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上海赛狗是新兴而时髦的赌博项目。旧上海曾有三处跑狗场：公共租界的“明园”，法租界的“逸园”，西区的“申园”。因涉及赌博，1933年3月，公共租界当局勒令明、申二园关闭，逸园以变相方式，得以维持。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逸园停业，原来的跑狗场被改建为上海文化广场。
要讲“逸园跑狗场”的故事，差不多要从九十年前说起了。那时，上海已经开辟了所谓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伦敦的走私贩、巴黎的贩毒商纷纷来到上海，与租界的统治者——英、法的驻上海总领事和官员们勾结起来，招摇撞骗，胡作非为。
这些人中，有几个法国无赖，在本国混不下去，也溜到上海来，整天在酒吧、舞厅里鬼混，和一些洋行经理、中国商人勾勾搭搭，想出了一个骗钱诈财的办法，办起一个“万国储蓄会”。万国储蓄会初期总资本仅有白银6.5万两，法郎200万，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注册，并在法国贸易部和中国政府财政部登记备案。万国储蓄会早期的董事会共六人，其中包括中国宁波商人叶琢堂。董事长先后分别为法国人范诺（Rone Fano）和部亭（Jean Beudin），经理为荷兰人司比门（Michel Speelman）。他们打着“储蓄”的招牌，并且拿什么“十五年还本”、“巨额奖金”作幌子，吸引了大批储户，巧妙地掠夺钱财。不到几年，这些法国无赖就纷纷变成了大富翁。
其中有一个名叫邵禄的，也发了一笔横材，于是开始建大楼、造看台，开设起一个骗钱的大赌场——“逸园跑狗场”。为了蒙蔽人，还给这赌场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法商赛跑会”。赛跑的是一条条洋狗，这些“赛跑家”就成了“洋大人”的宠儿。
有一条狗叫埃洛弗林，本来这是一个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它生长在巴黎，飘洋过海到了上海。埃洛弗林一到上海，“跑狗场”的老板就派了汽车接它，送到徐家汇的养狗场。养狗场里面盖了整齐的“狗公馆”；水泥地，木头床。冬天有火炉，夏天有电扇。埃洛弗林吃的是面包、泡牛羊肉汤。面包是由一个英国兽医特制的。
每天一大早，埃洛弗林刚起身，就有人送牛奶给它喝；它吃好早饭，又有人带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散步，跟伙伴们在草地上赛跑。老板为了训练狗的赛跑速度，特地从天津运来了大批野兔子，让这些“赛跑家”们追逐、吞食。埃洛弗林每跑一阵，养狗场的中国工役就给它洗澡、梳毛，兽医还特地给它进行“健康”检查。
有一天，老板用汽车将它送到跑狗场。埃洛弗林和它的同伴们先在场里的狗棚里休息了一会，便有人替它们穿上绸制的“号衣”。“号衣”分红、绿、黑、黄，蓝，紫六色，上面写着“1”、“2”、“3”、“4”、“5”、“6”的阿拉伯号码。埃洛弗林穿上了“3”号衣。
下注的买家，如果买下的狗在比赛中得了第一、第二，除了分到一笔彩金外，即使没有买狗票，也可以在彩金中抽成头。法国老板知道今天买“古得摆”的票的人多，买埃洛弗林的票的人少，就叫自己家里的人买了“3”号狗票。然后，通知跑狗场里的养狗夫，在比赛之前，给“古得摆”打了一针“白兰地”，“古得摆”就象吃了酒一样醉醺醺地，跑不快了。比赛时就远远落在埃洛弗林的后面。这样一来，埃洛弗林得了第一，这一场的彩金就全部装进了法国老板的口袋中。
法国老板赛狗时，要哪一条狗跑赢还是跑输，事先都可以布置圈套。有时，把电兔故意放慢，让跑在前面的狗以为能抓住它，脚步迟缓了，却让另一条跑在后面的狗追上去。有时，给几条狗吃得过饱，跑不快，那吃得少的狗就敏捷得多。所以中奖者只是少数的阔人，大多数的普通赌客，十有九次总是输钱。法国老板们靠了埃洛弗林这些“赛跑家”大发横财。
以1931年到1938年这一段时期来说，除了交给“法租界”当局的巨款以及各项开支外，还盈余了三百六十余万银元。老板们更肥了，那时他们单单房产一项，就拥有土地一百十六亩，大小房屋二十五幢，其中一幢是五层的大楼，三幢是花园住宅。他们的生活也穷奢极欲。 有一个法国老板的妻子，单是穿的鞋子，就可以装满一屋。每一双鞋子只穿一次就丢掉!
在跑狗场工作的外国人，大多是流氓，他们都拿了很高的工资。当时有一个法国经理，每月工资二千五百元，既免费供给汽车、洋房，还有红利可分。最低的也有三百元。可是中国工人的工资，却低得可怜，最少的只有十八元左右。有一个工人，迟到了五分钟，法国老板就要开除他，还是经过工人们的抗议，才没有敲掉饭碗，那时，失业的人多，饿死的人也不少，跑狗场里的工人也只得忍气吞声。象埃洛弗林那样的狗，一个月要开支就要好几百元，很多人过的都是“人不如狗”的日子。
1931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水灾，好几万人流离失所。“跑狗场”的法国老板利用大家同情灾民的心情，借了救灾的名义，登出了“跑狗救灾”的大幅广告，想狠狠地捞一把。“赈灾大赛”轰动了上海，狗场里，每天要举行十多场比赛，做近廿万元的生意。“赈灾大跑赛”结束，跑狗场主人给了国民党政府七万元，可是那一年，跑狗场献给法国总领事的钱却有一百二十六万元。 而国民党政府的七万元，实际上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救灾上，大部分都给他们私吞了。饥饿的灾民没有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面法国老板却用救济的名义，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
当时，有些报纸的“本埠新闻”栏内，经常登有因跑狗输得倾家荡产而自杀的报道。譬如有一个商店的职工，投黄浦江自杀了，留下的遗书上写着：他辛辛苦苦的积蓄，都在跑狗场里输光了，走投无路，只得扔下妻儿自杀。
这些情况，终于激怒了中国人民，纷纷要求取缔这个大赌场。冷酷的法国老板只是笑笑，因为他有一个大靠山，就是坐地分赃的法国驻沪总领事。总领事和官员们接受“跑狗场”的贿赂，当然庇护这群狐群狗党了。听到中国人民反抗的呼声，法国驻上海的官员打着官腔，对新闻记者公开说：“法租界内跑狗应否加以取缔，须归法国驻华公使与法国外交部决定，上海法国总领事无权过问。”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直到上海解放后，跑狗场改成了“文化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