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资讯>

这就是农村老人最真实的生活么 可怜又可恨原本质朴的农村老人

时间:2023-12-25 17:23:33/人气:433 ℃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几十年不遇的寒潮。面对来势凶猛的冷空气,周大庆的身子骨越发虚弱,本身就怕冷,感觉这些天更是冷得出奇,寒气从脚趾一直爬到小腿上。他躺在床上,小身量裹在巨大的羽绒被里,只露出鼻孔以上部分。即便如此,由于年迈再加体质羸弱,逐渐耗干的灯芯挑不旺生命之火。

周大庆瞪眼望着天花板,心中感慨老人比不上老树。村口那棵双人才可合抱的榕树,饱经了百多年风霜,自然也不惧一段寒潮吧?

中午时分,儿子周金贵来看望周大庆。

周大庆的老婆胡淑良一年前去世了,女儿周金花已出嫁,周金贵在市中心一个高档楼盘买了房,只剩下周大庆一人住在一幢六层高的新楼里。周金贵每天中午过来一次,给周大庆准备好三餐就回去。一般是买一个面包、两个盒饭。两个盒饭分别是中晚餐,面包是第二天的早餐。早餐于别人是一天的开始,于周大庆却是一天的结束,他每天的时间凭空比别人多出八个小时。周金花隔三岔五来一次,为父亲洗衣晒被。曾有亲戚来探望周大庆时,用羡慕加忌妒的语气说:房子真大,你一个人住,人影都找不着呢!周大庆反击说:过去苦,破瓦房住得还不够?现在我一个人清静清静正好。

话虽如此,但当周大庆身上哪里都不爽快时,就心中惧怕,担心老人家常说的“大限”要到,因此一见到周金贵,就提出让他一家搬回来住。周金贵体谅父亲鳏夫无伴,但思索了一下还是摇摇头说,他老婆白薇薇绝对不会同意的。

周大庆撇着嘴说:想当初家里只有两间小平房的时候,都巴着要嫁过来,现在这样的六层高楼,反而不乐意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爸,你咋不懂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这个道理呢?

周大庆大字不识几个,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周金贵这句文绉绉的话,但是估摸着也能懂个大概意思,就没再坚持。

周金贵安慰周大庆说:这只是心理作用,你还好着呢!不能老躺着,要适当起来活动活动,多走动,身上就暖和起来了。

周大庆见跟周金贵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便说:把你叔叫来,我要见他。

周大庆黑皴皴的脸上满是沟壑,尖瘦下巴被一簇蓬乱的胡须覆盖着。说话时,胡须和话音一起颤动。说完,他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周金贵。他面对的是一堵粉墙,白得令人心里发慌。

周金贵答应着,马上打电话,马上打。他把电话打到了张树森家,说:我爸想见您呢。

张树森问:你爸身体都好吗?

周大庆转过身来说,让他先过来。

周金贵回复张树森说:您来了就知道了。

在天空落满墨花的时候,张树森拎着一箱牛奶、一盒肉松,来到周大庆家。

周大庆住在花湾村,是花湾县花湾镇人口最稠密、面积最大的一个村庄。村子中央有条清水长流的蜿蜒小河,将花湾村分为南北两片,村民习惯性地将南片称为花湾南村,将北片称为花湾北村。花湾南村村民分到了渔船,靠出海打鱼为业,张树森的父亲原先就是打鱼的,后来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在花湾县政府食堂当上了伙夫。花湾北村村民分到了田地,靠种田为生,周大庆家之前便是典型的家贫薄田多。

周大庆房间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张树森打开灯后,朝周大庆唤了两声,哥,哥。周大庆转过脸来,眼巴巴看着张树森。张树森猛地吃了一惊:哥,你怎么这样瘦了?

周大庆摇摇头说,身体不济了呀。

我刚在大门口碰着金贵了,他有事急着要走。金花呢,怎么也不在跟前?

老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又不是要死的人,叫他们在跟前做什么呀?

周大庆这次叫张树森来,是要张树森替他买个剃须刀,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了。年纪大了,其他部位日渐衰弱下去,胡子却不可理喻地长得飞快。本来是要叫周金贵买的,可他忙得见首不见尾,拖了半把月还没给买过来。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周大庆会用剃刀刮胡子,近段时间手抖得厉害,怕把下巴刮破了。说完,一只枯瘦的手抖抖索索地往口袋里摸去。

别拿了,这点钱我还出得起。张树森说。

那只手停在了口袋边缘。提到钱,他俩之间便有些尴尬。

张树森把周大庆的房间打扫了一遍,又坐了一会儿,才说该回去了。周大庆拉着张树森的手,让他千万别嫌弃房间有老人臭,要常来常往,胡淑良去世得早,儿女终究不顶用,到头来,还是哥俩最好。

...

张树森瞥了他一眼:这么多钱揣身边干什么,又带不走!

周大庆不说话,望向窗外。天地间灰蒙蒙一片,但是一幢幢新房栉比鳞节,一溜儿往上耸,仿佛要刺破这单一的色调。周大庆看着这一切,干瘪的眼珠子转了几下,一抹亮光倏然灭掉了。原先村委会说,拆了破房给新房,卖了田地给赔偿,总会让村民们满意,让每个村民都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现在,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何止一套两套新房,银行里也有了尾数好几个零的存款了,但周大庆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他在屋前垄了一小畦土,撒了一把菜籽,黑土里才刚冒出几抹新绿,村委就叫来推土机把土垄削平了。村里到处在盖新房,推土机是现成的。无田可种的周大庆经常感觉心口压榨般疼痛,医生说他得了冠心病。他坚决不住院治疗,天天在榕树下静坐练一种气功,坐了三个月,心口疼的毛病莫名其妙就好了。

张树森给周大庆洗脸、松弛下巴的皮肤,再剃胡子、洗胡茬,最后还在他光溜的下巴上抹了一把。周大庆闻到一股润肤露的香味,睁开了眼睛问:这是你女儿用的?

你弟媳买给我用的,百雀灵。张芳这些年轻人,哪会用这个?

周大庆的眼神活泛起来,连声说:好闻、好闻,上辈人都爱用这个,这盒就给我留下吧。

剃过胡子后,周大庆显出老年人惯有的慈祥与平和,指指搁在床头柜上的黑呢帽子,让张树森拿过来替他戴上。帽子无帽檐,软呢料子像千层糕般层层叠叠,人称“松糕帽”,压在周大庆满是皱褶的黑脸上,无形中扩大了皱纹的范围。周大庆又让张树森从床尾角落里拿出一根粗陋的木头拐杖,握住,支撑着站了起来。周大庆的身量比之前又矮了一点,可能勉强只有一米五五的样子,他对这事很不满意,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树森皱了皱眉,看向床对面的墙上。那里挂着周大庆和胡淑良的合影,两个人并排坐着,一样高矮,一样戴着黑呢松糕帽,一样握着拐杖。只不过,胡淑良的五官比周大庆端正些,肤色比他白净。

胡淑良,是个让周大庆回味复杂的女人。

过去,花湾村虽然地处江南,但只是占了江南的美名,没有鱼米富庶之实。南村村民的日子稍微好过些,卖罄打上的鱼鲜,可以换些家用钱;再不济将卖剩下的鱼鲜腌成酱、晒成鲞,可当全家人的下饭菜。北村村民的生活更困难了,种田下地,朝踏露水,夜招蚊蝇,勉强才得糊口。种田的艳羡打鱼的有鱼鲜吃,打鱼的也觉得自己命苦,风里来浪里去,一人出海全家担惊,遇到风狂浪作天,葬身大海是常有的事,哪有田头陌尾施肥浇水来得安生?

花湾村的男子讨老婆更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嫁到南村吧,姑娘们说,打鱼风险大,一个不慎,自己成了寡妇,孩子成了孤儿,谁愿意成天揪着颗心过日子?嫁到北村吧,姑娘们又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日子太苦过不下去。

娶亲这事的难度,于周大庆来说尤甚。周大庆五六岁时便失去双亲,差点饿死,幸亏张树森的父亲时常接济他一些,才得以活下来。张树森的父亲是周大庆的远房表叔。当时,张树森刚出生,叔把周大庆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周大庆至今还记得,有一回,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去县政府食堂找叔。叔正在吃饭,见周大庆饿得面如菜色,便将手里那碗米饭让给了周大庆。周大庆连下饭的咸菜梗都没碰一筷子,差点连那只大碗都一并吞进肚子里,叔在旁边看得直抹泪。为此,他一直感谢叔,觉得自己这辈子谁的人情也不欠,就欠叔一个人的。

周大庆家只有两间破瓦房,还是父母在世时留下的茅坑基。一间拿来住,破席子卷着破褥子;另一间砌灶台,锅底煮着黄菜叶。家境贫寒加之外表难看,有位村邻曾在饭余的闲谈中说,谁家要是把女儿嫁给他,还不如直接用柴刀劈了喂狗,省得女儿受一辈子活罪。这话传到周大庆的耳朵里,他在整个村子里更加抬不起头来了。

眼看快四十岁了还是条老光棍,周大庆坐不住了,又去找叔,问叔能不能想个法子帮他讨个老婆进门。穷人有句顺口溜叫“破袄薄田热炕头”,这人生需要的前两样东西,他托祖上的福都已经有了,热炕头可更不能缺了去。叔这时已经退休了,不疾不徐地说:孩子,亲是要做的,不过不急,叔慢慢给你找。

后来,叔还真给周大庆找到了一个。胡淑良娘家离花湾村很远,家境还不赖,也送姑娘出去读过书。都读到高中了,胡淑良突然得了一种至今查不出原因的怪病,整个人日渐萎缩,整张背慢慢驼起,像背了个大包袱,整个人就跟个大夹子似的。这样,个头跟周大庆刚好相配。周大庆听到这里,刚想撇嘴,就被叔压制下去了:咱农村里都讲究个门当户对,人家都不嫌你,你还嫌人家什么?虽说身体不好,但近几年貌似腰身没再弯下去了,可能病也稳定了些。虽然身材不好,但人家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家境又好,往后接济你们口饭吃还是有的。叔是过来人,不会看走眼的,你就应下了吧。

还能怎样呢?有个姑娘愿意嫁过来就不错了。周大庆欢天喜地地将胡淑良娶回了家,连鞭炮星子都没钱放一个。

这破袄薄田热炕头都有了,身康体健的一儿一女也接连出生,周大庆干起农活来更有劲了,经常深夜了还在一担担地挑大粪,像捆稻草在庄稼地里移动,吓过路人一跳。胡淑良是个过日子的行家里手,周大庆下田了,她一人在家带孩子、煮猪食、养鸡喂鸭。她从娘家学会了包粽子的手艺,做起了粽子批发生意,名气跑遍了整个花湾县。最忙的时候,周大庆和胡淑良连续包了两天一夜的粽子。夫妻俩忙得身量更佝偻了,但当他们从锅里起出刚煮熟的粽子时,总是努力地将腰板挺直。周金贵、周金花就是靠爹妈一只粽子、一只粽子赚的钱养大的,胡淑良葱白似的手早已裂得像松树皮,好在一家人的日子总算过下去了。

周大庆从不敢轻易回忆往事。及至后来,他只要一闻到粽子香,就会怀疑自己在跟胡淑良熬夜煮粽子时睡着了,做了个悠长的美梦。

周大庆裹得严严实实,过多衣物叠加在一起,让他有了一定挺括感。周大庆让张树森陪他到村头转转,老躺在床上,不死也闷死了。

天冷,到处都沉寂寂一片。村里空空的,没碰到几个熟人。只有一处建筑工地上有一群工人在忙碌。大楼已经盖到二十层了,外面罩着绿色的防护网。周大庆叹一口气说:到处在盖房,我已经认不得自己原来的田在哪个位置了,这座楼底下,兴许就压着我家的一亩地呢!

以前我看你们种田,心里总觉得奇怪,这么多四方块的田挨在一起,你们怎么就认得哪块是自己的呢?

自家的田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闭着眼睛都不会错。周大庆脸上流露出依稀的眷恋。

周大庆家是靠包粽子脱的贫,但能宽手宽脚过上好日子,却完全得益于转让土地,他们把这称为“卖田”。他们村里其他没有,就是田多,后来,田多的人家钱就多。周大庆起先很气愤,既然田地是儿女,那么卖田就跟卖子求财一样,是潦倒至人格沦丧的行为,他周大庆家还过得下去,并且有越过越好的趋势,还没到卖田鬻地的地步。但所有村民都喜笑颜开地签了字,说:终于轮到我们村卖田了!他们喜不自胜,周大庆也只得随大流签了字。

丰厚的赔偿款冲淡了周大庆心中的抑郁之气。一家人加起来有二百多万哪,搁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周大庆激动得几晚睡不着觉,连粽子都不帮胡淑良包了,两眼放着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做梦都想不到,天上居然掉下这么个大馅饼来!唉,这么多钱,搁哪好呢?

胡淑良说,搁枕头底下呗,反正我每天都在家包粽子,看得牢呢!

还包粽子,包得人累死。咱以后再也不包粽子了,你也洗洗手,到时装店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就像人家……穿得好一点,以前苦了你,现在咱有条件了,你跟着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周大庆现在住着的六层楼,就是在分到巨额卖田款之后盖起来的。跟胡淑良包粽子忙活了二十来年,儿女都长大了,周大庆终于将破瓦房翻新,盖起了两间小平房。那时候手头不宽裕,一切都精打细算,周大庆和胡淑良甚至亲自做粗工,挪动着病弱的身子挑沙抬水泥。房子盖好后,周大庆耗尽了毕生精力般,虚脱但极其满足。这次要盖新房,自然要拆掉小平房,眼看着推土机要吞噬掉亲手垒起的小平房,周大庆挥舞着双手,差点往那支高高擎起的大铲子跑去。周金贵连忙拖住了父亲,安慰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盖个更大更好的,那才叫脸上有光呢,你见了就会忘掉这个小平房了。盖这幢六层楼时,周金贵请了工程监理,建筑、装修材料一律采用高档品牌。房子盖好后,前面庭院,后面花园,楼梯、电梯俱全,高大敞亮。一步到位,连孙子孙媳妇都有地儿住,看着拔地而起的高楼,周大庆自豪地说,感觉身量都陡然拔高了。

周大庆想到这里,指指远处一个工地说:在那里,我还有两个商品房的指标。对了,老弟,你儿子上次想买商品房来着,现在买了吗?要是没买,我到时候便宜点卖一套给你?反正金贵已经买了房,也不愿意住村里。

张树森默不作声。他没有田,不能像花湾北村的农民一样靠卖田发财,他家以前有一艘破渔船,家里没人会开船,一直租给同村人,现在早已沉没在南村的一洼水坑里了。父亲退休后,张树森进了县政府食堂工作。他为人实诚,做面食拿手,平平安安干到了退休。花湾南村很多村民的光景,还比不上张树森。你命好,没下过水,没种过田。南村或北村的熟人常常这样羡慕张树森。

张树森也觉得日子安坦踏实没什么不好,只是去年儿子张路要结婚,想买套二手房做婚房,张树森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所有积蓄,还差个十来万。这一次,他真切地感觉到了无奈。张树森提了点礼物到周大庆家来,问他能不能借点钱周转周转。叔这时已经过世了,周大庆思量了很久——这十万块,若放在自己口袋里,也实在算不得什么事儿;可要是借给别人拿不回来,就是个不小的事了。那天,周大庆连抽了两支烟,张树森在旁边默默地吞了无数个烟圈,才得到一句话:表弟,不是咱不肯借,而是我的钱都投资在外头呢。有些是我投资的,有些是金贵投资的,都是些大项目,我刚才盘算了一下,一时半会儿都收不回来。这回我实在帮不了你们家啦,唉……

周大庆难过得连连叹息,说以前一直想要报答叔的恩情的,不料临到关键时刻却帮不上忙了。张树森说没事、没事,怏怏地走了。张树森回到家,张路恨恨地说:白眼狼,当初说得那么好听,说没有我爷爷,他早就饿死了,今后但凡有点能力,做牛做马也会还这个恩情。如今还没让他做牛做马呢,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罢了,这十万块钱压不死人,我就是出一分钱的利息找别人借,也不欠他的人情。

这话是别人传到周大庆耳朵里的。他为自己的绝情内疚了一小会儿,默默地从酒柜里取出两只酒杯,倒了两杯酒,一杯给自己,一杯给天上的叔。抿了两口,周大庆猛然觉得头顶上有双眼睛盯着他,目光如两道光柱罩下来,他一惊,抬起头,身边并无他人。他赶紧再给叔倒了一杯酒,向叔道歉,说:您当初对我的恩情,我靠这十万块钱是还不清的,我以后会慢慢还……

张树森说自己搞了个“经济互助会”,已经给张路买好了婚房,他自己跟老婆好歹还有单位宿舍可住,暂时没有再买房的念头。周大庆突然想起,张路结婚的时候,自己还去喝过喜酒,理应知道张路的房子已经买好了。那就权当自己年纪大,忘性也大了吧。周大庆双腿酸痛乏力,张树森的臂弯又紧紧地箍着他的胳膊,像枷锁一样沉沉下垂。他们已经走到了村口,周大庆说:天真是冷,人老腿先老,走不动了,咱慢慢逛回去。张树森一手扶着周大庆,一手慢慢将他的身子转过弯来,准备往回走。

榕树呢?周大庆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直勾勾盯着前方一个深邃的大土坑,坑里胡乱填着色调发暗的黄土。

北村的榕树栽在村口,南村也有一棵榕树,栽在村子中央。乡邑世代相传,古时仙人驾鹤吹笙经过花湾县上空时,仙鹤飘落了两根羽毛,落地后变成了两棵榕树。爬树,掏鸟窝,周大庆像根顽藤,缠绕着北村的榕树长大。年岁渐长后,他跟老伙伴栖息在榕树荫下,吹着从四下里汇集过来的凉风,如同一个静默的问号。

花湾北村在富起来之前,只放过两次露天电影,幕布就挂在榕树上。一次是几个过路的年轻人偷摘了北村一户农民的西瓜,被抓住后罚放电影;另一次是一户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家死了父亲,孝子出钱放露天电影给全村人看。虽然这两件都算不上是什么开心事,但村里比过年过节还热闹,连外村人都扛着长凳从四方涌来。周大庆个子矮,就蹲在幕布背面看,心中比别人更多一份激动。

周大庆手里的拐杖,就是大榕树的一根枝丫。某年刮台风,榕树被打断了两根树枝,周大庆拾回家做成拐杖,跟胡淑良一人一根。胡淑良去世后,周大庆把她那根拐杖烧成了灰,撒到榕树下,说把枝条还给大榕树。周大庆的拐杖顶部有一个很大的树瘤,刷了清漆,被周大庆紧紧攥在手里。榕树枝不太适合做拐杖,但周大庆说,握着榕树枝,就像父母还在身边一样。其实,父母的影子早已荡然无存了。后来,榕树又长出新枝,叶子越来越稠密,周大庆的日子却日益稀疏了。

大榕树不见了,周大庆像丢了魂,让张树森立刻陪他去一趟村委会。村长正忙着跟几位派送十足的人商量什么大事,见到颤巍巍的周大庆走过来,只得起身让座。在村里,周大庆无论年纪还是资历都排得上号,村长毕竟是后生,按辈分还要管周大庆叫太公,自然得相让着一点。

村长听过周大庆的来意,满脸堆笑地解释说,是因为县里的规划,有一条新建大道要经过他们村,刚好是种榕树的这处位置,所以暂时把榕树移开了。他特别强调只是“暂时”,等找到新的地方,马上把榕树栽回去。他让周大庆放心,他知道榕树是古树,他也是天天在榕树下玩长大的,把榕树当成长辈一样敬重,别的不提,就说这次移树吧,还特地请了市政园林局的专家来移的。

周大庆带着一副静观其变的神情,在张树森的搀扶下,默然地走了。

寒潮过去了,天气稍有些转暖,窗外听到了依稀几声鸟鸣,唧啾——唧啾——周大庆侧耳听听,又似有人在唱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清亮的声音像条丝线,远远地抛过来,钻进了周大庆的耳朵。周大庆坐起身,一边剃胡须,一边打电话给周金贵,叫他马上回家一趟。

周金贵到家已是午饭时分,手里照例提了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周大庆一天的伙食。周大庆气得拍打着床沿说:是不是我饿死了你才回来哪?天天吃盒饭,你是想把我给腻死吧!周金贵我告诉你,我手头有钱,这辈子还轮不到你来养活我!

周金贵叹了口气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情,工作要忙,家庭要照顾,哪能随叫随到呢?就这会儿,自己刚下乡回来,还没吃上口热饭呢!

周大庆这才收了脸色,顺势说年轻人要忙工作,得找保姆,找个保姆好照顾自己。

周金贵一听父亲要找保姆,脸上的神情就变了。在窗口抽了一支烟后,他才转过身来,说找保姆是大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决定的,容他和周金花一起考虑考虑。

周金贵的反应是在周大庆意料之中的。

在六层新楼建好入住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胡淑良就病倒了。胡淑良的身体本就不好,长期驼背压迫了内脏,几十年下来,心肺功能都衰竭了。周金贵、周金花星夜将胡淑良送到上海的大医院看病,一开口就说:医生请救救我妈的命,多少钱我们都拿得出。可是三百块钱一张号的专家都摇摇头说:钱可以买到药,但是买不到命呀!两个子女哭成了泪人,胡淑良的娘家人也痛心不已,叹惜女儿命苦福薄。

胡淑良回到家中,按医嘱该吃吃、该喝喝,将息将息。周大庆竭心尽力服侍了两三个月,胡淑良还是那副不死不活的苦瓜相,周大庆的身体也扛不住了。这时,有个邻居过来说,他有个远房亲戚死了老公,现一个人从乡下过来打工,没地方住,周大庆家房子多,不如免费给她个房间住,她白天出去打工,晚上给他们家当保姆,服侍胡淑良,这样于双方都有利。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好办法,周大庆家应承下来。

但是自从这个保姆住进来之后,胡淑良说自己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晚在迷迷糊糊间,总感觉周大庆没有睡在身旁。周大庆呵斥胡淑良病昏了头,净说胡话。有一晚,病中的胡淑良目光炯炯,逮住了一边往房里走、一边塞裤腰带的周大庆,悲声哭泣起来。周大庆眼睛一瞪:谁伺候你吃的喝的?谁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再吵吵嚷嚷,当心我撒手不管你,我还落个清静!

胡淑良在周大庆面前乖乖地闭上了嘴巴。但是第二天晚上,保姆就卷铺盖不见了,周大庆也没敢问到底是谁赶走了保姆。只是此后只要一提“保姆”二字,周金贵、周金花就高度紧张而且相当默契起来。

当晚,兄妹俩坐在周大庆房里,商议找保姆一事。他们达成了相同意见,保姆是要找的,要不然天天叫父亲吃盒饭也不成体统。但是,该找谁来服侍周大庆合适呢?

周金花说,嫁出去的女儿终究是外人,当初家里卖田分钱,她也没有分到半毛钱,何况家里家外也一大堆事,实在脱不开身。

周金贵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周金花,突然就提起了张树森,说不如出点钱,雇表叔来照顾父亲,花不了多少钱的,自家人也放心。

兄妹俩的意见出奇一致,反正张树森退休了闲在家里没事,他家条件平平,能挣点外快帮衬家里肯定乐意。周大庆没料到自己两个儿女的脑子转得如此快,转念一想,也罢,只要张树森肯答应,也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张树森再次来到周大庆家,一进屋就说:当我来陪哥哥几天吧,工钱什么的就不要提了。

周大庆含糊了几声,周金贵和周金花互望一眼,微笑着退出去了。

周大庆虽然身子骨柔弱,手脚倒还灵便,服侍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尤其是张树森过来后,周大庆的精神眼看着一天好似一天。周大庆说:自己就是缺个伴——作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算是只阿猫阿狗的,还不得有个伴?现在有了老弟做伴,身上哪里都好了。

周大庆没有其他喜好,每天早上和中午吃罢饭,便要出去逛一圈,再回到床上躺着。每回出去,周大庆都要戴好黑松糕帽,拄上拐杖,由张树森搀挽着他的左手臂,很有仪式感。周大庆一路走一路点头,碰到熟人就要打招呼,看到村办公楼、村卫生室、村警务室等地方,都要进去转一转。每走到一幢高耸的楼房前,周大庆都要顶着日光仰头望着,点点头,又摇摇头。

在路上,周大庆会跟张树森唠叨——记得村里盖第一幢高楼的时候,我还说:恁高的楼,爬楼梯都累死个人,还不如住在自己的小平房里来得痛快,惹来一阵哄笑,大家都说我是傻头,现在高楼都有电梯,根本不用动脚,只要往上一站,它就把你拉上去了。结果,我自己都盖起了六层高楼,家里也装电梯。我还说,商品房好是好,可是一家一套房,锄头镰刀簸箕放哪呢。又被周三给笑话了,说:大庆啊大庆,你怎么分不清时宜呢,田都没了,还用得着什么锄头镰刀簸箕。但我家就是不盖商品房,我家有个地下室,锄头镰刀簸箕,多少都放得下。

张树森只听不说话,周大庆说着说着,就摸着后脑勺讪笑起来,这些话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一次,他们走到村祠堂前。祠堂朱门锃亮,焕然一新,看样子是新近装修过,门前三根笔直的杆子直插云霄,杆顶挑着绣着“周”字的彩旗。这三根杆子是周大庆捐钱立起来的,他跟周金贵说,杆子高,就表示咱家门楣高。来到祠堂前,周大庆的精气神提得足足的,努力昂起头,眼光顺着杆子一直往上攀。当他把目光停留在杆子顶端的圆形钢球上时,提高了声音对张树森说:想当年,我在这片空地上摆过酒呢!中气十足的声音在空中扩散开来,拖着一束尾音。

周金贵高中毕业后,任凭父母好说歹说,就是不愿去考大学,进了一家工厂做工。第二年,他觉得一辈子当个车间工人没前途,一鼓作气考上了大学,成为花湾村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大学生。周大庆的两间小平房也就是在那一年盖起来的。双喜临门,周大庆借用了村祠堂前的空地,摆了五桌酒。这回,周大庆算是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在村子里扬眉吐气了。他没有忘记请叔过来喝喜酒,这时叔已经很老了,拄着拐杖来的。周大庆知道叔最爱吃糯米食,他跟胡淑良用最好的食材,给叔包了豆沙、蜜枣、咸肉、蛋黄、花豆馅的粽子各一扎,酒席过后给叔带回家吃。听说叔还因此吃伤了肠胃,打了两天点滴。

“是啊,那一次,是很光彩。”张树森说,“那么多亲戚都来了,连林白杨都来了,林白杨可是接待大领导的大忙人哪。那天,她还唱戏给我们听了,唱的是……”

别说话,你听——

张树森侧耳听了一下,哪有什么声音?现在村里连鸡叫声都没了。

是有人在唱戏,我头抬得高,听得远。是从河边的老年活动中心传出来的,去看看。

河边风紧得很,还是不要去了吧。

周大庆不听劝,硬是拉着张树森往村老年活动中心走去。活动中心的朱色鎏金大门洞开着,在门口便听到咿咿呀呀的唱戏声。周大庆抬起腿,像提线木偶般一脚迈了进去。空旷的活动中心一边各摆两张麻将桌,打麻将的,看打麻将的,非常热闹。角落里的桌子上,一台CD机笼罩在尖细的女声里。

大庆,玩两圈,很小的。有人邀请周大庆。

自从家家户户都分到一笔可观的赔偿款后,村民们搓麻将的热情空前高涨,连老带少,姑娘媳妇,都搓得很欢。大部分人玩得都很大,十块一台最少,五百上千一台的都有。在活动中心搓麻将的都是些老年人,玩的小,以消遣为主。

大家见周大庆没有参与的意思,便顾自盯着麻将牌,将他冷落在一旁。周大庆心中很是失望,一刻也不想多待,对张树森说:有人抽烟,空气恁差,又吵,回家,回家!好好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弄得乌烟瘴气,周大庆一路走一路气呼呼地唠叨:这是要末世了呀!张树森抚着他的心窝子说:莫气莫气,这是大形势如此,你再生气也没用。

尽管周大庆对村里的人和物很看不惯,但第二天,他又在张树森的搀扶下,出来在村里溜达。这回,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村委办公室,他要找村长问问那棵榕树的事。一位年轻的女办事员说,村长外出开会了,但榕树的事已经抓紧在办了,前几天都叫市政园林局的人来选移栽新址了。

新址选在哪?周大庆追问。

办事员说,是领导们去选的,她只是一个办事员,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周大庆将信将疑,问村长的手机号是多少,他要亲自打电话去问。办事员很委婉地说:就算我告诉你,村长在开会,也不方便接电话呀!周大庆在鼻子里哼一声:我在村里这么多年,还不信问不到一个手机号码了!

出了门,周大庆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按键式旧手机,让张树森翻出通信录,找到一个叫“周福来”的名字,说是村长的父亲。电话拨通后,周大庆从张树森手里接过手机,使劲弯过因为穿了太多衣服而紧箍箍的手臂,把手机凑在耳边。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起。冷风从周大庆耳边掠过,呼呼地吹到前方空地上。张树森劝他先到其他地方走走,榕树就在那里,又没有脚,逃不走的。

人挪活,树挪死,我看老话说得没错。你说:这么大一棵榕树,能被村长他们藏在哪里?该不会早劈了当柴爿烧了吧?

哪能呢,现在家家户户都烧天然气了,哪里还有那么大的镬灶头?

周大庆把村里的条条大道小路都踏了一遍,没有找到榕树的踪影,只得默默地拉低了松糕帽,回转身。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隐约又有歌声抛进周大庆的耳朵里。周大庆停住了脚步说,再走几步。说完,抬腿就要跨上灯芯桥。

过了桥就是南村了,张树森制止道。

去南村看看。

花湾南村的规划远不如北村,还是弯弯扭扭的土路,车开过,扬起一蓬巨大的黄土灰。周大庆的黑裤腿上很快蒙起一层灰,张树森刚想弯下腰去替他拍拍,周大庆却紧走几步追上了前面一个红衣妇女,拉住她勾在右手上的菜篮子。那红衣妇女吓得尖叫一声转过身来,见是个脸黑、衣服黑、又戴黑色大帽子的老头子,泼辣地大声骂起来:这个老不死的,耍流氓,想吓死人哪!

张树森赶忙上前赔礼道歉,说老人眼花,认错人了,勿怪勿怪。

红衣妇女气鼓鼓地一扭胯走了。周大庆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嘟囔道,也是波浪头,也穿红衣服,也是这么尖的声音,只是眼睛不像,这个眼睛像金鱼眼泡……

张树森连忙把周大庆的围巾往上拉了拉,虚掩住口鼻说,赶快回去吧,风大沙多,吸到肺里去不是闹着玩的。

周大庆倔脾气上来了,固执地说:还是觉得南村好,路再弯,人总走得到尽头,北村的人,这以后要无路可走了。张树森岔开话题说:我们南村的人还羡慕你们呢!

回到家,周金贵正站在大厅里,握着手机,要打电话的样子。听说父亲和张树森去南村溜达了,周金贵忍不住对周大庆说:您老就安稳点在家里待着吧,不要出去东颠西跑,您就算是把南村的地给踏破了,我也不会答应……

“没大没小,这像是儿子跟老子说的话吗?”周大庆粗暴地打断了周金贵的话,“出去,出去,这里没你的事儿!”

周金贵退到一边,对张树森说:叔,这几天外面风大天冷,您可别再带我爸出去转悠了啊,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风。

周大庆赌气躺在床上,将脸对着那堵粉墙。

张树森不带周大庆出去转悠了,周大庆闷得慌。年轻时一直不停不歇地忙碌,他常常想,等什么时候闲下来了,一定要好好闲着什么事也不干,闲到装进骨灰盒里。如今到了除了“等老”别无他事的时候,周大庆突然心慌气喘,整个人像被一双大手拎起来倒空了。周大庆醒得早,醒后无事可干,只能一个人坐在楼顶,就着曦微晨光看四面的风景。

花湾北村已经有了很多新楼房,见风就长似的,一下子就长成了一幅新景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个鸡啼狗吠、遍地垃圾的农村。再望远,就是一片低矮、灰暗的地带,那里是花湾南村。小河南北,就像跷跷板的两头,一高一低,远不相称。

这样的风景很快就看腻了,一天上午,周大庆趁张树森出去买菜了,决定自己一个人偷偷出门转一转。他把松糕帽端端正正地戴好,把衣服前襟拉平整,拄着木拐杖就出了门。

没有张树森的搀扶,他不敢走远,便沿着墙根慢慢溜达。没走几步,周大庆就差点撞上个人,抬头一看,见是花湾南村的鳏夫周有水,低着头,鬼鬼祟祟地从一幢楼里溜出来。看到周大庆,周有水打个哈哈,便走开了。

周大庆很是奇怪,周有水怎么到北村来了,没听说他在北村有亲戚熟人呀?周大庆的执拗性又上来了,截住了周有水问:有水兄,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北村逛逛了?说话时,周大庆的胸脯挺得高高的,语气之中带着质问。周有水答:有个亲戚在你们北村买了房,刚住过来,我来看看。大家都知道,你们北村住得好,是吧?

周有水走了,周大庆鬼使神差地坐电梯上了楼。到五楼时,电梯门打开了,同村的周大钱正理着裤腰带,从一扇门里走出来。看到周大庆,周大钱一愣,然后表情忸怩地说,大庆哥,有空也来玩玩,比搓麻将有意思。

周大庆知道比搓麻将还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把周大钱拉到楼梯口,迫不及待地问:那女的是南村人?

这个,没问,咱不好意思问这个。

多大年纪?

周大钱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说:反正比你我都年轻,你去了就知道了。

中午时分,周大庆才一手扶着墙,一手拄着拐杖,混混沌沌地站在门口。周大庆脑子里似有两个尖嗓女人在唱对台戏,咿咿呀呀嘈杂得很,说话舌头都不利索了——因为,他把戴在手上的一个大金戒指弄丢了。他回到家门口,右手拄着拐,左手去摁门铃时,才发现箍在左手中指上的那一圈黄金不见了,只留下一道与周围肤色相去甚远的白印子。

张树森买菜回来见周大庆不见了,急得把周金贵和周金花都叫了过来。现在,周金贵、周金花眼见周大庆这一副迟钝模样,便不停地询问: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捋走了你的金戒指?周大庆一着急,说话更加糊涂了,一会儿说自己去小卖部买个鸡蛋煎饼吃,吃完了到河边洗手,戒指掉河里了;一会儿说碰上打劫的,被歹人劫走了。

周金贵用狐疑的目光看着周大庆,不住摇头。周金花到底是女人家,心细,叫周大庆张开嘴巴看看。果然,周大庆嘴里镶着的一颗大金牙也不见了,张着一个大黑洞。

周金贵气得一拍桌子,说要去报案。周金花拉住周金贵,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周金贵一听,脸上的肌肉马上一点一点松弛下来,把手机放回了裤袋。兄妹俩围着周大庆,一个抚着他的手背,一个拍着他的后背,安慰他说,丢了就丢了,不过一个戒指一个金牙嘛,丢了再买。

周大庆感激地点点头,那层糊在脑子里的胶水瞬间就融化了,周围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楚了。

周金贵说:爸,说来也巧,我刚进村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长得跟白杨表姑很像。我没看真切,刚想叫她,她已经走过去了。不过看背影很像,也是大波浪头。

村里大波浪头的妇人多的是呢,建国他娘、桂义他娘,不都是大波浪头?周大庆说。

我听村里有人在唱黄梅戏,唱的是什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周金花问。

那是越剧。周大庆没好气地说,从小我就带你去南村听白杨表姑唱戏,坐头排,你到现在连这个也分不清。

周金贵和周金花都凑过头来:对对,是越剧。每次表姑唱完戏,我们还在后台看表姑卸妆,擦一点百雀灵,用纸巾抹一抹,油彩就抹掉了,表姑的皮肤可真好。爸,表姑这几天在咱们村唱戏?

想得美,那是村里老年活动中心放的音乐。

兄妹俩都泄了气。周金花抹起了眼泪,说:可惜母亲不在了,要是母亲还在,父亲也有个照应。唉,母亲的命苦,父亲的命苦,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命也苦啊!她语无伦次,都不知道到底该悲叹谁的命苦了。

周金花提起胡淑良,周大庆心里也不好过,但是,他的金戒指和金牙到底是怎么丢的,他真的想不起来了,只得捶着脑袋,说当时这里糊涂了。见此情景,张树森劝说道:算了,你们年轻人还经常丢个苹果手机什么的,你们父亲年纪大,记性差了,再逼问他,他脑子恐怕真的要急坏了。两个儿女这才不甘愿地闭了嘴巴。

这事之后,两个子女厉声规定,不许周大庆再出门,否则再出点什么事,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张树森也说:你再偷偷出门,我在你家可待不下去了,我担不起这个责。周大庆被唬住了。

不出去转悠的周大庆病了,咳嗽得很厉害,脸上蒙着一块方格子丝质手帕,整天躺着。张树森很自责,说一定是那天去南村吸入了灰,早知道如此就不去了。周大庆将脸转向床里,说:不关你的事。

是不是要叫金贵和金花来?你这样子有点吓人哪。张树森小心翼翼地问。

叫这两个不肖子女来做什么?我还没死呢。周大庆没好气地说。

病倒的周大庆除了间歇会爆发出一阵咳嗽外,其他情况看起来还不错,能吃会睡,倒把张树森给累得够呛。第二天早上,当周大庆从呼噜声中醒来时,张树森总是会说:你睡得呼呼呼的,我可守了一夜。周大庆听到这个“守”字,心里老大不愉快。

慢慢的,大家都知道周大庆病倒了,陆陆续续有人上门探望。周大庆对张树森说,他家亲戚来往多,来看他的人断不会少,要是每次都陪他们讲话会很吃力,怕是连老命都讲没了。这样吧,每次有人来时,他先侧耳听听声音,如果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他便将脸转向床里面,不发出声音,张树森就要对探望者说:表哥累了,刚刚睡着,不好叫醒他,你们先坐一会儿。

约定之后,周大庆脸上蒙着的手帕一直没有揭下来过。有一回,村长托那个女办事员带了几个人来看望周大庆,周大庆也把脸转向了床里面。张树森偷偷捏周大庆的小腿,示意他拿下脸上的手帕接待一下,周大庆也无动于衷。

他们走后,周大庆一骨碌坐了起来,嫌恶地撇着嘴说:村长算什么,我们村里第二次卖地的时候,听说上头给拨了一千万,在村长他们手里停滞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发了五百万给我们。这一千万,一年下来,光利息他们都吃不完了吧?说什么剩下的五百万要给村民买养老保险,村里头要搞建设。我手头有钱,要什么养老保险?村里搞建设,说鬼话骗谁呢,祠堂都是我们捐钱修的,还有什么可建设的?

张树森赶忙看看外面,叫周大庆轻点说话:咱哥俩自己说说没关系,别那么大声音,让别人听到就不好了。

我还怕村长听不到呢。如果他敢来,我倒正想问问他,那榕树到底怎么回事了!周大庆气呼呼地重新躺下,脸上仍旧蒙着丝手帕。

周大庆躺了半个月,脸上的丝手帕只拿下来两次。

一次是为了周金花的事。

那天傍晚,周金花披头散发,跑回周大庆家,哭叫着:爸,爸!陈前程被抓走了!

什么事,为了什么事?周大庆被女儿一咋呼,心头突突地跳起来,掀开了丝帕问。

*********,都是*********给害的!他坐庄,被抓走了!周金花蜡黄的脸上挂着泪痕,也顾不得张树森在眼前,一屁股坐在周大庆的床沿上,拍打着床帮大哭起来。

家里条件也不差,怎么也想发这点财……周大庆心疼女儿,说:不是什么大事嘛,让金贵去打点下。你回家里来住吧,家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个人气。你回来刚好跟爸做个伴,记得把咱外孙也带回来。

家里的东西都给前程赌牌输光了,还欠下了一百万的债……

啥?!周大庆的心鼓猛擂了一阵,从床上惊坐起来,怎么玩这么大?这小子的胆子也太大了!周大庆跌回床上:你的下半辈子,都让陈前程这臭小子给害了。唉,金花呀,你妈去世得早,我真后悔当初没能让你跟你妈学一手包粽子的手艺。人这一生啊,得有个手艺,这样到哪都不愁没饭吃。现在,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咱村子里连块地角儿都没有了,还能干什么呢?

周金花怕债主逼上门,当天就搬回了周大庆家住,还带回一大盒螺丝、螺帽什么的,将螺丝螺帽搭在一起,做一个可以赚二分五。周金花没日没夜地坐在灯下装搭。周大庆让她少做一些,家里饿不了她。周金花说没事,当初家里开着小作坊的时候,就是生产这些小零件的,陈前程负责生产零件,周金花负责装搭,已经做习惯了。周大庆当时有空也去帮过忙,周金花管饭,一天还可以赚上八十元钱。那时候的周金花,头发往脑后高高扎个马尾,臂上套着蓝布袖套,身上挂着花围裙,周大庆怎么看怎么觉得像画报上的那些女工,真漂亮。周大庆想到这,看着满脸愁云、埋头苦干的周金花,也拿起了一副螺丝螺帽,却再也没有眼力将它们装搭在一起。

另一次拿下丝帕,是为了周金贵的事。

周金花搬回来才三天,也是个傍晚,周金贵来了,满脸红到脖子,说话舌头打着结,明显是喝了些酒。他对周大庆说,跟白薇薇这个丑婆娘没有共同语言,以前吵着闹着也算了,这回铁定了心要跟她离婚。

当年,周金贵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认识了同厂的白薇薇,两人不温不火地谈了一阵子恋爱。后来,周金贵考上了大学,白薇薇仍在工厂上班。大学刚毕业,周金贵突然回家来说白薇薇肚子里已经有了,要立马举行个仪式,将她娶进门来,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给一间小平房让他俩做新房。这个门槛算是很低的了,胡淑良是欢喜,但周大庆松掉的那口气又扯上来了:他与胡淑良耗尽半生精力,也只够盖两间小平房,如果让一间给周金贵他们,那他跟胡淑良、周金花还有厨房灶头等一干物什,怎么分配呢?

盖新房子吧,手头还有点拮据;而且依周金贵所言,盖好房子再娶媳妇也来不及。眼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赶紧把周金花嫁出去。周大庆想把女儿嫁个有钱的好人家,但有钱人家也看不上周大庆家那样儿,怕日后少不了要被揩油,因此托人来提亲的,都是典型的刚够温饱的人家。周大户虽然心有不甘,但已经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只得在歪瓜裂枣中,挑中了陈前程,赶紧将周金花嫁了出去。

其实当时白薇薇的肚子里根本没有货,她看中了周金贵长得壮实帅气又是大学生,怕他毕业了找到好工作会甩掉她,谎报了军情。不过娶都娶了,周大庆也没说什么,毕竟家里还是穷。周金贵却有些不爽快了,在某次喝醉酒之后,吐露了真言,说早知如此,就不娶这个丑八怪了。

在这一点上,周大庆颇能理解儿子,所以他没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一定劝和不劝离。他拿掉丝帕,坐在床沿上,碍于张树森也在跟前,不能把话挑得太明白,只得对周金贵说:你妹妹也回家了,你也搬回来住两天,两个人分开几天,自然就想明白了。说完,他目光定定地看向周金贵。

周金贵没回家,白薇薇深夜上门来兴师问罪了,在周大庆家里高声嚷嚷:现在都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周大庆冷笑了一声,重新把手帕蒙在脸上,转向里面躺着。张树森对周金贵和白薇薇说:你们到对面房间去说,老人家易醒不易睡,别吵到他。

周大庆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手往空中一指说,就坐这儿说。

白薇薇只对周金贵说了一句:你要找的那个U盘,我给你找到了,现在我的包里呢,资料都还在。

周大庆还没理会过来U盘到底是什么,周金贵的舌头立刻就不打结了,说:找到了就好,我是来看一下爸爸的,爸没事了,咱回家。

从此,再没听谁提起周金贵要离婚的事。周大庆琢磨着这事有点蹊跷,但又不便亲自去问,只得问周金花:你哥这几天怎样了?

就每天上班呗,听说单位挺忙,周金花一边装搭,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周大庆又问张树森:你有没有金贵的消息?

张树森说:昨天张路打电话给我,顺带说起金贵,说他去念一个什么中青年培训班了,听说念过这个培训班的人,十有八九要升官。

这就好,这儿子就是有出息,周大庆终于高兴起来了。他叫张树森拿来笔、纸,由他口述、张树森记录,把这次生病卧床期间来看望他的亲朋名单一一记录下来,谁来过,带来了什么礼品,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些都是人情,他在世的时候他还,他不在的时候由周金贵还,人情人情,就是这样子子孙孙你来我往的。

记完之后,他嘀咕了一句:有些亲戚怎么没来看我呢?

张树森宽慰他道:兴许他们忙,兴许是根本不知道你身体不好,没来的,咱也不要在心里记恨人家。

周大庆很失落地说,大家都知道了,怎么还有人会不知道呢?

周大庆的咳嗽止住了,又想出去转转了。除了咳嗽,他本就没有其他大毛病。算下来,张树森已经在周大庆家待了两个来月时间。其间,张树森提了好几次要回家的话,都被周金花和周大庆劝下了。周金花说:老伴老伴,我妈去世早,我爸就缺个伴,叔,您就再留段时间陪陪我爸呗。

每当这时,周大庆就会眼巴巴地看着张树森,拉着他的手说:就陪老哥最后一程吧,老哥也没几天好活头了,别看我这几天精神头好了,说不定是回光返照呢!

张树森连忙打住了周大庆的话:别讲这些个丧气话,我留下来就是了。

周金贵好久没登门,周金花还在飞快地装搭配件,一双手合拢分开、分开合拢。周大庆放心大胆地当着周金花的面,让张树森陪他去南村,说自己想念南村的味道了。

都是泥巴、黄土、旧房子,能有什么味道?

泥巴有泥巴的味道,还有野花野草的味道,香着呢!这样的味道,北村现在没有了。

去去早点回来,周金花吩咐张树森:老人怕跌,我爸腿脚不灵便,劳烦叔把我爸搀紧了。

一对搀扶着的身影跨过灯芯桥,沿南村的小路一直走着。张树森在南村生活了一辈子,从不觉得南村有什么好的,倒是北村好,这几年发展快,一下子有小城市的味道了。周大庆兴致却很高,一路走一路看,笑容很大。但到后来,笑容渐渐就有些僵了、小了,一直走到村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他顿了顿,想了想,问道:这里原来莫不是有棵大榕树,树下有个戏台的?

是呀,后来没人唱戏,也没人听戏了,破败得不成样子,前阵子拆了,说是要改作其他用途。

周大庆举起拐杖,似要给谁当头一棒,呵斥道:好好的戏台,碍着谁了,不修整起来倒也算了,干吗要拆掉?

这是村里的决定吧。

那榕树呢?

移了。大家都忙得很,没空搭理一棵榕树到底去哪了。对了,你在南村,还有几个老朋友的吧?

老的老,残的残,都不行了。村民避讳,把“死”叫作“老”。周大庆的拐杖一直在发颤。

南村本来还有你的表妹林白杨,可惜也搬出去了。也不知道她搬哪里去了,只听说后来有钱了,在其他地方买了房子。

周大庆对张树森回忆起说,戏台旁边原先还有座两层小楼的,算是当时南村最好的房子了,专供剧院里的几个女演员住。每天天刚蒙蒙亮,女演员便在阳台上吊嗓子,咿咿呀呀的声音能越过河流的界限,跑到北村来。那时候周大庆早早起床种田,听到吊嗓声,浑身都灌满了劲。林白杨是戏班里的当家花旦,烫着最时髦的波浪头,一双丹凤眼能漾出水来。她的声音清亮无比,周大庆隔多远都能分辨得出。

林白杨就一直没有回来吗?周大庆觑一眼张树森。

应该没有,我跟她家联系少,也没有听别人提起过。

周大庆的兴致一下子败坏了,一股烦闷气顶在心头乱窜。回到村口,又碰到周大钱,正在村外的一个花坛前转悠,看上去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怎么了?周大庆问周大钱。

“唉,你说这钱怎么就这么不经花呢?红彤彤的单百头,摸一张,少一张呀!这庄稼今年割了一茬,明年还能再种,这钱又不能种地里……”他凑近周大庆说,“这女人就是无情,昨天说得还好好的,满脸堆笑地叫我常来,今天我去了,口袋里带的钱少了点儿,就翻脸不认人了……”

“都是卖田给害的,想当初,种种田,晒晒谷,包包粽子,一年忙到头,哪有心思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到年终,盘点盘点家当,要是有个好收成,烫一壶老酒喝喝,心里比什么都爽快……唉,怎么能把祖宗留下的田都卖光了呢?那可是子子孙孙的口粮啊!”周大庆指指右腿说,“这腿疼得很,拔不动啦,我也该回去了。”

回到家,周大庆就病倒了,腿冷硬得像块木疙瘩,神志时好时坏。精神好的时候,人特别清醒,问张树森: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

是不是村里卖地的时候?

周大庆摇摇头说:不是,是在祠堂前摆酒的时候。那时候的房子,是我跟胡淑良用包粽子赚的钱盖起来的,金贵也凭真本事考上了大学,大家那时候是真的羡慕我家,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大家吃酒吃得筷子响、嘴巴咂。那情景,比我结婚的时候阔气多了,热闹多了。

周大庆说着,拉起丝帕拭着眼角。

过一阵子,周大庆感觉有一块黑布缓缓浮上眼睛,整个人都会被这股浓雾遮住,经常对张树森说,房间里还有个人,刚刚从眼前走过去了。

是什么人?周金花问。

看不清,我眼睛被黑布蒙住了。

爸爸肯定是看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啦,看样子爸爸要走了,熬不到过年了。周金花拖着哭腔对张树森说。

但周金花说的话,周大庆却听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有力气开口应答罢了。

有一回,周大庆醒来时,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自家盖了一座别墅,亭台楼阁一应俱全,门前一棵大榕树。唯一不足的是,别墅背靠大山,一半房体都是依在岩上建的,山势险得很。我当时想,别墅怎么能建在岩上呢,要是下暴雨,塌方了,还不得把我这把老骨头给冲走?正着急间,再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墅,是座大坟呢!老弟,你说:我这做的是好梦,还是噩梦呀?

张树森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哪有坟前种榕树的呀,你一定看花眼了,现在你们家发达了,再盖座别墅也不是没可能的事。

真是榕树,不知道怎么的,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觉得很熟稔。

张树森对周金花说:看样子榕树成了你爸的一个心结了,你也暂且歇下手头的活,到村委办公室去问一问,那棵榕树什么时候能重新种起来?

周大庆点点头,周金花依言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说,村长不在,有个女办事员说了,榕树挖出来太久又没有给保管好,输了一个星期营养液都不济事,现在已经种不活了。周金花还带来了半途中听到的一句话,说榕树被挖出来之前,叶子就已经枯干打卷了——这么繁盛的榕树,叶子怎么会枯干的?还不是有人天天夜里往树根上浇开水!

周大庆听了,点了三下头,但一下比一下浅,然后就睡着了,周金花叫他也叫不醒。

就这样,好几天,坏几天,离过年也只有几天时间了。张树森说要给周大庆家里掸掸新,他忙碌了一阵,又重新上楼来问周大庆:地下室的那些破簸箕、农耙什么的,还要?不要的话,我给扔了,放家里太脏,反正你又不种田了。

周大庆让张树林扶他起来,走到地下室,将那些农具一一看过、抚摸过,最后说别扔,就放地下室,地下室也不用打扫了,反正家里有的是房间,够用得很。张树森见周大庆精神不错,便问他想吃点什么,他去做。吃了这顿,他也该回家准备过年了,过了年之后再来。

周大庆捂着心窝子,说不知道想吃什么,米饭、面条、年糕,天天吃,都吃腻了,换个花样。

张树森提议道:那我和金花带你出去转转吧,你看着哪家店顺眼,我们就进去吃。

周金花说年底了,要赶活儿,没时间出门。周大庆说不需要周金花陪伴,他精神好得很,不拄拐杖都能走。张树森得了周金花的允许,独自带着周大庆出了门。

“咿咿咿咿,呀呀呀呀……”又细又亮的女声又抛过来了。周大庆在一家店门口停住了脚步,抬起头,看着店门口的一排红灯笼,问张树森:转转小火锅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就是一人一个小火锅,东西转到你面前了就拿过来烧起来吃。张路带我去吃过一回,挺有意思的,什么都可以吃,却又吃不太饱,吃了还想吃。

火锅店,怎么还有人唱戏?

唱戏,没吧?

火锅店的落地玻璃门上蒙着一层很大的水雾,里面的人像在纱帐子里活动,人影重叠、分开、又重叠,颇像周大庆蹲在幕布背后看的人影,也像隔着雪亮灯光的戏班演员。

进去看看。周大庆说。

一个满头白发,一个头戴黑呢松糕帽,两个老人一进店门,就惊动了里面的顾客和服务员。

张树森熟门熟路地牵着周大庆找到位子坐下,吩咐他说:等这个大圆圈转过来了,你要吃什么就自己拿,短的一元一串,长的二元一串,吃完了服务员会来结账的。张树森帮周大庆把电磁炉点起来,配好调料。

周大庆第一次来这种新鲜地方,怎么也下不了手。每次传输带转过来了,他要停顿很久,不知该拿哪一串,等他拿定主意要吃哪样东西了,传输带又转开去了。如此几次后,张树森对周大庆说:你要吃哪样?我帮你拿。

不,我自己会拿。

眼光要准,动作要快,看准了就拿。

周大庆终于拿到了一串花椰菜,开心得咯咯笑起来,引得旁边的人侧目而视。张树森低声道:老哥,轻点声,咱还没得老年痴呆,不要惹人笑话。

真的像张树森说的那样,周大庆吃了三个小时,火锅店里的顾客都换了两拨了,他还感觉没吃饱。每一次,似乎有点饱了,正准备站起身来,他喜欢的菜又转过来了,他发觉肚子还是空的,便又伸手去拿。

“从来没有这样爽快过。”周大庆对张树森说,“自己想吃什么拿什么,想吃的东西会自动转到你面前来,发明这种东西的人,是聪明人。”

周大庆整个人的屁股都离了椅子,把手伸得老长,有时候传输带都要转走了,他还越过邻座去拿,张树森怎么劝也劝不住。锅里的水一直在沸腾,“嘟噜噜”响着,大家的锅都在沸腾,都在“嘟噜噜”响着。店堂里那么热闹,那么嘈杂,跟当年他在南村戏台下听戏、在北村祠堂前摆酒时的情景一模一样。虽然音杂不协调,周大庆却喜欢听,听着听着,心里就莫名地激动起来。在一片喧嚣声中,周大庆跟着这些杂音,嘴巴里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其他食客惶惑地纷纷站起身,火锅店的老板娘带着服务员朝他们走过来。

突然,不只是这个火锅的食物传送带,眼前的一切都旋转起来,人、事、物,都包裹在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里面,旋转着,旋转着。周大庆终于站立不稳,腿慢慢、慢慢地软下去。在他的意识逐渐模糊下去之前,他听到了旁边围观的年轻人在议论——这老头,是不是吃得太多,吃撑了?应该不是,看样子是突发脑溢血了吧?我看是发癫痫病了,你们听到了没,他刚才还唱越剧来着,念着林妹妹,该不是想起老情人了?周大庆努力地将手中的拐杖伸出来,想要摆出个什么手势,却终于没能摆出来。

周大庆像棵倾圮的大树,脚跟往上拔起,倒了下去。

首页/电脑版/地图
© 2024 CwBaiKe.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