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还配得上一个人的爱吗？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不就是爱上她了吗？
珠宝男孩结婚了，还给卓思斯发了请帖，卓思斯很奇怪，他们只剩下朋友圈点赞的交情了，为什么还邀请她？或许在这段关系中，男孩觉得他们始终是朋友，而卓思斯一直是一厢情愿，可她又回想了他们曾经那样朝夕不间断的聊天，还有那些不曾挑破窗纸的约会，就像周五的傍晚，好像到来的一切都那么值得期待。
可这封喜帖让她陷入了一种怀疑，好像她只是被男孩随机投放好意的一个人，还是说一直以来都是她的误会。
或许是想从他们的再次见面中，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卓思斯不仅去了，还希望我能和她一起去，扮演一个不用明说的角色，让她不至于显得单薄。
那是一个典型的潮汕婚礼，早拍晚播的视频里，新娘早上五点钟就开始收拾了，一桌的饭菜她只吃了几口，看得出来只是为了拍摄效果。在新娘走出自己家回头拥抱父母的时候，卓思斯才明白这才是最适合珠宝男孩的新娘，也是他需要的那个类型的妻子，或许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是在去往终点的路上，他总想看看不同的风景。
在互相致辞时，新娘对着新郎说，和你在一起，总觉得未来可期。或许是因为现场气氛太幸福的缘故，当时卓思斯听了也觉得那就是幸福，可她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婚礼仪式结束后大家用餐，现场吵闹，有孩子跑来跑去，仿佛又过回原有的琐碎日子。卓思斯忽然明白了那种日子有盼头的生活，就是小时候的她，盼着父母数着日期的她。这种期盼在那时候来说，约等于幸福本身，但现在的卓思斯，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幸福”。
她觉得爱是当下的事，不是一个可供想象的未来，是具体的人在身边。
隔着人群，新郎看见了卓思斯，也看见了我，远远地点了一个头，卓思斯端着酒杯穿过人群，敬了男孩，把红包塞给了新娘，低着头回到我身边，然后我们一起离开。
在她和新郎交换的眼神里，我好像读到了一些内容，她转身后稍微有点失落的表情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不敢确认，在那短暂的寒暄里，我只是感受到了一点我和新娘才是外人的氛围。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看着窗外的景色，城市还是一样忙碌，出租车堵在白石洲的公交站台，我们下了车往里走。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已经从她的心里搬了出去，或者他们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她只是太疲惫了。而卓思斯却像得到了很多个答案一般平静，她只是不想说话，慢慢地消化着。
快走到下白石的时候，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忽然说：我请你吃饭吧。谢谢你今天陪我去，也谢谢你前段时间的照顾。
一个客气得像是拒绝表白的发言开头，打消了我所有的兴趣，我含糊着说突然有一个工作要处理，下次一起吧。我们就这样各自回了家。卓思斯好像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她两步一回头，我没有犹豫，上了楼，这种行为好像在说，这当然算不上利用，但确实让人感觉被当成了工具。
可我没有感到委屈，但我显得委屈好像能让我们之间发生点别的，利用她的愧疚，让她对我感觉亏欠，这样我们能一直有联系。可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思时，又觉得自己特别无聊，我走回房间锁上门，在小黑屋里，凝视着对面握手楼墙上的缝隙，好像密密麻麻地爬上了自己的心。
到了晚上，卓思斯忽然发微信问我，工作处理得怎么样了，要不要一起出来喝一杯。我穿戴整齐，在楼下等她，我们出来得太着急了，她问了一下，我马上就出门了，我们都没想好到底要吃什么。
于是就沿着街边摊，看着谁顺眼就坐下来吃一会，白石洲的选择太多了，我们吃了两个摊儿喝了点酒就饱了，然后一人拎了半打啤酒，坐在江南百货前聊天。
卓思斯突然问我，你说这人啊，找人结婚，有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有时候根据自己的需求，那作为对面的那个人，怎么能分辨出对方什么时候是真爱你，什么时候只是需要你呢。
我说这又不冲突，喜好可以变成需求，而需求也可能是因为喜好，爱都是有前提的，见色起意也好，求财心切也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对方到底图你什么，不要骗自己就好，坦诚地面对自己，也面对对方。话说回来，你想要的单纯的爱，不掺杂一点其他方面的考量，这种想法很正常，但是无条件的爱，只存在于母亲和孩子之间。可话又说回来，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爱，就是真的无条件的吗？我从小爸妈就告诉我，要听话，要懂事，要理解他们的难处。好像必须通过某种交换，付出了，才能有匹配的爱。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还配得上一个人的爱吗？
卓思斯说，如果以后我有小孩，我一定会告诉他，我可以无条件爱他，一定要有一个人这样告诉你，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是值得爱的。无论他听不听话，懂不懂事。
我说，这世界上最傻逼的事，就是让小孩，识大体。
卓思斯用手指了指我，频频点头，我们俩碰了一下酒瓶，一饮而尽。
我接着说：后来啊，我总觉得用付出来换取别人的爱，本身倒像是一种绑架，而这种付出其实只能确定一件事，就是自己能被别人需要，但我却无法确定，这需要是不是爱本身。可被需要的感觉又是那么有安全感，迷惑着我们不再去追问答案，就这样吧，挺好的，能一直被爱人需要。
我借着酒劲，小声嘀咕了一句，或者能被你需要。
卓思斯好像没听清，问我，什么？
我不知道她是真没听清，还是装没听清，我换了一句话，我说：所以我不想因为我帮了你而让你请我吃饭，我帮你，是我想帮你，不是为了让你请我吃饭。
卓思斯好像也有点喝多了，她说：我请你吃饭，不仅是因为你帮了我，而是我也想请你吃饭。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眼神已经有点模糊了，街边陆陆续续有人收摊儿，一个捡废品的阿姨打量着我们两个醉鬼，我把几个空瓶递过去，她放进小拖车，慢悠悠地跟着一个老大爷走了。
霓虹夜色逐渐褪去，我们俩就这样一直看着两位老人消失在视线中，直到空荡的街道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再聊点什么，好像把彼此的心事都说尽了，又好像彼此的心事都被对方说中了。
一起瘫坐了一会，她指着天空说，你看，月亮在我这边呢。我说你眼花了，月亮在我这边呢？然后她看着她的月亮，我看着我的月亮，各自沉默。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和她啊，就像这个晚上，我们不是日月星辉相互交映，我们太相像，所以注定是两枚月亮。
卓思斯开了最后一瓶，我却摇头，表示不再喝了，卓思斯说我扫兴。
我说我不能喝醉，喝醉了就没有人收拾残局了，我是个没有后路的人，因为没有人为我提供过后路，所以我得成为我自己的后路。但是今天，我没有醉，我就能成为你的后路，你可以喝醉，以后只要我在这，你可以一直醉。
卓思斯用迷离的眼神看了我一会，眼睛里含着夜色微微颤动，然后仰头继续喝酒。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和她到底会不会发生一点什么，会不会有一个新开始，会不会拥有共同的一个家，能为彼此破例，收留对方的童年。在笔直的街道里，藏匿我们的年轻，就像最冲动时那样，我们谁也没说约在哪，却一同下楼，路人穿插而过，看了无数张侧脸，却只为一个背影心动，然后停下来，在十几步的距离，灯火，街景，巴士，和上一秒飞蛾扑火，那一晚的隆重，或许只有我和她记得。
但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我喜欢佳蓝图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工作没有压迫感，领导不会强制加班，同事平时也很随和，虽然忙起来是真的很忙，但闲下来大家也自由散漫，领导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下级距离感稀薄，大家都处成了朋友。
有时候商务遇到急需求、项目周期很短的单，索性不接，郭总也怕经常加班把大家搞得怨声载道，所以他从来不提倡加班，也不敢在大家面前说加班。有一阵子实在忙得厉害，大伙都有点抱怨，刚刚收尾后又来一个新的大项目，新来的设计师想要表现一下，在微信群里问郭总晚上是不是继续加班。
郭总支支吾吾说：“你，看缘分吧。”
老郭很喜欢搞体育活动，喜欢打乒乓球和篮球，还组织了全公司规模的乒乓球大赛，以小组为单位报名参加。最后只有两个小组报名，争夺冠亚军一共用了八分钟，季军还是抽签的，居然还有脸整个颁奖仪式，我鼓掌的时候都笑岔气了。后来郭总觉得打篮球可能人多点，于是参加了南山区职工篮球大赛，第一年我代表公司去抽签，结果抽到了南山区武警支队，我们输了六十分。
参与体育活动不仅没有提升士气，反而让大家更丧了，就在这个特别丧的氛围中，公司接了一个同样很“低落”的项目，为有障碍人士设计一套卫浴系统。
每个组抽调了一些人，组成了临时特别小组，我们组抽调的是我，老郭领着大伙先进行一波市调和头脑风暴，希望带着疑问和猜测在接下来的用户调研中进行验证。
用研过程中有一个用户访谈的需求，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坐轮椅的小伙子。去之前我一直在犹豫，这个尺度不太好拿捏，我们摆得低一点，人家觉得过于被照顾，心里不舒服；我们平常放松一点，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没办法调研。
一直尝试着平衡，怕越线，又怕什么都看不见，直到调研的最后，我们要观察小伙子洗澡的流程，有几个地方他越是不方便，我越是要记录下来，有时他实在困难，我没忍住去帮了他，当时没什么，过程结束后他坚持要送我们到家门口，怎么挽留都不行。
我们前脚刚出门，想回头告别，他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我慌乱急了，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他哭着和我说：“以前我特别在意谁帮我，不想谁看到我这么弱，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你们的帮助了，我没有力气去坚持和反抗了，我没有了。”
我心碎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只能抱住他。如果一个人的意志是想要拒绝，那么他就有拒绝的权力，因为他是个人，是个完整的生命，他有尊严，能不要他不想要的东西。
我扪心自问，我们到底真的是在用设计去帮助他，还是以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慈善式的俯身拥抱，他真的需要这个产品吗？
过去我觉得设计就是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刚做设计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要抽离，要走出来，后来老郭让我成为人，要我自己走进去，要成为他，要感同身受，有时我彻夜不眠，觉得做不好，就对不起他们的血肉。
我把老郭教我的那句话打印出来，贴在了工位上，你是设计师，你是一个人，你也应该是所有人。
冯小宁和钢丝球分手了，他坦白说自己一直没能忘记隋佳佳，虽然他知道，自己只是隋佳佳的“过渡型”用品，和之前那些“日抛”或“月抛”的男朋友一样，隋佳佳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可以喜欢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人，当自己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她知道应该去寻找一个新的伴侣。
冯小宁以前觉得这样的人都很可怕，但他现在发现其实多数人都这样，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为了从隋佳佳的影子里走出来，他也找了钢丝球来过渡，却自我欺骗说重新开启一段感情，一切就会好起来，其实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有时爱情假借冬天之名。
让冯小宁意外的是，钢丝球并没有表现得很伤心，相反，她表示理解，并且很友好地和冯小宁说，在一起的日子里，她很开心，好聚好散就好，这让冯小宁的内心既惭愧，又别扭。
钢丝球只提了一个需求，她想把亮哥送小宁的那条拉布拉多带走。冯小宁知道钢丝球一直很喜欢狗，但他不知道的是，钢丝球自己一直知道，像她这种深宅又社恐的人，想要获取爱的途径并不多，她甚至尝试过作为第二选择，但是这次后她想开了，或许长久的陪伴只有狗狗可以给她，而那些临时一起往前走的伙伴，有时候可以同路，但不一定同道。
冯小宁看着狗狗被带走，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在微信上和钢丝球告别，顺便数落自己，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情又无趣的人。最后钢丝球对冯小宁说，这里是深圳，你不必因为自己的无情而道歉。说完她就把冯小宁删了。
分手后没多久，小宁接到家里的电话，爸爸重病，通知他马上回家，冯小宁都没来得及收拾行李，随便抓几件衣服，订好当晚的机票就飞了回去。
小宁到家后也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发微信也没回，大家都担心但是谁也不敢问。三天后小宁告诉我们他爸是肝癌，他暂时不回深圳了，让我们把他的行李收拾一下寄回去。
我和亮哥把小宁所有的行李打包好，发现只有两个纸箱而已，亮哥坐在其中一个纸箱上，低着头，懊恼地双手揪着头发说：“我们真的在这生活了一年多吗？”
我没说话，但我和亮哥一样难受，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稳定”都是虚有其表，任何一个变数都可以打破我们本就摇摇欲坠的生活平衡，好像这是打工青年的命数，拥有的一切都是侥幸，自己早该心知肚明。
那段时间我非常失落，想通过努力工作转移注意力，但物极必反，负责的项目都不是很顺利，有的提了好几轮方案一个都没过。
老郭让我自己拿着案子到客户那沟通，地点在宝安福永的一个工业区，几个供应商合租一个大工厂，到楼下的时候发现和我们对接的项目助理，在一棵荔枝树下仰着头自言自语，我走近一看，发现客户的大老板欧阳总正在树上摘荔枝呢，像个猴一样。
欧阳总是我接触过的最可爱甲方之一，虽然对方案的要求细节很苛刻，但他总能看出问题，让你心悦诚服地改，和这样的甲方合作，虽然痛苦，但是很容易进步。
欧阳总看见我了，在树上挥挥手：“小刘啊，吃荔枝。”
然后开始用荔枝砸我。
我一边接一边躲闪着说：“欧阳总您别客气，您吃吧，怪不容易的。”
摘了一小筐，他终于下来了，气喘吁吁，感觉马上就要撒手人寰，自己还叨咕：“以后得多上树啊，要不然身体不行了，小刘你也一起吧。”
我说：“欧阳总我就算了，我爬不上去，我还是跑步吧，我喜欢跑步。”
等他喘匀了，我们俩坐在树下，一边吃荔枝一边沟通项目，我拿着Pad给他看了新方案，他很满意，当即就敲定了两个去打手办。细节聊完后，我们俩互相寒暄，欧阳总说他是湖南人，深圳特别多湖南伢子，干什么的都有，他刚来这的时候只带了一个铺盖卷，那时候购物公园还是一片工地，晚上没地方睡，就在还没搭好的Cocopark棚架下面铺个垫子，一觉醒来，深圳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我听他感慨，也跟着感慨，我说刚来这的时候是兄弟三人，两年多过去了，少了一个兄弟，工作好像也没什么起色，整个城市的人好像都在跑，只有我在原地踏步。家里人好像一边看我笑话，一边劝我回去。
欧阳总沉默了一小会，忽然问我：“你刚才说，你喜欢跑步？”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谈不上喜欢，可能就是没什么别的选择吧，就只能跑步了。
欧阳总说：“这世间许多的事，就像跑步，你绕着这操场跑三圈，人们只看见你还站在原地，但你努力坚持，拼命呼吸的过程，没人知道，他们也不会问，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你给他们别的答案，他们未必愿意听，你若真做到了，看戏的人就会作鸟兽散，寻找下一个失败的人，来重复自己的先见之明。就像秃鹫在天空盘旋吼叫，你能做的，就是别让自己停下来，直到他们离开。”
2014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几个月，我来佳蓝图也快一年了，公司的一位总监级设计师离开了，把我的设计经理岳莹也带走了，岳莹离开时和周围同事交待了一圈，特意嘱咐我好好干，她一直在用的显示器留给了我，上面贴着一个便签，写着：“怎么做，是看清楚后的事。”
有一天郭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通知我升职组长了，我吓了一跳，不是不高兴，而是不明白为什么是我，论能力，有比我设计能力更强的，有资历和我差不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
郭总问我：“刘墨，你觉得做商业设计做的是什么？”
我想了一下：“是想法和创意？”
郭总摇摇头：“商业设计做的是经验。”
我打哈哈说：“那我经验也不太够啊。”
郭总看了几秒说：“但想要颠覆，必须要依靠经验之外的东西。”
我仔细品了几句老郭的话，好像被他拉着向前跨了一大步，我低头特别心虚地问：“郭总，为什么是我啊？”
老郭笑了：“你人缘好啊。”
我说：“这也不算什么优点啊。”
老郭食指像打拍子一样，有规律且缓慢地敲了几下桌子，说：“个人主义者，我让他成为英雄。团队主义者，才能成为领袖。”
说完老郭就走了，我在会议室里，慢慢抬头，观察头顶的吊灯，感受人生的第一次升职。
我升职后的第一个大项目，是替一个传统家电企业TXL规划空调产品线，这家企业原来是做黑电出身，但只做一样东西，始终经受不住市场的冲击，只有丰富自己的产品线，抢占市场份额才能活下去。
当时市场卖得最好的空调牌子是格里，够专业，做了几十年，老品牌，受消费者信赖，是行业标杆，也是所有竞争对手的靶子。
负责和我们对接的是TXL销售总监，姓文，说话轻声细语，很和气，他的需求也非常明确，直接摊牌和我们说：“我希望我们的空调造型和功能都和格里一样，但我们比它便宜几百块钱，老百姓就会买单。”
开始我并不同意这种想法，如果想要进入这个市场，不是首先就要树立有明显特点的产品形象么，跟着别人的产品形式走算怎么回事呢？
TXL的文总到底是做销售的，看见我的表情好像就察觉到了疑问，他推了推眼镜说：“我们做过调研，有真实的产品销售数据，同样功能不同造型的产品，消费者不会为设计买单，他们更喜欢便宜实惠的。我们设置了高端中端低端三个档次的产品，低端产品价格最便宜，只有一些基础功能，中端产品和高端产品一样的功能，只是设计没有高端产品那么漂亮，这三款产品里低端产品毫无疑问卖得最好，老百姓没我们想的那么有钱，不要被消费文化所蒙蔽。其次卖得好的是中端产品，因为很多消费者觉得我花了中端的钱，但享受了高端产品一样的功能，这样我们的高端产品就成了一个战略型产品，它的存在不只是为了销售，而是带动。”
这些话我确实地听进去了，也给了我启发，旁边有刚毕业的学生问同行来的老郭：“设计师为什么要听销售的意见？”
老郭低声说：“让听见炮火的人去做决定。”
后来我们真正走到家电卖场去看，年轻人很少，多是一些和我们父母年纪差不多的中老年人，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到县城，一些我们甚至没听过的牌子都在当地成了热销产品，因为它们足够便宜，满足基本需求就行。
老郭说，老百姓其实花的都是血汗钱，他们很注重自己的每一分钱，大家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富裕，那我们能不能做出性价比高的，好的，耐用的产品，去掉那么多无用的线条和造型，少开一套模具，价格能降下来点，他们就能实惠一点，这才是设计应该做的。少就是多，设计不是产品的一切，你要知道其实自己做的事情一点也不重要，这样你才能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们按照文总的要求，照着格里给他们做了一套方案，把该去的线条都去了，能不用复杂的工艺就不用复杂的工艺，本本分分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没有多余期待的部分，产品打样，生产上市，骂声一片，很多人说这些空调设计有抄袭格里的嫌疑，但它依然卖得很好。
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做，却还是有一点点疑惑，也许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部分，永远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提问，才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最主要的沟通方式。
产品真的需要那么多功能吗？能不能简简单单，考虑一下被这个时代落下的人？他们听不懂人工智能也不懂大数据，他们只希望开关调节整体不超过四个按钮，字体够大不用看说明书。这是设计师内心的“大数据”，我们看见自己做的“低端产品”走进一个个上了年纪的用户家里，心里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这个项目结束后我又带着团队接了一个老人手机的项目，我们每天到养老院去，观察，记录。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前半生的努力是为了好好活，那后半生的每天，他们都在琢磨怎么能好好走。一个人要非常努力，才能有个体面的收尾。世界只讨好年轻人，这群说死就可以死的人，不曾被聆听。
有一天，我坐在养老院门口的长椅边上，听见一个老头和另一个老头说，自己走之前要料理的事。另一个老头清了清嗓子回问：“死，还分时候吗？”
我听一愣，多好的对话啊。
后来同事从日本带回一套设备，只要穿上了，就能体验六七十岁时的身体状态，这样就可以感同身受地做设计了。
我体验过几次，发现衰老的可怕并不是离死亡越来越近，而是力不从心，身体各方面都跟不上了，很失落，也很绝望。做老年机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老人对触屏其实并不敏感，他们还是喜欢有回应的按键式老手机，但他们的触觉已经开始退化，有时候一个按键按下去，很长时间不松手，导致屏幕上总是一连串的同一个数字，他们再回去删，又都删光了。
于是我们改进，按键一次按下去，就只是一个数字，直到老人松手，也还是一个数字，不会有蝉联命令。等他再去按另一个按键，或者重复按这个按键，才会有新的数字命令。过程虽然缓慢，但是稳定，老人不会再按错号码了，他们能正确地操作了。
老年机的整个调研和设计的过程，就好像让自己也年迈了一次，不同的项目给我不同的经历，同样有了不同的认知。我忽然发现想要做好一件事情，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坚守遇见失守，局限遇到底限，妥善遇见妥协，原则遇见规则，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是始终不会变的。只要你尝试着理解他们，你就会遇见更多的生命形式，等你更多地理解了他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了。
而这份理解，你在关系中是拿不到的，只有跳出来，远离繁琐和交际，独自一人远远瞧着，它的脉络才会渐渐清晰起来，多年以后，你还会发现自己在一遍遍的更新中，有过许多不同的模样，或许是荒唐的，或许是愤怒的，慵懒的，但我希望，它们没有不真实的。
从那次醉酒后，我和卓思斯的联系变多了，无论节假日，我们都分享日常，或交流工作，两个人之间就差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我和她的事情丝毫没有向亮哥提起，莫名有一种地下恋的刺激，卓思斯也没有和方园透露，表面上，我们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工作狂，实际上我们从未停止交流。
我升职后我们决定一起出去玩庆祝，于是我们计划一起去香港一日游，找了一个周末，先坐地铁1号线到罗湖口岸，然后在通关的便利店买了八达通，排队过关，坐港铁到红磡。地铁上大家的穿着都差不多，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能感觉到自己和地铁上的人格格不入，我们能辨别出谁是香港人，谁是大陆来的游客。香港人也可以，他们总是一眼就确认你，然后神情冷漠地转过去。
卓思斯说，可能我们的脸上写满了好奇，而他们的脸上总是疲惫，香港的年轻人确实太累也太辛苦了，转念一想，我们也没必要同情他们。
地铁上外国人的比例也多了起来，各种族裔都有，他们有的表情放松，有的神情紧张，一个像是拉美裔的大叔彷佛几天没有睡觉一样疲惫，双手自然下垂坐在地铁上，挣扎着不让自己睡去。是不是大城市的地铁都如此压抑呢，我们俩都时不时看看地铁到哪了，还有几站，好像也跟着焦虑起来。
停靠红磡后我和卓思斯先去逛了香港理工大学，都听说这里的设计专业很好，遗憾没机会能体验一下，拍照留念后我们直奔尖沙咀，拐到维多利亚港时，看见了大海对面的中银大厦等一众建筑。我们慢慢靠近星光大道的围栏，海浪拍打着海浪，建筑重叠着建筑，尽管是白天没有灯火的加成，我仍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繁华，仿佛为了追赶这个城市连大厦楼顶的云朵都加快了速度。这里是香港，亚洲金融中心，是童年很多电影的集合，是那个梦里出现的地方，也是很多梦开始的地方。
或许卓思斯也对这样的繁华有一点好奇和一点畏惧，毕竟我们都突然间地见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向我这里靠了靠，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很自然地牵起了她的手，好像要和她一起面对未知一样，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
那天我们手牵手游历了维港，然后去了铜锣湾闲逛，开玩笑说不知道哪个酒吧是陈浩南罩着的；午饭我们选了一家翠华茶餐厅，那里的番茄沙律每片都很大，都是取的番茄中间弧度最高的部分。吃完后我们又一起去了港大，下午又回到了维港，我陪着卓思斯买了些化妆品，然后又在附近选了一家能看见维港夜景的泰国餐厅，领班是一个非常专业热情的东南亚人，脸上永远洋溢着微笑，服务一直小心翼翼。吃完后我们看着夜景，卓思斯说，真美，但又觉得好累。
像对大城市生活的集中总结，向往又失落，可我好想她不那么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们俩去坐天星小轮，海面上翻滚着城市的夜景倒影，卓思斯站在船边让我拍照，仿佛她的影子也在漩涡之中，参与了浩瀚的繁华后，牺牲掉了。海风扬起她的头发，像上一代亲友出海旅游的复古照片，那么亲切，那么勇敢，又有点对未知的恐惧，然后时间就这样偷偷溜走了。
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和她有个家。
亮哥的父母负责又称职，但他们没什么关爱。亮哥入职金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他和妈妈在大街上遇见亲戚，妈妈会指着金利手机的公交站牌广告说，我儿子就在那上班。
亲戚说，你儿子听话又聪明，真像你。
亮哥妈妈说，哪有，不像我，也不像他爸，不知道像谁。
亮哥在心里嘀咕，你们也不想我像你们，因为你们也不喜欢你们自己。
无论亮哥多大，每次这样被妈妈介绍，他都会一瞬间穿越回小时候，变成那个突然被点名数落的孩子。所以后来妈妈叫他一起出门，他就不再去了，直截了当地拒绝。
妈妈显然不太习惯这种忤逆，但她又没什么办法，只能换上一种嘲讽的语气说，哎哟，出息了，在大公司上班了，翅膀硬了，指使不动你了，行吧，以后在那边要是成家买房，可别又想起来东北有个妈。
亮哥回头看着妈妈，他不觉得生气，更不觉得难过，他只是觉得妈妈可怜，是怎样的苛责和压迫让她变成了这样一个人，用最大恶意的揣测和讥讽企图来换回激烈的回应，只为让自己的敏感显得不那么敏感。
返深离开沈阳那天，他是早班机，妈妈少见地起了个大早，包了顿饺子。东北老话是上车饺子下车面，这是亮哥算上求学在外的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种待遇。
亮哥吃着饺子，心里五味杂陈，妈妈手上还有没擦干净的面粉，亮哥看了看妈妈的手，妈妈蹭了蹭又拿到饭桌下，刘海自然地垂下来，和法令纹叠到了一起。她老得很快，老到那些嘲讽也显得绵软无力了，这个亮哥只想逃离的家，他不再有恨，却也不过多留恋，更多的是“算了”。
吃完饺子下楼打车去机场，妈妈裹了件羽绒服也非要跟下去。上了车亮哥开了车窗和妈妈说，妈，明年见。
说完车就启动了，亮哥在车里回头，看见妈妈头也不回地往小区走了，他想，妈还是那个妈。
可等他在机场排队安检时，接到了爸爸的电话，爸爸问他跟妈妈说了什么，他妈妈到家后一直哭，是那种嚎啕大哭，还不让问你。
安检通道的工作人员催促亮哥，快把手机放进安检的小箱，亮哥挂断电话，过了安检门，工作人员拿着金属探测仪和亮哥说，抬起双手，亮哥站在安检台上，抬起双手的瞬间，眼泪也掉了下来。
方园总觉得亮哥事业心不强，在这个城市如果你不拼命工作，那工作迟早和你拼命。方园怕这种安逸的性格会让亮哥的事业不温不火，并且一直住在白石洲。
低廉又美味的地摊加上白天的CBD大楼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仿佛在这个城市暂时性地进入了安全区，实则是在慢慢下沉，直到耗尽青春，变成负资产，向二三线城市或老家抛售肉身。
可工作这种事急不来，于是方园提出，她，亮哥，卓思斯和我，四个人一起搬离白石洲，换一个环境。
我升职后涨了薪，工资来到了快一万，偶尔还有一些项目提成，日子宽松了许多。大家好像赚得都比以前多了，于是都觉得换个更好的地方住也不错。
卓思斯和方园一起找了两个月房子，考虑到四个人的通勤，周边的便利及性价比，最终在学府路南航公司旁边看上了一个小区，康乐大厦，月租四千能租个小两室，有一层楼，六个房子是同一个房东，一个来自辽宁的阿姨，可以同时租给我们两套。我和亮哥高兴之余也咋舌，有钱人的生活，真是我们没法想象的。
两位姑娘替我们找到了好房子，我和亮哥主动包揽了搬家的所有工作。我们俩找了一辆货车，好不容易开进白石二坊，然后往下运行李，我和亮哥加起来一共六个箱子，方园自己就八个，卓思斯六个。
亮哥搬完后整整瘦了一圈，我也快虚脱了，我们气喘吁吁地坐在货车后面，慢慢驶离住了两年多的农民房。
货车开上白石中路，我们看着手机店、小吃、嘉旺，逐渐远去。亮哥累倒在方园怀里，又强撑着直起腰，回望着道路两侧的建筑，风吹起姑娘们的头发，冰箱的门微张着欲言又止，好像是离开的仪式，我们和所有的行李，落在一艘残破不堪的小船上，飘离了曾经接纳我们的地方，小船驶入深南大道，飘进了未知的海域。
2014年下半年，我们离开了白石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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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墨闻 编辑 | 方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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