好处，另一方则认为剥削成性的法国人必须依靠阿拉伯人来进行真正的建设。但除了橄榄树、路边贝都因人的骆驼和营地，以及在突尼斯发现磷矿的那位军医的雕像外，斯法克斯没有任何能激起人兴趣的地方。军医的雕像无疑是镇上最宏伟的东西了。[150]
艾瑞克从斯法克斯往海岸地区走了一段路程，在那里坐上一辆开往内陆的汽车到卡鲁阿去。“我很少踏上平平无奇的旅程，但这是其中一次，”他写道，“目前为止我没太多机会了解突尼斯或者它的农村地区。在一周之内试图收集和熟悉突尼斯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情况纯粹就是自己找罪受。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根据艾瑞克的报告，磷矿公司从矿藏中提炼的磷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而“获取了巨额的利润”，这公司还是由法国大名鼎鼎的“两百家族”组成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据称这些家族控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适应北非的环境需要费点力气，艾瑞克告诉罗恩，而且他“还没有适应除了偶尔出现一群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贝都因人之外，空无一物的景象”以及突兀的灌木丛。他和“非官方的联系人”，比如“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本地的欧洲人工会（在安德莉·维奥利斯夫人和《今日晚报》的帮助下）[151]交谈，还初步接触了一些阿拉伯学生（在世界学生协会的帮助下）”。突尼斯的英国领事花了大量精力来管理广阔的马耳他殖民地，但艾瑞克注意到：
这里没有多少英国人，除了一些乐观的传教士和一群聚居在哈马马特的退休人士，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中间流传着这些人搞同性恋的传言。实际上我必须谨慎地向一些突尼斯学生解释英国人的道德观念和性取向，这些学生的相关观念是从哈马马特的居民那里形成的，作为一名国王学院的学者我必须站出来进行澄清！[152]
9月10日，艾瑞克坐上了从卡鲁阿去阿尔及尔的火车，这是一趟历时20个小时的旅程。[153]在进行了几次采访后，他前往塔布拉提，这个地方位于阿尔及尔的梅地亚省，接着又到了布萨达，那是一个在阿尔及尔南边250公里远的市镇。进一步深入内陆后他来到了坐落在阿特拉斯山脉1 000米处的民族堡（现在的拉尔巴阿伊拉坦）。“我花了一些时间与当地官员们待在一起，”艾瑞克后来写道，“以实地考察当地政情。”他在与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154]
艾瑞克将工作成果提炼成了一篇长论文，并于1938年11月28日提交给国王学院政治学会。他告诉听众，论文的主题会看起来比较“专业而枯燥”，他会将重点放在中心论点以及结构和数据“干货”的表达上：
我的概述尝试这样展示“干货”，让它们变得血肉丰满起来。想象它们是与民族、阿拉伯人、穆斯林有关的，这些人生活在其特有的文明中，有自己的艺术、信仰和迷思。这儿的农民和欧洲中世纪的农民一样独特、愚昧又迷信，有很多甚至更加病态。你需要想象一下法兰西帝国的背景——建造者和地主们，保皇党的高官和低微的科西嘉警察，贪污、诚信与红利。你要在脑海中勾勒这个干旱但美丽的国家，以及那些通过石油、巴塔鞋和足球队被欧洲化的中世纪小镇。[155]
艾瑞克在文中首先提到的是北非阿拉伯人的艺术，这是他的写作特点；同样突出的是他认为当地农民盲目迷信的宗教信仰不值一提（虽然他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审视农耕社会的宗教崇拜时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而他的论文大部分讨论的是欧洲殖民者对阿拉伯土地的蚕食。艾瑞克估计阿尔及利亚的80万欧洲殖民者占有约1 400万公顷的土地，而650万阿拉伯人仅仅拥有约800万公顷土地。对这个国家基础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是“赤裸裸的掠夺”，是用来惩罚叛乱的数次军事扣押导致的结果。突尼斯的殖民进程与阿尔及利亚相似，不过没那么激烈，但还是导致了类似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农民自给自足的状态被摧毁或者至少被削弱了，他们变得更加依赖别的收入来源”。[156]政府的救济变得必要。[157]艾瑞克指出，不但要跳出管理财政文本来提出这些问题，而且要指出基本的相似性——欧洲和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历史进程中所需的全部变革。[158]
艾瑞克的北非报告可能第一次展示了他对偏远地区穷困人群和被剥削者的关注，同时也可能是这种关注的重要诱因之一，他的这一兴趣将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欧洲“原始叛乱”和农业运动时产生成果。不过，这些殖民地远谈不上落后闭塞，它们对法国来说至关重要。就如艾瑞克在按照本次考察的资助要求提交的正式论文中写的那样：
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考察，这三个西半球的伊斯兰国家之于法兰西帝国就像印度之于大英帝国。一旦失去这些殖民地，帝国将分崩离析。北非问题对法国乃至世界政治的重要性都是很明显的，即使法国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北非是法兰西帝国的基石。[159]
艾瑞克认为，从拿破仑三世时期开始，法国政府就利用殖民地问题来提升国内的民众支持率。对于殖民地本身则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例如在1870年授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选举权，“将阿拉伯人的政治不满转移到反犹情绪上”。[160]与英国的殖民地管理者不同，法国倾向将国内的管理模式移用到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因地制宜；法国殖民者在管理殖民地时发挥的作用比英国人要大得多。有一些管理者是精明能干的，但很多都腐败不堪。在突尼斯和摩洛哥——艾瑞克只是简单地对比了这两个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而没有对它们开展详细的考察——由于法国对这两国的殖民主要出于商业目的，以及将这两处殖民地置于被保护国的地位，殖民地官员明显较少实施直接的统治。而且，如果北非要抵御意大利“法西斯从地中海大本营入侵”，支持当地穆斯林人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突尼斯。防备意大利的威胁“不只是突尼斯一国的事务，也是民主文明国度里全体人类的应尽之责”。[161]
VIII
1938年9月27日，从阿尔及尔出发的联运火车抵达马赛，艾瑞克下车后走进一间咖啡馆，在吃着香肠和德国泡菜时，他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篇希特勒前一天在柏林运动会上发表的演说，他提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162]艾瑞克后来回忆自己“突然意识到由完全的孤独和变数难测的未来引发的焦虑，我一整晚从身体和心理上都感到软弱无力。一段难受的回忆”。这次演说让他确信战争将要爆发了。[163]的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并没有持续多久，1939年3月，希特勒公然不顾协定条款，入侵捷克未并入德国的部分并占领了布拉格。英国此前一边倒地支持绥靖的民意自此转变为反对德国。捷克沦陷后，纳粹宣传将火力转向波兰，与其对捷克的手法如出一辙，越发激烈地指控波兰对其边境的大部分德国少数族裔采取所谓的歧视政策。纳粹对波兰的侵略似乎已经箭在弦上。张伯伦对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警告他如果踏入波兰将引爆战争。英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重申英国和苏联结盟的提议，并指责张伯伦政府缺乏诚意，只有反法西斯国家组成广泛联盟才能遏制法西斯侵略的浪潮。[164]
几个月以前，由于在英国的生意并没有比在别处有起色，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带着自己的儿子和艾瑞克的妹妹移民智利。西德尼的哥哥“艾克”艾萨克一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可以为西德尼、彼得和南希的移居提供环境和人脉。他们全都住在瓦尔帕莱索，南希和艾克最小的孩子“贝蒂”贝蒂娜（生于1922年）变得很亲近，她在英语和德语外又学了西班牙语，并在英国大使馆谋得了一份打字员的差使。[165]但艾瑞克因为考试将近，不可能和他们同行，所以他在利物浦的港口与他们挥别后又回到剑桥复习考试。西德尼和南希在写给艾瑞克的信中报告了他们的新生活，“从信上看他们似乎挺喜欢那里，和艾克一家相处得不错——但要说那儿有什么生意机会还为时尚早，”艾瑞克在1939年6月写信给罗恩说，“我觉得西德尼叔叔要维持生计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家里人会过得比较拮据，这都是没法预料的事情。”[166]艾瑞克对亲人移民的遗憾随着战争的来临变成了解脱。“我越想就越高兴，家人们在适当的时间离开了欧洲，至少我不用为南希和彼得担忧了。”他在1940年7月写道。[167]正如南希在后来的信中告诉艾瑞克那样，西德尼依然有经济困难，但智利的生活成本比英国要低，而且无论如何，“就算破产了，西德尼和南希现在的处境都比在防空哨所或者军需品工厂里干活要好”。[168]
艾瑞克再次把精力从大部分其他活动中抽出来集中在复习上。这些活动包括了《格兰塔》的编辑工作，虽然他并没有辞职，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
担任《格兰塔》周刊编辑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赚钱……至少五月周[169]那一期是可以的。因为要准备荣誉学位考试，我在夏季学期里并没有做多少编辑工作，但在春季学期我承担了大部分事务，那时我们在编辑第五十禧年[170]的庆祝特刊（主要让还只有十几岁的罗纳德·赛尔画了一张好看的封面），奈杰尔·比克奈尔和我达成共识，平分这两个学期的报酬。我需要这些钱，因为我在用完奖学金之后和获得继续研修助学金之前是没有任何收入的。[171]
6月中旬，艾瑞克告诉堂兄罗恩期末考试结束了。“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样，虽然我这个学期一直学得很踏实，但我觉得不太可能拿到另一颗荣誉星了。不过，如果拿不到一等学位我会很意外。考试的难度不一：“专门史（‘功利主义和保守党民主’）枯燥得难以置信，现代欧洲史很有趣，现代经济史非常难，但值得花时间回答。”“我非常高兴能从学校图书馆里解脱出来，”艾瑞克写道，“学期的头七八个星期里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里面。”在名为五月周但实际上安排在6月上旬的这段时间，艾瑞克等待着考试成绩，同时享受“电影院、音乐会和聚会——这是我头一次在几个星期里除了找乐子以外其他啥事都不做”。天气温暖而晴朗，艾瑞克“成为一个撑篙泛舟的好手，而且又能在院士花园打保龄球了”。[172]
艾瑞克知道自己想攻读博士学位，拿到一等荣誉学位的话他就不用担心奖学金的问题了。他的课题将和法国帝国主义研究有关，在前一年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考察中，艾瑞克已经开始研究这一主题。但不巧的是在剑桥乃至整个英国都没有人能给他相关的有用建议。“我可能会选择‘法属北非殖民地的政府政策与投资：1890—1912’这一类的题目，让自己之后有宽裕的空间缩小研究范围。”但由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关于这一课题的资源少之又少，艾瑞克不得不使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资料。而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在10月份新学年开始之前艾瑞克要如何谋生。“我申请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写信给罗恩，“《每日邮报》、一间大广告公司，还有导游的工作，但哪一份工作我都不太懂。”《每日邮报》的老板罗斯梅尔爵士当时仍是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支持者，因此艾瑞克的申请可谓是令人意外。最后，他所有的申请都没有成功。
詹姆斯·克卢格曼邀请艾瑞克到巴黎为世界学生协会大会担任翻译，这可以帮补一下艾瑞克的生计。那时艾瑞克还待在剑桥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时考虑搭顺风车去维也纳，“去把我的钱拿出来然后花掉一些”。艾瑞克在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有个存着2332马克2芬尼的账户。南希的账户则有着1098马克8芬尼。这些钱是在1929年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存下的。但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紧接着禁止犹太人持有银行账户，1941年这一措施再次被重申，从银行取款需要得到法庭许可。艾瑞克最后放弃了这一念头，他也许是明智的，因为德国和奥地利前一年合并后维也纳的犹太人受到了纳粹的残酷迫害。在反犹主义已经夺走了很多生命并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捕的情况下，同时又是“二战”前夕，搭顺风车穿过纳粹德国到纳粹占领的维也纳去不是个理智的想法。[173]
没去成维也纳，艾瑞克在学生共产党员夏令营里度过了一个星期。“我至今还没有忘记阿尔伯里的露营经历，”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和埃莉斯·默多克打情骂俏，还被一只蜜蜂叮了。”[174]他觉得默多克迷人又聪明，虽然她似乎和其他来自阿尔斯特的女孩相处得最好，而这些人又大部分来自上层阶级，这让艾瑞克很惊讶。[175]在一些参与者为了留念而勾勒的人物形象中，艾瑞克被描述为一个轻松愉快的人，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才华，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对维也纳工人的影响，并成了柏林社会主义学生团的“明星理论家”。“他的一等荣誉多到剑桥大学的印刷工人都赶不及给他的证书印上星星，他靠口才当上了《格兰塔》的编辑。学刊要依靠国王街（英国共产党总部）发令禁止他发表登载马克思和恩格斯未经翻译作品的副刊。”展望未来，这位匿名作者写道：“他会成为花花公子或者一个记者，而无论他成了哪一种，都能登上报纸头条。你问他最喜欢哪本书，他会回答他还没写出来……简单地说，他无所不能。”[176]
实际上，艾瑞克成功地取得了另一个一星一等荣誉学位，1939年6月20日，他在剑桥大学礼堂亲自接受了学位证书。[177]学位授予仪式不久后他就去了法国，在那里他“一周花两英镑就能过上当时算是极其舒服的生活”。在《格兰塔》当编辑时赚的50英镑是他的经济来源，这要得益于在“五月周”发行的特刊，这一期报道的是“五月舞会”和期末体育比赛，而这个时候学生们都留在剑桥等待考试成绩，因此销量一向都特别好。艾瑞克和剑桥的朋友，尤其是帕尔瓦蒂，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帕尔瓦蒂是莫汉·库马拉曼加兰的妹妹，“身材苗条，有一头毛糙的短发，穿着最美的纱丽。我还记得那是一条蓝色、银色和黑色相间的纱丽，整条米歇尔大道上的人都在回头看我们，因为她是这个地儿最漂亮，或者至少是最时髦的女孩”。后来艾瑞克听说她回到印度并成了一名国会议员。[178]
艾瑞克校对了他在《格兰塔》负责的最后一期杂志，然后在巴黎多待了几个星期，直到世界学生协会的第三次国际会议在1939年8月15日至19日期间召开。8月16日下午，艾瑞克发表了题为“民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法国大革命理念的现实意义”的演讲。但他主要做的是管理工作，负责整理不同国家学生运动的档案卷宗，这些资料将要发放给每个代表团。“大约有35份重要的报告要翻译成法语或者英语，两种语言都得有足够的复印本，”艾瑞克在1939年8月12日写信给罗恩，“你可以想象这个工作量。”德国代表团甚至提交了总共100页的三份长文档。“最后那几天，”艾瑞克提到，“我们基本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10点半或者11点，星期天也是如此。”大会得到50位大学校长资助以及从劳合·乔治、约克郡大主教到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等人的捐助。[179]
艾瑞克在1955年回顾这段日子时还记得：
我们准备和翻译各种报告（英语、法语，有时是德语），还要复印这些资料，黄色封面的是英语版本，蓝色封面是法语版本。这些报告是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有时候我们需要躲避向协会追讨纸钱、复印费和其他费用的债主。我们大部分人住在拉丁区，只要两英镑就能住上不错的房间，吃饭则在小餐厅里解决。这些小餐厅现在还在经营，唤起人们对“迷惘的一代”年轻人的回忆。法国餐厅通常很贵，我们只去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开的馆子。
当然，艾瑞克终究还是有一些闲暇时光的。“我记得我们在隔壁咖啡馆玩桌上足球，”他后来回忆，“犹太队对亚洲队，比如兰姆（内厄姆）和我对阵一些印度尼西亚人，还有P.N.哈卡萨（我不太确定）。”虽然他们反对种族歧视，但他们首先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关注的是世界革命。我们——至少是我——在世界学生协会发现的不是我们肤色的不同，而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学生能够联合起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为詹姆斯（·克卢格曼）提供帮助的人正是为了这一目标加入共产党的。”那些“更像知识分子的”学生代表则会下国际象棋。[180]
大部分学生希望战争尽早到来：
他们有一种对驱走恐惧有所帮助的轻度麻木。我们很少人对在战争中活下来心存希望，虽然这样说我们之中的英国人不太对。我们甚至不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也不认为过去几年为阻止希特勒做出的不懈努力已经付诸东流。我们只是觉得在用和平的方式反对法西斯不见奏效之后，接着便会有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181]
但就在不久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遭遇了一次迎头痛击。斯大林注意到德国对波兰的入侵会把希特勒的军队直接引到苏联边界，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对苏联军队备战能力损害巨大的“大清洗”后，他开始争取时间组建一支火力和装备都足以应战的红军。1939年8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签订了一份两国之间互不侵犯的条约，其中包括了划定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即使从条约的公开条款来看，这两国也已经从道德上的敌人转为了友好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剑桥间谍们的信念——将英国的机密泄露给苏联，并将之视作捍卫文明进步、抵御纳粹的最好方式——即使曾经有任何正当性，此时也已经彻底消失，因为泄露给苏联的英国政府机密现在可以转到德国人手上了。然而这个时候剑桥间谍们颇富欺骗性的生活已经令他们深陷泥淖，他们再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这种间谍行为的目的。从整个国家来看，很多人退出了共产党，但大部分党员认为协议是斯大林采取防御性策略的一出高招。[182]
艾瑞克曾经希望英国和苏联之间结成盟友。[183]但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他没有提出异议。“如果说只有那些签署声明反对这份条约或表达了类似态度的人们才能证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确性，”他在1939年8月28日写信给表兄罗恩，“那就已经足够了。”然而条约本身就是打破希特勒联盟体系的证明。艾瑞克列出了他认为条约应该受到欢迎的原因：
一、条约孤立了希特勒；
二、（轻微地）限制了希特勒随意扩张的自由；
三、由于苏维埃政府和民主国家并没有进攻计划，条约维持了局势现状；
四、条约让苏联很难再被排除在任何像慕尼黑会议这类的圆桌会议之外。
当然，这份条约根本没有孤立希特勒，他和墨索里尼的结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和芬兰、匈牙利这种友好国家的关系。艾瑞克对条约的秘密条款并不知情。艾瑞克认为条约让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安全。战争爆发的4天前，“我觉得不会打仗了，”艾瑞克写道，接着又补充说，“虽然战争的威胁比去年要更严重。”对于条约，他能想到的唯一反对之处就是苏联和德国结盟后，可能会给日渐保守的法国政府打击国内共产党的借口，事实上，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184]
IX
巴黎的工作结束后，艾瑞克开始了一次搭顺风车之旅，这次去的不是南法而是布列塔尼。“搭顺风车有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美好感受，”他写道，“我的旅行只有两天左右，但已经觉得时间比这要长得多。”他沿着布列塔尼的北边海岸，寻访阿摩尔滨海省甘冈地区的村庄。然后横穿布列塔尼半岛。他发现那里的景观“某种程度上很像德文郡……小块的田地，大片牧场，阴雨连绵的天气”。他抵达了菲尼斯泰尔省的孔卡尔诺，“一个布列塔尼南部的小镇，是金枪鱼捕捞的中心”，艾瑞克在8月28日的信里向罗恩描述。“这个地方不错，”他写道，“……我想我会在这儿待上几天。”但他清楚纳粹对波兰的入侵威胁使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并对局势保持着谨慎关注。法国人已经被动员起来了，“受惊的”英国游客全都已经回国。[185]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不顾英国对波兰领土完整的保证，入侵波兰。张伯伦犹豫不决，希望竭力阻止战争。但就如艾瑞克几天后写的那样：“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格林伍德（工党发言人）带头的下议院抗议浪潮促使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86]在下议院和内阁大部分成员的压力下，伦敦的张伯伦政府向希特勒发去了要求撤兵的最后通牒，但希特勒仍然一意孤行，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发现战争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无可避免，艾瑞克立刻从孔卡尔诺乘火车到昂热，希望从那里返回巴黎。预备役部队驻扎在每个车站，正如艾瑞克后来回忆的那样：
昂热像所有的法国小镇一样，阳光灿烂，尘土很大。后来我在路边招停了一位女士开的跑车，我可以理解她一脸狐疑，因为我穿着格子衬衫、脸色棕黄消瘦的样子看上去一定很像个无产阶级。然而在我给她看了我的英国护照后，她让我上了车。她大概35到45岁，有着一头时髦的棕红色头发，长得挺好看，还给了我一些水果。我们谈到了战争。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否已经知道德国入侵了波兰。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吗？她很焦虑，希望尽快赶到巴黎，一路上能看到没有载客的出租车和装满了行李的汽车从另一条路上汇合过来。我们在沙特尔停下来，喝了一杯酒。在酒店里大家都听着电台广播：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全国总动员之类的新闻，听起来很戏剧化。人们坐在周围，一个女人在抽泣。我的司机坐立不安，我觉得她好像就要晕倒了。[187]
他们在开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了逃离城市的长长车队——“法国的中产阶级从我们要去的地方纷纷撤离，标致牌汽车顶上绑着床垫”。一到巴黎那女子就把艾瑞克放在旺多姆广场的一个角落里，“我们道别时的心情很迷惘，怀着这种心情的人们曾经想要见证历史的关键时刻，但当这一刻真的发生时，就算是为了一种戏剧化的自我表现，也觉得不如想象那般有吸引力。”
艾瑞克需要回英国的路费，所以他去威斯敏斯特银行取一点。
一群英国人在银行柜台周围徘徊，他们已经根本无暇顾及礼貌。我记得站在温德姆·路易斯旁边，他戴着一顶很大的黑帽子，整个人情绪激动，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温暾，但当时的确非常恼怒……去迪耶普的火车拥挤不堪，特别是有一大群个子高挑、十分美丽同时尤其不像游客的女孩子，看起来也是心烦意乱。她们是巴黎各个歌舞团和剧场请来驻场的表演人员，现在她们也和别人一样，感觉******马上就要落下来了。她们要返回家乡阿克林顿和布拉德福德。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这种情形既是和平年代合适的终结方式，也是战争开始的预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在维多利亚街的里昂咖啡馆一边想事情（看报纸）一边吃完早餐后，我和一个来自布里斯顿的丰腴金发女郎定好第二天晚上约会，但她并没有出现。总而言之，我除了在贝尔塞斯公园这个跨国革命中心附近的朋友家中有一张沙发外，在伦敦没有能够落脚的地方。我们穿着睡衣，一起眼睁睁看着战争降临。[188]
回到伦敦后，艾瑞克和洛娜·海伊见了面。她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的一名毕业生，也是莫汉·库马拉曼加兰的女友，库马拉曼加兰不久前告诉她自己要回到印度，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因此不能带着她一起回去（他的确回到了祖国，并很快由于煽动叛乱被捕，但在印度独立后，他加入了国大党，20世纪70年代为政府效力）。[189]艾瑞克在洛娜和莫汉合住的公寓里度过了战前的最后一夜，他们一起体验了很快就会成为首都日常状态的备战情景：
天空黑得让人难以置信。人们一时半会还适应不了，但雷暴就要来临。探照灯的光线投射在国王十字地铁站前方，让人搞不清楚空袭是否来临了。大雨倾盆而下，我谈不上害怕，虽然战争前夜的闪电比真实的空袭更加让人心神不宁。此情此景只是让我感到悲哀。我在莫汉家过了一夜，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有人打电话给洛娜，告诉她英国对德国宣战了。[190]
防空警报拉响，此时艾瑞克和洛娜正在去萨里郡的卡特勒姆的路上。他们头顶的空中飘浮着用来阻拦德军空袭的数千只防空气球。一个防空哨兵让艾瑞克和洛娜到室内去，但他们不想显得自己在害怕，于是继续赶路。
虽然张伯伦在1939年9月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艾瑞克认为“政府——或者张伯伦的内阁——置身事外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191]面对和法西斯主义最后摊牌的前景，艾瑞克感到备受激励：
现在既然已经宣战，我想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取得胜利。此前有上千次机会可以避免这次这场战争，很多人也表达过这种看法——但事已至此，我们必须高效快速地作战。同时我认为最有效的作战方式应该把民主权利、言论自由等的牺牲减少到最小程度。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要格外小心有人试图把新的《凡尔赛和约》塞给我们，别让战争沦为一场仇恨德国的运动。但实际上我仍然认为，只要决策者仍是提出了《慕尼黑协定》从而导致了当前局势的那些人，这场战争就不会真正有效地进行。[192]
艾瑞克“不喜欢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游手好闲，没有实在的事情可干的状态”。所以他写信给剑桥大学和伦敦的战时办公室，自愿入伍。但他在最后正式服役之前，不得不用了超过4个月而非2个月的时间来受训。“要是能得到一份任务或者工作，抑或是对战事有积极作用的任何事情，我都会很高兴，”他告诉堂兄罗恩，“无所事事也会让人心情烦躁。”不久后他回到了剑桥，此前艾瑞克和彼得·克尼曼在圆顶教堂附近合租了一个小房子，而克尼曼已经由于战争的缘故滞留在瑞士，再也没有回来。“我读他留下来的诗集和两性关系指南，听爵士乐和马勒，在蓝马厩餐馆吃不太正宗的中国菜。这时开始做研究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了。”想到自己对《格兰塔》的责任，而此时另一位编辑已经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艾瑞克找到斯伯丁印刷厂，发布了“一份简短但相当用心的声明，表示《格兰塔》将等待文明的回归”。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阵营的变化发展，艾瑞克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度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战事爆发之际，英国共产党宣布“支持英国宣战，相信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应该得到整个英国工人阶级和民主之友的支持”。但领导层很快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英国共产党被告知，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都负有相同的责任”。工人阶级的任务是“进行反战活动，揭露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质”。1939年9月25日，英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以21票对3票通过了新的工作方针，实施包括“革命失败主义”原则在内的斗争策略，即包括英国在内任何国家的战败都是好的，因为这可能带来一场革命（“一战”期间列宁在俄国使用的策略）。[193]投了反对票的少数派中有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哈里·波立特，他评论道：“我讨厌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我更讨厌德国法西斯。”[194]他被迫辞职（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得到复职）。[195]
在波立特被迫辞职之际，国际形势已经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斯大林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带来的战略空间，在1939年9月17日占领了波兰东部，随后的11月30日，苏军进入芬兰。芬兰在1917年以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在“一战”末期通过艰苦斗争赢得了独立。“冬季战争”爆发了，苏联红军遭遇了芬兰军队的激烈抵抗。芬兰元帅卡尔·曼纳林重新回归部队，他曾在1918年的芬兰内战中率领由德国支持的反革命武装“白军”。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曼纳林高效地组织了国内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苏联的行为受到国际谴责，12月14日被驱逐出国联。针对苏联的情况，共产国际增强了宣传努力。在英国，《今日俄罗斯》在12月7日紧急出版了一期名为《芬兰：真相》的特刊，把曼纳林描述为破坏民主的法西斯分子，宣称红军试图通过斯大林建立的政府为这个北欧国家带去民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共产主义在芬兰遭到禁止，但法西斯主义也一样受禁，芬兰定期举行的选举显示，比起相邻波罗的海小国的独裁政权，芬兰的政治制度和瑞典更为相似。[196]
但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不只通过发布这样的宣传小册子来为苏联辩护。艾瑞克的同学雷蒙德·威廉斯也是一名剑桥的共产党员学生，他后来回忆社会主义学社联系了他，毫无疑问是在伦敦共产党总部指示下，要求他和艾瑞克合作完成“一项紧急的宣传工作”：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我的任务是撰写关于苏芬战争的文章，论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1918年曼纳林和白军取得胜利的那场芬兰内战的重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很快从提供的历史资料里形成文章。作为一名专业写手，你经常需要写一些并不是太熟悉的题材。这本小册子以党内高层的名义发行，上面没有署名。
后来，艾瑞克说自己没能拿到一份小册子印刷版本。[197]但实际上这本小册子并不难找，在他的个人文件里其实就有一份。[198]这本题目为《对苏联宣战？》的小册子由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学社编撰，剑桥大学劳工联合会出版，其内容是警示读者“英国人民发现他们当前处于与社会主义苏联开战的边缘”，这是由于英国政府扬言要站在芬兰一方干涉这场战争。来自民众的压力终结了对1918—1921年苏俄内战的外部干涉，在这场新的危机里也应当如此（威廉斯对此处的回忆有误，这本小册子讨论的是苏联和英国的冲突，而不是苏芬战争，他混淆了自己的著作和《今日俄罗斯》上发表的文章）。小册子深入讨论了作者提出的兵分三路进攻苏联的军事计划。文章没有将芬兰描述为一个法西斯独裁国家，也没有试图论证斯大林指定的政府可以为这个国家带去民主。相反，它将斯大林的策略描述为纯粹是防御性的，并呼吁读者对此给予支持，以保护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果，阻止西方势力以芬兰为基地对苏联可能进行的干涉。无论是艾瑞克还是他的合著者都不愿说出他们明知是谎言的东西。因此他们至少设法保留了一点政治和学术方面的诚实——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被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际共产主义世界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艾瑞克知道自己很有可能被征召入伍，于是他在等候过程中一直待在伦敦，要么住在哈里叔叔家里，要么在朋友的公寓里过夜，有时候睡在空余的床上，有时候睡地板。他仍然可以使用彼得·克尼曼在剑桥的房间，但剑桥镇、大学和学院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他被正式录用为博士研究生，姑且算是开始了对法属北非农业状况的研究。“我在必要时会搭便车去大英博物馆，在这个冷得不同寻常的冬天里，趁着路上的雪堆还没有阻塞道路的时候”。[199]与此同时，战争的动静不大，每个人都在等着有事发生。这是一场“假战争”，把艾瑞克和许多人一样置于几个月的不确定状态。但他知道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太久。随着留在剑桥的朋友所剩无几，家人又从伦敦移居智利，艾瑞克此时孑然一身，漂泊无定并且前途未卜。
[1]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21.10.36, also for the rest of the paragraph.
[2] IT, pp. 103-5.
[3] MRC 937/7/8/1: EJH to Hiroshi Mizuta, n.d.(March 1998), also for the following.
[4] Noel Annan, Our Age. Portrait of a Generation (London,1990), p.174; Thomas E.B.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London,1978), pp. 156-8.
[5] MRC 937/7/8/1: ‘Private Lives’(typescript): published version in ‘Tinker, tailor, soldier, don,’ Obserer, 21.10.1979;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21.10.36; IT, pp. 108-9.
[6] IT, pp. 102-3.“gyp room”是学生宿舍里的一个储藏食物的小房间，由被称为“铺床者”的学院帮佣打理，这些帮佣负责整理学生的床铺和清扫房间。
[7] KCAC: fiftheth anniversary toast by Stuart Lyon CBE, 2012. “吉布斯”是一栋宏伟的18世纪建筑，得名于它的建筑师詹姆斯·吉布斯。这栋建筑在国王学院教堂旁边的右转角处。
[8] KCAC: information from Dr Patricia Mcuire. “下水道”在20世纪60年代被样子丑陋的现代风格建筑凯恩斯大楼取代。
[9] MRC 937/1/1/5: EJH to Diana Rice, 23.8.2002.
[10] For the memories of a contemporary at Cambridge, see Ralph Russell, Findings, Keepings: Life, Communism and Everything (London,2001), pp. 115-16.
[11] TNA KV2/3980: cover sheet and file number 73a, ‘Extract from Army Paper’(1940). 部队把艾瑞克的体格状况登记为“A1”。
[12] Annan, Our Age, p.267.
[13] IT, p. 112; Henry Stanley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One Man’s Political History (Toronto, 1983), p. 101.
[14] Pieter Keuneman, ‘Eric Hobsbawm: A Cambridge Profile 1939’, reprinted in Raphael Samuel and Gareth Stedman Jones (eds), Culture, Ideolog y and Politics. Essays for Eric Hobsbawm (History Workshop Series, London, 1982), pp. 366–8, at p. 366 (originally Pieter Keuneman, ‘In Obscurity’, The Granta May Week Number, 7.6.39). 用“默默无闻”一词作标题为《格兰塔》前任编辑们撰写小传，是为了与杂志报道剑桥知名人物的特色形成戏谑的对比（IT, p. 106）。剑桥联合会创建于1815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辩论社团。
[15] Keuneman, ‘Eric Hobsbawm’, p.367.
[16] HFA TB 1.8.40.
[17] MRC 937/4/3/1/5: EJH ‘Mr. Rylands Lectures’, The Granla, 10.11.37.
[18] HFA TB 11.7.40. For a more sympathetic sketch, see Noel Annan, The Dons.Mentors, Eccentrics and Geniuses (London,1999), pp.170-82.
[19] KCAC NGA/5/1/452: Noel Annan to EJH,21.5.76.
[20] Annan, Our Age, p.189.
[21] MRC 937/4/3/1/5: Keuneman, ‘Eric Hobsbawm’.
[22] 1品脱≈568毫升。——编者注
[23] MRC 937/1/1/4: Noel Annan to EJH and Marlene Hobsbawm, 6.2.87. 克拉彭，经济史教授兼时任国王学院副院长。
[24] Annan, Our Age, p. 189.
[25]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5.5.3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26]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3.2.37.
[27] For Eric’s admiration of the Byzantinist Steven Runciman, see Minoo Dinshaw, Outlandish Knight: The Byzantine Life of Steven Runciman (London, 2016), pp. 85–6 and 592. 朗西曼是三一学院的一位院士，但在1938年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辞职。他继续撰写了三卷本的十字军东征史，这是20世纪最出色的历史作品之一。他的父亲沃尔特·朗西曼曾任英国贸易局的主席。
[28]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p. 141.
[29]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3.2.37.
[30] MRC 937/4/3/1/5: EJH: ‘Mr. Willey Lectures’, The Granta, 17.11.37, p. 113.
[31] IT, pp. 106-7; Noel Annan, ‘Obituary: Christopher Morris’, Independent, 1.3.93.
[32] IT, p. 107. For Saltmarsh as lecturer, see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p.122.
[33] MRC 937/1/8/1:EJH to Hiroshi Mizuta, n.d.(March 1998).
[34] IT, p. 107.表示学位课程与考试的“Tripos”一词来自中世纪大学生进行口试时坐的三角凳。课程和考试分为两个部分而非三部分，因此“双星一等荣誉学位”意味着每个部分都取得了“一星荣誉”。
[35] Maxine Berg, A Woman in History: Eileen Power, 1889-1940 (Cambridge,1996), pp. 187-90.
[36]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p. 200.
[37] MRC 937/8/2/35: EJH, ‘Old Marxist still sorting out global fact from fictio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0/2(12.7.02).
[38]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3.2.37.
[39] Ibid: FJH to Ron Hobsbaum, 5.5.37.
[40]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20.8.40.
[41] MRC 937/1/1/3: EJH to Thomas E.B. Howarth, n.d.(1978).
[42] Quoted in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p. 200.
[43] M[ichael] M. Postan, Fact and Relevance. Essays on Historical Method (Cambridge,1971), p. ix, and for his critical but informed view of Marx more generally, ibid, pp.154-68.
[44] MRC 937/8/2/35: EJH, ‘Old Marxist still sorting out global fact from fictio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aupplemcnt, 10/2(12.7.02); ‘Panel Discussion: Conversations with Eric Hobsbawm’, India Centre Iaternational Quarterly 34/1 (Spring, 2005), pp. 101-25.
[45] MRC 937/1/3/11: EJH to Victor Kiernan, 29.3.2003.
[46] Ibid: Victor Kiernan to EJH,26.2.2003. 基尔南在1933年被盖伊·伯吉斯招募进英国共产党。关于他的教学情况可参见Ferns, Reading from the Left to Righ, pp. 76-8。库马拉曼加兰也担任过剑桥联合会的主席。
[47] MRC 937/1/3/11: EIH to Victor Kiernan, 29.3.2003.
[48] Isaiah Berlin to Noel Annan, 13.1.54, in Isaiah Berlin,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ed.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lmes(London, 2009), p. 422.
[49] Carole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1989), pp. 103 and 179.
[50] Berg, A Woman in History, pp. 210-15; Stuart Clark (ed.), The Annales.School: Critical Assessments (London, 1999);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o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Stanford, CA, 1990).
[51] MRC 937/4/3/1/5: EJH, ‘Prof Treveyan Lectures’, The Granta, 27.10.37. 当时三十多岁的乔治·基特森·克拉克在剑桥讲授19世纪英国史，不久后成为一名因研究谷物法而出名的修正主义历史学者。
[52] MRC 937/4/3/1/5: ‘E.J.H. Observes’, The Granta, 17.11.37.
[53] MRC 1215/1: RJH to Ron Hobsbaum, 21.10.36.
[54] MRC 937/4/3/1/5: ‘Union United’, The Grenta, 9.6.37, p. 486.
[55] IT, p. 111.
[56] MRC 1215/1: RJH to Ron Hobsbaum, 21.10.36.
[57] Kevin Morgan, Gidon Cohen and Andrew Flinn, Communists and British Society 1920-1991 (London,2007), pp. 80-3; Kenneth Newton, The Sociology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1968), p. 76. “驴夹克”指的是当时的工人穿的一种带皮革护肩的羊毛夹克。See Raphael Samuel, The 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2006), pp. 203-14.
[58] Newton, The Sociology of British Communism, pp.67-76; Pelling,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p. 81; Andrew Thorpe,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Mascow, 1920-43 (Manchester, 2000), p. 231; C. Fleay and M. Sanders, ‘The Labour Spain Committee: Labour Party Poli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Historical fournal, Vol.28(1985), pp. 187-97.
[59] MRC 937/1/3/11: EJH to Victor Kiernan, 29.3.2003.
[60] EJH, ‘War of Ideas’, Guardian Saturday Review section, 17.2.07, pp.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61] HFA: copy in possession of Angela Hobsbaum.
[62] MRC 1215/21: TB 21.6.40.
[63] Ibid. See also Martin Kettle, ‘Jon Vickers’, Guardian, 23. June 2008.
[64] MRC 937/1/1/4: EJH to Ms Wells, n. d.; ‘Cambridge Commun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Socialist History 24(2003), pp. 40-78.克里斯托弗·希尔和罗德尼·希尔顿在20世纪30年代时在牛津。
[65] MRC 937/1/6/3: EJH to Brian Simon, n. d. (November 1993); see also IT, p. 112.
[66] MRC 937/7/8/1: EJH to Jason Heppell, 30.6.97.
[67] IT, p. 122.
[68] TNA KV2/3981, 136b; Extract, 20.5.49.
[69] 新堂学院（New Hall）于2008年更名为默里·爱德华兹学院（Murray Edwards College）。——编者注
[70] See David Margolies and Maroula Joannou (eds), Heart of the Heartless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Resistance in Memory of Margot Heinemann (London,2002). Eric’s contribution to the volume is on pp.216-19. For Bernal, see EJH, ‘Red Scienc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9.3.2006.
[71] Geoff Andrews, The Shadow Man. At the Heart of the Cambridge Sty Circle (London, 2015), pp. 74-9.
[72] Vasily Mitrokhin and Christopher Andrew, The Mitrokhin Archive, Vol.I(London, 1999), pp. 82-5; IT, pp. 122-4.
[73] IT, pp. 100-114.
[74] Ian Buruma, ‘The Weird Success of Guy Burg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LXIII/20,22.12-2016, pp. 77-9.
[75] IT, pp. 100-114. 坊间大量关于“剑桥间谍”的作品经常都是耸人听闻的，第一部信息可靠的作品应该是Christopher Andrew那本权威性的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The Authorized History of MI5, (London, 2009)。
[76] 艾瑞克的职位由杰克·加拉格尔接替，杰克后来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研究英国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
[77] MRC 937/6/1/2: Cambridg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CUSC) Buletin, 30.11.37; MRC 937/6/1/3: EJH to Brian Simon, n.d. (November 1993); IT, pp. 112-13.
[78] MRC 937/6/1/2: Cambridg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CUSC) Buletin, 18.1.38.
[79] Ibid, 1.2.38.
[80] MRC 937/6/1/2: Cambridg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CUSC) Bulletin: ‘How about films?’, by EJH.
[81] Ibid,22.2.38: ‘The fight about realism in art’.
[82]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pp. 109-10.
[83] MRC 1215/21: TB 22.3.40. For the reading group, see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pp. 102-3.
[84] MRC 1215/1: JH to Ron Hobsbaum, n.d. (October 1937).
[85] Fern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p. 114.
[86] MRC 937/4/3/1/5: Pieter Keunernan, ‘Eric Hobsbawm’.
[87] Ibid: ‘Cambridge Cameos-Another Local Figure’, The Granta, 3. 3.37, p. 3: EJH to Diana Rice, 18.8.2002. 在我看来，艾瑞克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公平地贬低了他那个时代的《格兰塔》(IT, p. 113)。
[88] R.E. Swartwout, It Might Have Happened.A sketch of the later career of Rupert Lister Audenard, First Earl of Slype, etc.(Cambridge, 1934).
[89] MRC 937/4/3/1/5: ‘Cambridge Cameos: The Oldest Inhabitant’, The Granta, 10.3.37 (clipping).
[90] Ibid: ‘Cambridge Cameos: Nothing Over Sixpence: Woolworth’s’, The Granta, 21.4.37, p. 351.
[91] Ibid: ‘Cambridge Cameos: Ties With a Past: Ryder and Amies’, The Granta, 26.5.37, p. 438.
[92] Ibid: Pieter Keuneman, ‘In Obscurity’, The Granta May Week. Number, 7.6.39.
[93] Ibid: EJH, ‘New Writing and a New Theatre: Christopher Isher wood’ , The Granta, 17.11.39, p. 121.库里小巷是剑桥镇中心一条破旧并且有点声名狼藉的街道。
[94] Ibid: EJH, ‘The Stars Look Down, I. Professor Laski’, The Granta, 26.1.38, p. 215, also for the following lines. Eric returned to the subject of Harold Laski many years later, in ‘ The Left’s Megaphon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15, No.13(8.7.93), pp. 12-13. See Michael Newman, Harold Laski: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1993).
[95] Nigel Nicolson (ed.), The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1907-1963 (rev.edn, London, 2004).
[96] MRC 937/4/3/1/5: EJH, ‘The Stars Look Down ,II. Harold Nicolson’, The Granta, 2.2.38.
[97] 乔治·罗比(1869—1954)是一位英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98] Ibid: JH, ‘The Stars Look Down, Ill. Herbert Morrison’ , The Granta,9.2.38, also for the following part of this paragraph. 乔治·罗比是一名著名的音乐厅歌手和喜剧演员。
[99] 威廉·埃尔特·格拉斯顿（1809—1898）是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及财政大臣。——译者注
[100] Ibid: EJH , ‘The Stars Look Down, IV.J.B.S. Haldane’, The Granta, 23.2.38, p.285, also for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ragraph.
[101]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3.2.37.
[102] IT, p. 113.
[103] MRC 937/4/3/1/5: EJH, Crime et Chatiment’, The Granta, 19.10.38, p. 33.
[104] Ibid: EJH, ‘The Film Editor Speaks: Guitry’, The Granta, 2.11.38, p. 69.
[105] Ibid: EJH, ‘The Film Editor Speaks: Fritz Lang’, The Granta, 9.11.38, p. 89; and ‘The Marx Brothers’, The Granta, 18.11.38.
[106] Ibid: EJH, ‘The Year of Films’, The Granta, 30.11.38, p. 157.
[107] Ibid: EJH(ed.), The Granta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The Weekend Review.
[108] 霍斯特·威塞尔是纳粹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是纳粹党党歌。——译者注
[109] Ibid: EJH(ed.), ‘Fifty Years On-Perhaps The National Granta: For a Pure Cambridgr’, 8.3.1989(ie.1939). See also ‘Leaves from the Nazigranta’, 26.4.39.
[110] Ibid: CUSC Baulletin, 14.10.38, 18.10.38.
[111] Ibid: leaflet dated October 1938.
[112] Ibid: CUSC Buledin, 14 and 18.10.38.
[113] Ibid: CUSC Bulesin, 1.11.38.
[114] The classic account remains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s of the 1930s (London, 1968). For further evidence, see the same author’s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Oxford,1990).
[115] Joseph E. Davies, Mission to Moscow (Garden City, NJ, 1941).
[116] See Vadim Z. Rogovin, 1937: Stalin’s Year of Terror (Oak Park, MI, 1998).
[117] Joseph Redman [i.e. Brian Pearce], ‘The British Stalinists and the Moscow Trials’, Labour Review, Vol.3, No.2(March-April 1958), pp. 44-53; Thorpe,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Moscow, p.237. See more generally Giles Udy, Labour and the Gulag. Russia and the seduction of the British Left (London, 2018).
[118]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3.2.3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斯大林在基洛夫被谋杀后，发动了“肃反”运动。
[119] See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sation? (2 vols, New York,1936), and, for accounts by British Communists who also accepted the validity of the confessions, Saville, Memoirs from the Left, pp.34-6; Russell, Findings, Keepings, pp. 145-8; and Claud Cockburn, I, Claud (London, 1957, rev.edn 1967), pp. 2624.
[120]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5.5.37; Chris Wrigley, ‘May Day in Britain’, in Abbey Paterson and Herbert Reiter (eds), The Ritual of May Day in Western Europ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2016), pp. 133-59, at p. 148.
[121]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5.5.37.
[122] “血与土”是纳粹提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强调民族主体和土地的联系，将日耳曼——北欧式的田园牧歌景象与犹太人漂泊无定的形象对立起来，号召德国人争取在东欧地区的领土权利。——译者注
[123] MRC 937/4/3/4/1: ‘A Non-Political Affair’(typescript),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24] Ibid: ‘Passport, Love’, by J. Share (EJH),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25] Ibid. 这个女孩的真名叫作泽尼娅（HFA Diary Note: In German, ‘Interim Report’, 12.11.50, p.2）。艾瑞克1950年8月到巴黎去的时候试图寻找她，但无果而终（“这是多么唐突啊，”他写道，“在人人都去度假的8月里到巴黎找人。”）。亦可参见MRC 1215/10, notes on the south of France。
[126] 盖尔人之家是19世纪末在美国创建的爱尔兰共和党人组织。
[127] MRC 937/7/2/1, passim,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28]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22.8.37, also for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ragraph.
[129] MRC 937/6/1/4: 世界学生协会国际会议。
[130] See Julian Jackson,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Defending Democracy 1934-1938 (Cambridge, 1988).
[131]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n.d. (October 1937).
[132] MRC 937/4/3/4/1L: ‘The Defeatist’ by J. Share (EJH), and for the following, below.
[133] 亚历山大·布洛克 (1880—1921)是俄罗斯象征派诗人的代表。——译者注
[134] 图卢兹-劳特累克 (1864—1901)是法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亦是新艺术风格插画的先驱。——译者注
[135] IT, p. 315.
[136] ‘The Defeatist’.
[137] KCAC: information from Dr Patricia McGuire.
[138] Interview with Angela Hobsbaum, 30.3.17.
[139]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n.d. (October 193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40]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6.12.37.
[141] “牛津大学是无望事业的发祥地”（The home of lost causes）出自英国诗人、散文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对牛津大学的评价。——译者注
[142] 关于牛津大学学生的共产主义活动，与艾瑞克他们在剑桥的很类似，see Denis Healey, The Time of My Life (London, 1989), pp. 32-8.
[143]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6.12.37.
[144]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28.1.38, also for the following. 这里的日期一定是错了，因为艾登是2月份才辞职的，这封信的日期应该是2月，不是1月。
[145] IT, pp. 121-2. 埃利亚斯当时和德国社会主义流亡分子弗朗西斯·加斯滕住在一起，后者在“二战”期间为政治冲突管理委员会工作，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者。“二战”结束后，加斯滕应埃利亚斯的邀请拜访了这家瑞士的出版商，他告诉我在那儿的书架上排满了埃利亚斯的书，一本也没卖出去。
[146]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28.1.38 [i.e.28.2.38].
[147]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29.4.38.
[148]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13.6.38.
[149]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1 TU/701, 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de Tunisie, Dossiers Nominatifs, numéro 96: Hobsbawm, Eric Ernest, 24754, also for the following. 我非常感谢Daniel Lee博士给我提供了这份文件。
[150] MRC 1215/1: FJH to Ron Hobsbaum, 3.9.38,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51] 安德莉·维奥利斯是一名非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记者，也是诗人路易斯·阿拉贡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报刊《今日晚报》的编委会成员。
[152] 哈马马特是突尼斯海岸南部的一个小镇。
[153]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9.9.38 (postcard).
[154] TNA KV2/3980, cover sheet and file 20x: Eric to D[epartment] E[ ducational] Office, 8.11.42.
[155] MRC 937/7/4/1: ‘Land and Colonisation in North Africa.A Paper read to the Political Society, King’s College, on November 28th,1938. By E.J. Hobsbawm, King’s College’.
[156] Ibid, p. 16.
[157] Ibid, pp. 22-3.
[158] Ibid, p. 23.
[159] MRC 937/7/4/1: ‘Report on a Journey to Tunisia and Algeria made under the Political Science Travel Grant: Some notes of French administration in North Africa’(1938), pp. 1-2.
[160] Ibid, p. 22.
[161] Ibid, p. 36.
[162] For the text, see Max Domarus (ed.),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II: The Years 1935-1938(London,1992), pp. 1183-94.
[163] MRC 937/7/2/2: TB 2.7.40.
[164] Ibid: CPGB ‘Political Letter to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25.4.39.
[165] HFA ‘Family Tree’; interview with Robin Marchesi, 6.12.2016.
[166]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12.6.36.
[167]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1.7.40.
[168]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7.4.41.
[169] 指每年复活节后剑桥大学的社交活动周。——译者注
[170] 禧年是犹太节日，根据犹太历法，每七个安息年周期后就是一个禧年，但究竟是第四十九年还是第五十年才是禧年，说法不一。——译者注
[171] MRC 937/7/8/1: EJH, ‘As usual drring a World Crisis, Asuperb day’. 罗纳德·赛尔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漫画家。
[172]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n.d. [12 June 1939],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73] Wiener Stadt-und Landesarchiv: Bez. Ger. Hietzing Abt.1 P 52/1929, dated 24.7.41.
[174] MRC 937/6/4/6: Eric to Brian Simon,15.1.79. 艾丽丝·默多克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哲学讲师和著名小说家。
[175] Peter J. Conradi, Iris Murdoch:A Life (London,2001), p.98.
[176] MRC 937/6/1/6: Communist Student Party School 1939: Eric Hobsbawm.
[177] HFA: Degree Certificate.
[178] IT, pp. 119-21.
[179] MRC 937/6/1/5/1-2: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Student Association on Democracy and Nation, Paris,15-19 August 1939; MRC 1215/1: FEJH to Ron Hobsbaum, 12.8.39.
[180] MRC 937/1/6/3: EJH to Brian Simon, n.d.(November 1993); MRC 937/7/8/1: ‘As usual drring a World Crisis, Asuperb day’. P.N. 哈卡萨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印度独立后他加入了印度外交部，先后成为印度驻奥地利大使和尼日利亚大使，之后担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秘书长以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第一任副校长。可参见他的回忆录One More Life (1990)。
[181] MRC 937/7/8/1: ‘As usual during a World Grisis,a superb day’.
[182] IT, pp. 117-25(quote on p.124).
[183]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n.d. (postcard, postmarked 31.7.39).
[184]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28.8.39.
[185]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28.8.39.
[186] Ibid: EJH to Ron Hobsbaum, 8.9.39.
[187] HFA Miscellaneous 1: 1.9.42.
[188] MRC 937/7/8/1: ‘As usual during a World Crisis,a superb day’.艾瑞克可能把别人错认是小说家及钢琴家温德姆·刘易斯了，因为根据刘易斯的传记，他当时不在法国，而是和妻子一起买了船票，在1939年9月2日从南安普顿前往魁北克。Paul O’Keeffe, Some Sort of Genius: A Life of Wyndham Leawis(London, 2000), p. 400.
[189] IT, p. 126.
[190] HFA Miscellaneous I: 10.9.42,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91] MRC 1215/1: EJH to Ron Hobsbaum, 8.9.39, and for the following.
[192] 人们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的惩罚性条款导致了纳粹的兴起和胜利。
[193] 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英国共产党内引起的争论，参见Francis Beckett, Enemy With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London, 1995), chapter 6。
[194] Quoted in Neil Redfern, Class or Nation. Communists, Imperialdism and Tieo World Wars (London,2005), p. 97.
[195] 关于英共党内高层的争论与分歧，参见Francis King and George Matthews (eds), About Turn.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Verbatim Record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s of 25 September and 2-3 October 1939 (London,1990); 以及John Attfield and Stephen Williams (eds), 1939: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on 21 April 1979, Organi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Group (London, 1984)，尤其是附录文件。关于莫斯科在剧变中扮演的角色，参见Thorpe,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Moscow, pp. 246-9, 256-60。
[196] See Robert Edwards, White Death: Russia’s War on Finland 1939-40 (London, 2006).
[197] IT, p. 154;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1979), p. 43.
[198] MRC 937/6/1/2: War on the USSR? Produced by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Cambridge.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Labour Federation.
[199] IT, pp. 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