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下午,族人在祖坟附近的麦地送家堂,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南方周末记者 王瑞锋/图)
(2017年“记者回家”专题之五。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9日《南方周末》)
难究其因,跪拜礼在于庄留存了下来。春节是对祖先恩赐的回馈,同时祈求祖先再予恩赐,赐福麦子,赐福桑麻,赐福繁衍,赐福世俗的一切,这是信仰,简单而不可冒犯。
春节,我回到于庄——我出生又费尽万般辛苦逃离的北方小庄。
逃离的路径只有一个,半耕半读,听起来颇有诗意实则艰辛。于庄像一柄弹弓,耕地和读书是两根皮筋儿,铆的劲儿愈足,石子飞得愈远。
我总算被投进了城里,斑马线,地下铁,办公隔断,鸽子笼,像娘养的春蚕,每只蚕都有自己的隔断,吐丝作茧,井井有条。
但每到春节,即使人生轨迹滑得再远,血脉、宗亲、文化……一种无法言说的魔力,把我拽回了原点。
现在的我,城里人——其实不过是个在广州租住隔断间的广漂,作为家族中唯一读书走出去的男丁,被允许侍立在老爷(乡音,即爷爷)侧旁,参与家族古老的春祭——请家堂、拜家堂、送家堂。
于庄称祖先为“家堂”,请家堂,即把逝去先人的魂魄请回家,由家族长者主持。王家的仪式自是老爷主持。
一个姓氏就是一个“国”,这是老爷的国。我的老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干部,大背头,中山装,赵本山样式的帽子常年卡在头上,讲话时要把中山装披在肩上,一只手插腰,一只手在空中指点,十分威仪。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劳作一年的于庄人来说,春节是对祖先恩赐的回馈,同时祈求祖先再予恩赐,赐福麦子,赐福桑麻,赐福繁衍,赐福世俗的一切,这是信仰,简单而不可冒犯。
2017年1月27日,年三十。早晨8点,当朋友们沉浸在红包、美食和旅游的喜庆中,我正陪老爷洒扫庭院,准备“请家堂”。
堂屋内,大八仙桌居正中,摆满丰盛的供品,鸡、鱼、肉、菜,鸡须为公鸡。左右太师椅。一张卷轴高高挂起,内画一座大四合院,数代祖先名字按辈分由高到低排列。卷轴两侧是祈福对联,“祖德功绩昭百世 子孙英明耿千秋”。
一切收拾妥帖,老爷双手执一把燃香,毕恭毕敬立在大门口,待我把鞭炮点燃,烟雾缭绕中,他口中念念有词:“祖先们,请照顾好咱们的家人小辈,不管是在外上学的、上班的,还是在家种地的,保佑他们平安。列祖列宗,过年了,(回)家来吧。”
话毕,老爷把燃香逐一插到门两侧,再将一根丈长的木棍横在门前,仿佛那能阻挡一切牛鬼蛇神。随后,他踱步走进堂屋,在写满祖先名字的卷轴前,恭敬地将三支香插进装满麦粒的香炉内,家堂算被请了回来。
《论语》有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这时,我仿佛看见逝去的亲人们正排着队,从空中飞回于庄,飞进他们曾经的家,在八仙桌旁落座。
中午12点,一年当中最丰盛的饭食——“年饭”开始了。其实不过是炖公鸡、炖鱼,外加两道或四道有肉的炒菜。
老爷将一盘炖公鸡端到八仙桌上,念叨些吉祥话,祭洒鸡汤、白酒,再放一挂鞭炮后,大家才能开始享受美食。此后三天,每餐每食,也都遵循这样的礼数。
几十年来,于庄的春节没有丝毫变化,饭菜一模一样,礼数一模一样。年三十上午,家家户户的女眷们都在砧板上剁着同样的芫荽馅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莫过如此。
是日晚上,外界万家灯火吃年夜饭,于庄人则要斋戒,熬五更,等到午夜12点,烧纸钱元宝,放鞭炮,跪拜祖先后,才能进食——水饺,馅儿是芫荽豆腐,取延岁得福之意。
我是在考上大学从山村进了城后,才知道外面的人晚上吃年饭。于庄的年饭为何在中午?老爷的话不容置疑:“家堂早晨被请回来,还饿着呢,中午不得吃顿好的?”
翌日大年初一,庄重的一日。男丁一拨,女眷一拨,孩童一拨,次第给祖先牌位和老人磕头拜年,称为“拜家堂”。
清末,祖上考取功名,在于庄立了谱碑,刻着先人们按照辈分给后人取好的名字。老爷的名字,是最后出现在谱碑上的名字。
在最严苛的时代,即便谱碑被砸,家谱被烧,我的乡村干部老爷仍会在一张红纸上,于深夜暗暗写下祖辈的名字,摆在八仙桌上,磕头,偷偷烧掉,算是祭拜了祖先。
磕头,亦称跪拜,源出《周礼》,要五体投地。历经千年沿革,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礼制令”,废除跪拜与作揖,脱帽鞠躬和不脱帽鞠躬分别成为男女的相见礼节。
难究其因,跪拜礼在于庄却留存了下来。
现在,我跪在席子上,双掌撑地,额头触地,给祖宗牌位磕四个头,再给老爷和奶奶磕两个头。没有压岁钱一说。这都是于庄历来已久的规矩。
不过,当我上初中时,历经思想洗礼,也曾像牛逼哄哄的时代里那些牛逼哄哄的人物一样,勇敢地站在祖先牌位前,大声斥责磕头跪拜是封建礼教,立誓废除这些礼节。不到一分钟,我的雄心壮志被我爷(乡音,即爸爸)一巴掌打碎。
类似的撕裂如今出现在我的小堂妹身上,她刚上初三,喜欢娱乐明星,对跪拜嗤之以鼻。我宁愿相信,叛逆的堂妹和那时的我,只是陷入了青春期迷茫的沼泽,如同冬天死去的麻雀并不知晓如何对抗霜雪的轮回。和我的爷一样,她的爷很快用巴掌平息了忤逆。
祖先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又如何保佑族人平安?就像牌位前香炉中的缕缕青烟,飘忽不定。
青烟氤氲中,我看到了大老爷的牌位,这才意识到,他去世两年了,已成了祖先。更老的老人还健在,大老爷不能入卷轴,老爷把他的名字歪歪扭扭写在一张黄色的火纸上。
前年,我给病榻上的大老爷磕头,他悠悠地说,“多磕两个吧,以后磕不着了”。不久便离世。老叟在世时烟袋不离手,大字不识但逢人便念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离开于庄,他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大老爷是老爷的亲哥,老爷忌恨了他一辈子。他们的爷就像余华《活着》里的地主福贵,卖地卖房败光家业,新中国成立后被阴差阳错划成中农。老爷是大炼钢铁的热血青年,眼瞅着将成为工人阶级,却被大老爷拽回于庄生产队。彼时家里已揭不开锅,多一个劳力多一份工分和粮食。
一族之风俗,一年之盛仪。大年初二,年的最后一天,也最隆重。下午三点,五十多名族人聚集到祖坟麦地,“送家堂,送祖先回去”。老爷点燃火纸,扬洒谷汤,祈福祖先保佑,稼穑丰饶,子孙炽盛。刹时鞭炮齐鸣,震耳欲聋。
麦子黄了又青,人来复去,只剩茫茫的麦田、桑树和新鲜的雾霾。几天后,我也离开于庄,漂回城市,继续学着如何出人头地。
我想,祖先更恐惧一个寂静无声的春节。离开,大概只是为了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