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见过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镶嵌宝石金银器，必定会对这些金银珠宝的种类、数量和绚丽色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象征身份和财富之物，代表了当时金银技术与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其材料、工艺和造型逐成为文物考古与艺术史研究的重点。然而，这些奢侈品并非只是供人享乐、观赏与占有之物，同时也是一种与财富、货币经济有关的社会价值符号，而其中的白银就担当了这种角色，它以贵金属这种材料为物质基础，而被赋予艺术、文化、财富和货币的属性，白银所拥有的以物质属性为基础的诸多社会功能，作为有机的整体，不应该被割裂开来。
在明代，白银既是购买物资及作为财富的“钱”，又是制成器皿、首饰等奢侈品供人们享用之“物”，对明代白银的关注，在文物艺术史领域主要是针对器皿、装饰品的物质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和鉴赏，而在史学研究中，更侧重社会生产发展的经济基础角度，即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对文物艺术品的研究者来说，“物”的数量、种类越丰富越好，有利于从技术和艺术角度更加深入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但在研究货币经济的学者眼中，则希望有限的白银供应能切实地为商品交换和生产力发展服务。这些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专题研究，容易使白银的完整社会功能产生一种分化，似乎造成这样的看法：白银所具有的“钱”与“物”两种属性，有着独立且互不干扰的发展轨迹，同时，这种割裂的现象会导致难以察觉到白银作为交换中介与器饰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制约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比如说，作为货币的白银供应不足，并不仅是因为数量不够这一表面原因，而深层的根源在于白银的分配与消费，作为货币与奢侈品消费的白银，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既互为依存，又相互牵制。
湖北明代梁庄王墓出土“银作局”银锭
在明朝社会，白银资源为政府控制，到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使得全国的白银向国库大量集中，皇帝占用大量的白银用于皇室消费和国家财政开支，其次，白银主要为有权势的官僚阶层和富商大贾占有，白银在货币和奢侈品消费领域中并非均衡分配，这种消费模式引起了财富的不正常集中以及国家财政问题。
一、钱与物之联系——货币作为赏赐之物
在皇室用银中，白银同时作为货币与器饰、财富用以支出，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赐给皇室成员，负责生产这类白银的是“银作局”。银作局是明代八局之一，系宫廷手工业部门，《大明会典》中有所提及，但不详细。《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职官三》：“八局。旧制每局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银作局系制造金银首饰和器物的宫廷机构。《明史》为清朝人张廷玉所写，对银作局的职责记述也不详尽。
明代崇祯年间宦官刘若愚著述的《酌中志·卷之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对银作局的职能与工作内容描述较为详细：“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数员，写字、监工数十员。专管造金银鐸针、枝箇、桃杖、金银钱、金银豆葉。……又造花银，每锭十两不等，止可八成。又，祖宗旧制有票儿银者，重十两、五两、三两、一两至一钱之方块也。其色止有六七成，有分两印子。逆贤擅政，久废不造，止以细丝银分赏，遂失祖宗节省之意，可惜甚焉。”作为皇家手工业作坊的银作局，专门制造各种金银器、首饰和银锭。《酌中志》中还提到了银锭种类和成色的信息，十两型的花锭，成色最多80%；从重一钱的小方块至重十两的白银，之前称为票儿银，成色只有60-70%。银作局制造的银锭或金银器饰，主要用于赏赐，在之前，对于十两重以上的银锭来说，用作赏赐显得浪费，于是铸造十两至一钱重的小银锭（块）用于赏赐，可以节省白银。魏忠贤主政以后，这类十两以下的银锭都不再制造，而代之以细丝银作为赏赐之用，但“失祖宗节省之意”，刘若愚认为比较浪费。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大明嘉靖甲辰·银作局银五两”银锭，弧首束腰，长7厘米，重185克。这枚五两型的小银锭在形态上比较独特，它的正面和背面呈水平状态而且互相平行，弧形的侧面与正背面立体垂直，两端与腰部的弧形均完整对称，通体就如一块形状规整的银板制造而来，表面未见有明显的铸后加工痕迹，其上的铭文应是铸造之后直接錾刻而成。明代白银货币的形态丰富，主体多为弧首束腰型，两端既有双翅高高翘起，又有起翅被砸扁、捶平，甚至起翅微小的现象。上海博物馆藏的这枚“大明嘉靖甲辰”银锭，与当作赋税等财政收支行用的银锭形态不同，更似具有货币形状的器物，当属银作局铸造用于赏赐，只不过铸成弧首束腰的形状，象征白银财富。
上海博物馆藏“大明嘉靖甲辰”银锭
上海博物馆藏“大明嘉靖甲辰”银锭正背面拓片
与此形状类似的银器，见于浙江临海明代王士琦（万历年间人）墓出土的银盒。这件银盒表面鎏金，有“福寿”二字，弧首束腰形，中间设有折页可以打开，里面中空，是古代女子梳妆打扮所用之物。可见，弧首束腰的造型并不限于银锭，在银器饰中也有使用，这正好说明了白银通过货币与器饰的不同方式，显示其作为财富和装饰的多重功能。贵金属本身具有使用价值，既可以用来装饰，又可以用来储藏。
明代王士琦墓出土鎏金银盒
为皇室打造金银器饰的银作局，也生产白银货币，主要为皇室、贵族成员所用，甚至被大量带入墓葬中。比如埋藏万历皇帝的定陵出土银器共271件，其中银锭65件、银饼1件。梁庄王墓的金银锭虽然较万历皇帝少，但各类金、银器饰数量众多，所有随葬品的用金量达16000余克，用银量达13000余克（也有银锭），这些白银再也不可能进入社会流通。这也是上层阶级中“钱”与“物”之关系，这类货币与器饰用银，成为其生前日用和死后陪葬的必需品。
二、钱与物之矛盾——皇室白银消费引起货币供应不足
皇室消费了大量的金银器饰与货币，宫廷制造大量的金银珠宝与金银锭供皇室使用，除银作局外，御用监也是负责生产这类奢侈品的机构，《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之四一七》对此有详细记载：
（万历三十四年正月甲申）御用监上圣母册封册宝冠顶合用金宝数目。本监成造金册一副，金龙祖宝一颗，黄丝绶绦全金钑云龙宝箱、宝池箱三个，黄织金纻丝衬里、黄线绣、黄纱宝囊、金锁钥事件、全珠翠金累丝嵌猫睛丝、青红黄宝石珍珠、十二龙、十二凤斗冠一顶，金钑龙吞口博鬓、金嵌宝石簪如意钩、全皂罗描金云龙滴珍珠抹额一副，金累丝滴珍珠霞帔椀儿一副，计四百十二个珠翠面花二副，计十八件金丝穿八珠耳环二双，金丝穿宝石珍珠排环二双，金嵌宝石珍珠云龙坠头一个，白浆玉毂圭一枚，金钑云龙嵌宝石珍珠荷叶提头浆水玉禁步一副，计二挂间珊瑚碧甸子、金星石、紫线宝黄红线穗头、全青纻丝描金云龙滴珍珠舄二双，金累绿结丝嵌宝石双龙、龙凤、鸾凤宝花九十六对，金万喜字锋计五千副，索金银万喜字锋计八千副，索金盛用浑帖金沥粉云龙红漆创金云龙宝匣、冠盝胭脂木毂圭霞帔禁匣九个，铜镀金锁钥事全。户部办送足色金一千四百三两八钱，七成五色金一千两，银一千六百两，猫睛二块，重一钱八分，祖母绿六块，重四钱二分，青宝石四百六十八块，重二百七十四两五钱，红宝石五百四十七块，重一百六十四两一钱，黄宝石十二块，重一两八钱，各样圆珍珠大珠各一颗，头样珠一百二十七颗，大样珠三百三十六颗，一样至十样珠共一万二千八百十一颗，白玉料一十一斤，珊瑚料一斤三两，玛瑙料一斤，金星石料一斤，水晶料一斤，碧甸子一斤，翠毛一千六个。
皇室占用了大量的社会金银资源，国家收入的白银，约有一半甚至有时全部归皇帝使用。正统七年，户部设太仓库，亦谓之银库，专门收集货币白银。而太仓库的白银，本来是作为国库供军需、振灾等国防以及民政用途，但实际上变成为皇帝内府库提供白银的机构。《大明会典·卷之三十•户部十七•库藏一》：“内府库，各库所掌、最大者、金花银。即国初所折粮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禄、而各边或有缓急、间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库、岁以百万为额。嗣后除折放武俸之外、皆为御用。”皇帝支取太仓库白银入内府库是比较随意的，主要是制造奢侈品以及支付皇室成员的开支。
《明会要·卷五十六·食货四·库藏》：“成化十七年十一月戊子，取太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自正统设太仓库后，积至数百万两，续收者又分老库、中库之目。至是以内府供应繁多，仍取中库三分之一以供内库之用。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每收太仓银入内库，又置南京银库。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贮、征徭羡银，尽输太仓。尚书周经力争之，以为用不足者，以织造、赏赉、斋醮、土木之故。必欲尽括天下之财，非藏富於民也。至刘瑾用事，遂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正德五年十二月，诏废太仓库银三十万两入宝藏库应用。户部尚书杨一清言：“太仓银专备三边军饷。弘治间，各边皆有积饷。至刘瑾括天下之财敛之京师，半入公帑，半归私囊，故太仓虽稍有蓄积，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即今大同边警，各省灾伤，乞省无益之费，为天下惜财。”诏以十万两送库。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用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沮。……嘉靖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豫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隆庆中，数取太仓银入内库。承运库中官至以空箚下户部取之。廷臣疏谏，皆不听。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以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告匮，命严核天下积储。天啓三年，括天下库藏尽输京师。叶向高言：“郡邑库藏已竭，藩库稍余。倘尽括之，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将何以应？”帝不纳。”
由于宫廷耗银繁多，太仓库的白银经常被皇帝挪入内府库使用，在白银不足时，各省库的白银都要求输入京师，例如上述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的诸皇子婚事，就动用了白银二千四百万两，以致户部白银全部耗尽。关于万历皇帝支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的真实性，曾有学者援引《明史·沈一贯传》：
“明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礼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而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由于皇帝与廷臣为立皇太子人选无法达成一致而出的难题。其实，皇帝支取巨量太仓银的事实已然发生。该引文紧接其后还有一句“一贯再疏争，不听”。
可见，尽管沈一贯进谏，但皇帝并未采纳，该决意仍然要执行，执行的结果是“户部告匮”，之后不得不核查全国的白银储藏量。这种大量消耗国库白银的情况，并非只万历皇帝一人，天啓皇帝同样由于担心天下库藏白银为皇室所用，引起臣子担忧，即没有充足的白银应对白莲教之乱，谏言也未被采纳。在遗留下来的明代白银货币实物中，金花银就是送入承运库以供皇帝御用的银两，《中国钱币大辞典》收录有正面铭刻“金花银、王公惠”字样的二十五两银锭；正面铭刻“银作局、花银伍拾两重”的银锭，是宫廷作坊“银作局”制造的御用银锭；“兖州解永乐岁贡银”伍拾两银锭，正面铭刻“兖州解永乐岁贡银伍拾两、匠胡石山”，就是以实物折纳的银两上贡皇室，也是宫廷的一项固定收入。除这些外，专供皇帝御用的银锭还有“万历三十五年常熟县金花银”五十两银锭，“内承运库花银”贰拾伍两银锭，“浦江县四十七年分金花银”伍拾两银锭，“长兴县四十七年金花银”伍拾两伍分银锭等。
三、钱与物之间使用不平衡引发财政问题
皇室的白银过度消费引发货币供应不足和一系列国家财政吃紧等问题，这在《明经世文编》收录的奏疏中有充足的论据，分别是：卷八五韩忠定公奏疏（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卷二八一李石麓文集（李春芳）请停止钦取银两疏，卷三二四张文忠公集一（张居正）请停取银两疏，卷三六三张心斋奏议（张学颜）题停止加派买办银两疏、题停取帑银疏、题免云南加增金两疏。以下试举两例：
《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查得京库银两，以岁入言之，夏税共该五万五百余两，秋粮九十四万四千八百余两，马草二十三万七千余两，盐课折银二十余万两，云南闸办三万余两，通计各项实该一百四十九万余两。以岁用言之，宣府年例五万两，大同五万两，辽东一十五万两，延绥三万两，甘肃宁夏各六万两，给散京衞军官俸粮，共三十三万五千余两。内府成造宝册等项，其余不得与知，大约并前折俸银，不下五六十万余两。通计各项，实收一百余万两，其间支剩马草等银等，该本部题准，俱送太仓收贮，以备边方紧急支用，不许别项支销。故太仓之积，多者三四百万，少亦不下二百余万。夫何近年以来，前项额办银两，或灾伤减免，或小民拖欠，或诏书蠲免，岁入既亏于原额，而岁用乃过于常数。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运送过六十一万余两，大同年例外运送过四十万两，辽东预送过三十三万四千余两，葢为边方紧急，粮草缺乏，镇廵等官，分外奏讨之数。又征进京军，给赏过六万九千六百余两，钦赏在京官军人等，共用过银七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余两，及各边官军，共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两。又陕西赈济银二十万两，密云紫荆居庸倒马关等处召买粮草共银一十二万八千余两，买金进送内府一万二千五百余两。迨上之取用未止，其数未可量指，一岁之间，实用过四百余万两，并计旧例将及五百余万两，是旧例与新用过银两殆四倍余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国用何由而不匮也哉。追惟其故银两支用，由于京军屡出，调度频繁，山陕饥荒，供亿加倍（此疏所条诸件其于武庙初政指陈巳甚矣不待内璫一疏始著切谔也若不读公全疏何由知之），往者孝庙登极赏赉之费，悉出内帑，户部止凑银三十余万两，今次赏赐，共银一百四十余万两，皆自户部出矣。往昔内府成造金册等项皆取内库金两，今则户部节进过金一万四千八百余两矣。往者户部进送内库银两，止备官军折俸等项支用，今则赏赐无名，无益斋醮，多取而用之矣，此银费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充之匠，传升乞升之官，役占影射之军，皆夤缘权贵，蠹公营私，凭城据社，莫敢谁何。或臣下谏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复仍旧，根深滋蔓，消耗京储，此冗食所以日增也。以冗费言之，光禄寺供应，每称不敷，内监局工作畧无停息，至如玉带之赐，旧例甚为珍重，近来一概滥赐，充满左右，名器不无太滥矣。蟒衣之赏，旧例未尝轻易，近来一槩滥赏，接踵前后，糜费不无太甚矣，其余琐细，不敢枚举，此冗费所以日增也。夫天下之赋，不少加于前，而军国之费，乃数倍于昔，又兼水旱之频仍，赋歛之迫促，民怨日结于下，天道屡变於上，将来时事，岂不诚为可忧哉。伏望皇上将冗官冗兵冗匠，及冗食冗费等项，应裁革者即赐裁革，应减省者即赐减省，与夫无名赏赐，无益斋醮，悉皆停止，臣等今将再议条件，开坐上陈，虽非长策，要皆可行，伏乞圣明裁处”。
韩文（1441-1526年，弘冶时期吏部尚书）的这则奏疏阐述了财政收入的白银，用于军费、赏赐、金银器饰等之间的矛盾。当时国库岁入白银多者三四百万两，“故太仓之积，多者三四百万，少亦不下二百余万”，除去支付军队和官员的各项开支外，主要用于赏赐和制造器皿、首饰等奢侈品，后者的无节制消费，已造成国库空虚，“一岁之间，实用过四百余万两，并计旧例将及五百余万两，是旧例与新用过银两殆四倍余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国用何由而不匮也哉”。
《请停止钦取银两疏》：“为恳乞圣明停止钦取银两，以裕国计事。昨者恭覩圣谕，钦取户部银三十万两，随该户部奏称边费重大，国用不足，欲乞圣明停止取用等因，奉御批巳有旨了。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边饷，俱有定额，各处库藏，尚有赢余。自嘉靖二十九年，虏犯京师之后，边费日滋，各处添兵添马，修堡修城，年例犒赏之费，比之先朝，数几百倍，奏讨请求，殆无虚日，加以连年水旱灾伤，百姓征纳不前，库藏搜括巳尽。臣等备查御览揭帖，计每岁所入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每年尚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处，生民之膏血已罄，国用之费出无经。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方与该部计议设处支持，目前尚恐不给若又将前项银两取供上用，则积贮愈虚，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饥荒盗贼之事，何以应之。该部所以恳切具奏，诚事势穷蹙，有万不得已者也”。
李春芳（1510-1584年，嘉靖、隆庆时期内阁首辅）的奏则也再次说明，当时岁入白银“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支出为四百余万，入不敷出，已然造成国库空荡，如果出现“饥荒盗贼”之事，将没有资金应付。因此，他才请皇帝节约使用白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过度的消费和财政开支导致白银不足的情形，在万历年间并没有得到缓解，张居正、张学颜的奏谏也道出了这些问题，在文人志士中，这种情况也被记述。明朝人李日华（1565-1635年）在《味水轩日记·卷一·万历三十七年》中写道：“二十九日，晴……阅邸报，蓟镇军饷，上半年阙三十七万有奇，太仓已罄，请发内帑，不报。”
四、钱与物的非法征收和过度集中
针对皇室挥霍白银的现象，尽管有臣子进谏，但通常被皇帝拒绝。更为严重的是，在白银调配与征收过程中，下层官吏通常任意搜括白银归入私有。《明经世文编卷三九·王端毅公文集（王恕）卷之一·中使科扰·论中使科扰民所得物件奏状》：
“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声色货利珍奇方术为容悦以取宠幸者。（立言悚然有大臣节概）未有不坏天下之事，而为社稷之忧也。切见内官监太监王敬，前来江南采取药饵、收买书籍，朝廷止赐盐七千引公用，止可直银八千余两，却发盐一万五千五百引与宁国等府卫（朝廷所赐塩引每多夹带皇亲且不可，稽刷况内官乎）逼要银三万二千五百两，不知余盐八千五百引从何而来，多取价利，作何花销。又有盐数十船发去江北庐州等府衞，江西南昌府等处官卖，不知又得银几千万两，至苏常等府，刑驱势逼官民，取受银三万六千余两，玩器药饵等物，幷跟随人员，私下取受者不在其数。又令苏州府织彩妆五毐大红纱五百余疋，每疋直价银十五六两，止给银六两五钱，及其交纳，每疋反勒要机户解扛银五两，亏民数多，使之破家荡产、含冤莫诉。其在江西浙江二布政司、幷南京及沿途索要官民金银幷玩器等物，不知又有几千万数。臣闻千户王臣，本非勋贤，叨享禄位，专弄左道邪术，岂知经国大体。而太监王敬，听伊拨置，刻剥军民，舳舻相衔满载而归，以觊宠幸。殊不知取之不义，得之不以其道，所以失人心者在此，所以损国体者在此，所以伤和气而致灾沴者亦在此也。若但见其易而不思其难，乐其有而不恤其无，往者过而来者续，用日侈而财日屈，非民之福，亦非国家之福也。况各人假公营私明取暗受者多，使朝廷担其名，此尤不可之甚者也（公所列敬賍欵凡民间书尽古玩皆详开於后，乃知直攻奸宄亦须采访明确也）。除王敬等在江西等处卖盐幷取索银两，臣不知备细者不开外，今将臣所知者开坐具题”。
可以明确的是，皇室与官僚拥有的金银器饰，基本沉淀下来，很难再用于白银的再循环和流通。至于货币金银，虽然有一部分用于购买物品、支付工资得以再进入流通领域，如《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之一七八》：（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户部恭进买完金珠、宝石、杂料共费银七万八千六百三十五两八钱三分，其未完珊瑚珠二千两，各商极力搜括不完，乞悯念商困，俯赐停免或容照价折进该库，以备日后买办。《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之二八八》：（万历二十三年八月戊辰）南京工部奏：“南京内官监成造懞金膳桌、膳盒、檠灯、圆炉等器共计工料银二十二万六千工七百余……”，然而，大量的白银财富数量庞大而又过于集中，特别是明朝后期官员贪污大量白银，造成国用之不足。按照俸禄，严嵩也不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金银，仅个人占有的货币白银（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是洪武至成化时期银课收入的20%，而银器饰的拥有量（13610两），约近景泰年间银课收入的一半。
官吏阶层，特别是行政权力较大的官僚，截留了数量巨大的白银。除上述严嵩的例子外，刘瑾占有白银数额之大，也在《明会要》中论及，《明会要·卷五十六·食货四·库藏》：“户部尚书杨一清言：‘太仓银专备三边军饷。弘治间，各边皆有积饷。至刘瑾括天下之财敛之京师，半入公帑，半归私囊，故太仓虽稍有蓄积，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即今大同边警，各省灾伤，乞省无益之费，为天下惜财。’诏以十万两送库。”白银向个人的大量集中，还不止这两例，《留青日札》、《天水冰山录》更有详载：
“钱宁幼名福宁，儿云南李廵检之家生子也，太监钱能镇守云南时，飬以为子，故名钱宁。后得宠于武宗，赐以国姓，号为义子，因称朱宁。正德八年，以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干与国政，钳制百司，罪恶贯盈。十四年七月，以宸濠事败，下诏狱伏诛籍没家产。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并首饰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柜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担苏木七十扛段疋三千六百扛余物不可胜计”。
“江彬者，大同游击也。正德时，刘瑾既诛余党，迯窜义子刘六刘七，赵风子邢老虎杨寡媍倡乱内地，号为流贼，官军屡败。因调边兵入御，彬亦建功，渐谋进用，赐姓朱氏，儿凶悍横行，公卿屏息，导上逸游祸几不测。十二年冬，以左都督为应州，功封平虏伯，明年上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以朱彬为威武副将军，欲廵行天下以穷逸乐。十六年春，驾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狱伏诛籍没家产。金七十柜共一十万五千两银二千二百柜共四百四十万两金银首饰五百一十箱金银汤鼓四百个余物不可胜计”。
“万历抄籍故革职太师张居正。先于伊宅，查有金二千四百二十六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九十两。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九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银首饰三十一件，重一百十七两。金累丝、厢嵌玉、******、玳瑁、玛瑙、水晶、象牙、琥珀，杯盘筯一百八十三件，双珠冠二顶，珠穿果盒一副，珠穿鉴粧（妆）一座，珠箍一条，各色蟒衣纻丝纱罗绫布，三千五百余匹，各色男女衣服五百余件，玉带十条。复将张居正子张敬修等刑审，又招银五万余两。太监冯保，令徐爵，索江陵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俱江陵子简修亲送至保寓。居正在京住房，值价一万零六百七十两”。
《天水冰山录》最后还对以上几人的财产拥有量进行比较评述：“江彬金宝之多，与朱宁相埒，严嵩之资可谓极矣，而比之宁彬二竖子，黄金不当三之一，白金仅及其半者，何也？严嵩用事日，每一白简至，世蕃辄辇数十万以贿左右，一也。从奴数百，女侍称之，皆锦衣玉食，而世蕃与朱陆诸贵酬酢，粪视金钱，二也。后先两逮，消息旷久，埋瘗寄藏，臧获剽窃，不可赀数，三也。所不如二竖子者，黄白金耳古玉瑰宝，以至书画之类，出其一可以当百者，二竖子所不敢望也。严世蕃当籍没时，有金丝账、累金丝为之，轻细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厢金触器之类，执政恐骇，上听令销之，以金数报而已”。
五、结语
明代白银的使用，以皇室、藩王、官吏阶层的消耗以及税收周转为主要消费特点。政府收入的白银，用于制造首饰，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塑为银印，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赏赐于外国贡使。除此之外，政府的白银支出，用于发放军费及少量的官员俸禄、置办物资，这些白银，最终又通过税收的形式流回，农民通过出卖农产品，所能得到的白银是很少的。集中在官僚和富贾手中的货币、器饰白银，数额巨大，这类贵金属很难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货币经济功能。
白银的消费，用来表达诸多社会功能，不仅有货币流通，还包括财富占有，以及器皿、首饰等实用和文化艺术方面的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白银的数量提出了更多需求，这就挤占了财富储藏、器饰白银的需求空间，而皇室、藩王、官僚阶层等对货币以外的白银需要并未减退，在明朝，白银的文化表达功能还表现在对乌银器的集藏和追求复古风格的银器。
《天水冰山录》中记录了严嵩拥有大量的乌银器，这种器物在之前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未曾见到，银与乌银登记在银器饰的条目下，被造册者从质地上明显区分开来，例如“福寿壶”，足见当时对乌银与普通银质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乌银器，以式样各异的壶为主，其次是酒器，还有一些装饰件，从文字描述上看，乌银器的型制及文化题材，为前述金银器饰的常见类型。关于这些乌银器饰的来源，目前从史料与考古文物中很难考证，也有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郑和在永乐、宣德年间七次下西洋，航程到达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甚至非洲东部，与沿途各国有广泛深入的物质文化交流。据《明会要》的记载，明朝与印度洋周边国家、意大利、东罗马等，都有遣使往来，以及相应的物品交换（朝贡与回赠）。中国的输出品有丝绸、瓷器、铜铁、金银，输入物有各种香料、宝石、颜料、玻璃、琉璃、棉布、离青等，而乌银器正是当时波斯较为流行的器物。可惜的是，造册者并未标识区分是否为古物，或许可以推测，乌银器在严嵩所处的时代之前已存在，但至少说明，到明朝嘉靖时期，乌银工艺与乌银器已比较常见，这种器物表面黑白相间的装饰风格，已成为当时银器的一种审美倾向。乌银的汉语名称根据其颜色而得名，因表面人工施以银（或铜）的硫化物形成乌黑色，这种黑色装缀在银白色中，使器物看上去有历经沧桑之感，从视觉上给人以“古”的感受，这更有可能与明朝好古之风的社会风气有关，在当时，从普通士绅到皇帝，追崇古物成为一种时尚。如四川铜梁明代张叔珮夫妇墓，出土1件海兽葡萄镜、1件商代铜方鼎、1件战国时期铜圆鼎。先秦时期的古铜器，也被皇家贵族以贵金属饰以珠宝加以模仿。定陵万历皇帝墓出土诸多仿古器，如镶珠宝的金托金爵；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仿商代金、银爵。
国家赋税、徭役收入的白银，用于财政开支已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必须满足皇室、藩王等用银需要，由于皇帝的“不听”、“不纳”，使得国库时常处于“告匮”的窘境。更何况，官员与富贾还集中了近乎国家财政收入的白银存量，这些白银既有各类器饰，更有货币（占多数）。官吏也尽显奢靡之风，置办大量金银器皿用于生活消费，田艺衡在《留青日杞》中记录了鄢懋卿索要金银并用于挥霍的现象：“鄢懋卿者，江西丰城人，嘉靖辛丑进士，贼嵩义子也，又结昏姻之好，嵩之牙爪，羽翼固，未易屈指数而阴谋盗行，则皆懋卿助之。科道论劾，自知难容。而贪噬之心尚未厌足于是乞为好差以图归计，乃以都御史经理东南塩课诸务，声势赫戾，睹记所未有者，每历淮扬诸大镇，则馈索不下二三百万金，风力所加甚于诏旨，及至吾杭则三司望尘而詟慑，府县闻风而奔走，如点选妇女以充内人，八轿之夫役多至百名，置造金银汤鼓器皿以充筵席，之供亦费千百两，猛如倭寇。”
因此，器饰和货币形态的白银，一概成为拥有财富、象征身份、追求文化品味的消费品，白银则成为奢侈品消费的重要物质来源，由于这些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再加上明朝政府缺乏相应保障货币供应量的制度，所以经常出现白银财政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白银的各方面需求，特别是上层社会对白银器饰财富的追逐和需求的加大，白银器皿、首饰的技术和艺术达到了高峰，这不仅夯实了白银的社会价值基础，而且最终促成其货币职能的进一步独立，即白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在古代货币历史进程中也是一种进步。黄维 中国钱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