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多权的窗户闭着，窗外几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飘落，如同十七年来这间屋子里的时间流逝。
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他家在豹溪沟顶头自生桥的院子，在院子里是走到头的一家。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
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十七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两万块，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大数，甚至超过现在福布斯榜上首富们的资产。
王多权让母亲买安眠药，说是失眠。母亲去到镇上的药店，医生问了情形，告诉她儿子要的不是睡眠。母亲开始提防，不让房子里出现带刃的东西，墙上的电线使她忧心忡忡。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地生存下来的矿工们来说，在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王多权：上半身成人的躯干之下，是萎缩成孩子的腿。
那场哑炮爆炸事故后，竹园沟的邹树礼在山西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最初的黑暗时期。是完全的黑暗，连人蒙上眼睛在黑暗里能够看到的那种光的斑点也看不见。像是从下井时的罐笼中不慎摔落，坠入一个永远也坠不到底的矿洞。
最初一个月，他总在想着摸索着下床，越过病房里另外一张床铺，攀上窗台然后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坠毁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热水瓶。
时间，只有时间，把黑暗熬炼得可以接受一些。让别的感觉生长出来。
熬制的过程太长，不是每个人都能熬过来。在八仙镇街一间不起眼的卷闸门里，杨波已经在一张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没有让世事好转一些，小时候因为一场脑膜炎成了哑巴的杨波，无法对侍候的母亲表达他的焦躁，只能使劲抽烟和喝水。“心里火上来了，一夜要喝一电壶。”母亲秦万美说。杨波的腰眼上长了四个两寸宽、四寸长的褥疮。双腿变成了我们在乌干达难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两根骨头，和王多权或其他伙伴的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对下身毫无感觉，使他们敢于把这样的痛苦承担下来。虼蚤河的黄国林掀起被子，让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问。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恶臭震住了。“肛门烂完了。”他说。
王多权曾说，十七年里想到死有千百次。“但现在已经熬了这么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刚回家的时候，因为胃坏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进，家里给王多权买好了棺材，“冲一冲”。棺材进门之后，王多权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来，似乎在死亡门槛前打了个激灵，把迈过去的一条腿生生收了回来，不管以后还能走多远。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竹园沟紧靠山坡一间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了双腿的刘光友一个人躺着，表兄三年前在这张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顶中压断了尿管，身上没有干的时候。他虽然有双腿，却羡慕刘光友能坐在轮胎底子上，跟别的单身汉玩牌。摆脱不了的尿骚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气。
高章平在双河口大路边过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
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补偿...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学习康复，拉伸上身已经萎缩的筋脉，直到能够坐轮椅。这是一个疼痛的被极度拉长了的过程，高章平一个人完成了。但是坐着轮椅在山上做不了什么。高章平向村委申请批一块地基，自己住到大路边上，做点小学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顾。村里批给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来之后，小学校撤并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块，涨到后来的一年一千，到一千四百四十，到两千四百，到去年的两百五十元一月。一条河能养活一河人，一滴水能养活一朵苔藓，高章平用两张钞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腌酸菜，烧天然气省煤块，用便宜五分钱的价格买米面，还出烟钱请人种了一个小菜园，拔菜时请过路人帮忙。
坐在轮椅上，高章平打理着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饭，用大盆架在砖头上洗衣服，在篱笆上晾干，生炉子烧水，上下床，上厕所。厕所是大路边最干净的，便槽用一块石板盖住。
大小便永远是最困难的事情。多年中高章平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像所有长期卧床或坐轮椅的难友一样，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终究不怎么能控制，只能记着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带着一个导尿管。外人看不到这个导尿管，小屋里也没有飘散着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气息，虽然这只是廉价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篱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闻的味儿。春天来了的话，这间河岸上的小屋气息会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园里和路旁开起来，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权不能像高章平坐轮椅上厕所。但他把握住体内一种特殊的感觉，得知大便的时间，能够自己收拾。自从小学撤并，母亲带着小侄女去镇子上陪读，父亲在地里奔命，他必须学会自理。他用双手把自己萎缩的下肢翻过来，像少年时在山上炭窑里翻弄烧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严的门槛，那些绝望了的难友正是倒在了门槛外面。但过了槛并不意味成功。躺倒之后被无限拉长的岁月，仅凭熬终究是熬不到头的，床头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所有节目接起来，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长度。如果一个矿工在残废之后多少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
最初几年，母亲常陪在王多权床边纳鞋底，卧床三年之后，王多权开始学针线。起头是给赖在床头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侄女做一双小鞋垫，然后是鞋子。再一步开始赠送亲戚。王多权在上学时纳过铺盖，缝过扣眼，他的针线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缠枝花卉，随着在这张床上的岁月层叠，在他的想象中和针脚下变得越来越繁复，超出了母亲和普通纳鞋垫的人的程度。王的鞋垫开始有人买，从做工简单的几块钱一双，逐渐上升到几十块，直至卖出一百块一双的“天价”。
从去年开始，鞋垫的面积又容纳不下王多权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积更大，绣功更加复杂的十字绣。眼下王多权的床头上方悬着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绣，内容是“家和万事兴”，床里还收着一幅成品，画面是大朵簇拥的富态花朵，大约是花开富贵。开始十字绣之后，王多权很快进入了入迷状态。“晚上七八点开始，做七八个小时。白天十二点做到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给自己规定了工时，但总是在一针一脚中织出又同时忘掉了时间。
和墙上与小侄女合画的水彩相似，这些刺绣依照的针脚图案与市面上没有两样，但在这间小屋里，却似乎有些别的气质。就像阴坡的竹园沟，对坡土地晒化了的日子，沟里还积着有些变成蓝色的雪，沟里多数的年轻人是单身汉，似乎在坚持着什么。
没有人确切知道，邹树礼坚持的是什么。回到竹园沟以后，邹树礼用十九年时间，一点一点学会了从家务到坡上的农活，直到完全恢复失明以前的劳力。他的上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这大约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灯的时间。夜晚不会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强度，寂静使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觉更真实。他在坡上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当露珠浑圆成型，最勤快的邻居起床的时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十二点再出坡，做到下午五点钟。
王多权的劫后人生，像一幅未完成的刺绣，永远无法添上“花好月圆”的标签。
贝克特说，世界是一条用七天时间赶制的蹩脚裤子。竹园沟的地形，正像是一条溪沟岔开的两条裤腿。在长达十六年的黑夜里，邹树礼终于把这条裤子完全摸到了头，有些地方比睁着眼时更明白。他种着四亩来地和菜园，前几年还喂着两头猪。养活自己之外，还补贴在镇上开食堂的儿子。
在竹园沟的山坡上，不少搬迁的人家土地已经荒废，邹树礼种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旧裤子上新鲜的补丁。
秦万美知道，儿子没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钢板的脊背烂出的洞，怎样也填不起来。
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进去，“还精绷一天，就照顾他一天。”以后的年月，则希望他的后人接得上。后人是眼下在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秦万美让媳妇承担白天的照顾，把繁重的晚上留给自己。架子床头连着儿子的床脚，床头上安了一个小灯，方便一夜三次起床为儿子翻身。
在心里，她并不只是在为眼下这个瘫在床上的儿子翻动身体，还为着从前那个人见人爱的老三。“会撒网钓鱼，会打枪。晚上拿大手电上山，金鸡都躲在树扒里，被他拿手电一照，就不动了，一枪一个。”作为娘，她无法把这两个儿子区分开，像镇上有些年轻媳妇，一看人送回来不是好手好脚的了，就不认人了，三两年拖死，拿着补偿款改嫁。
秦万美觉得，同样是哑巴的儿媳妇还没跑的原因，是杨家当街的楼房，日常不断线的零钱，和自己的百般维持。
父母与残废儿子之间的关联，并不只是爱，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万美在街上两家小吃店义务刮土豆，得到土豆皮喂老屋里的猪。在医院工作的大儿子觉得她没事找事，秦万美却觉得这样心里畅快。今年秦万美的腿里长了骨刺，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倒像是更能体会到儿子脊背里的感觉。狮坪村二道沟口的刘云付，大儿子死于塌方，二儿子得了尘肺，刘云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时肺里只剩下一把黑心棉。幺儿子又在打工中出了车祸，落下脑震荡。刘云付是文化人，当过并村前的会计，但他逐渐认定自己属狗，就得按照一条狗的命运生活，失去所有的后人。这样想通了，刘云付觉得心安。
相比之下，单纯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鸟，在大难面前显得单薄了些。自生桥的王礼敬四十岁那年因为卷扬机事故双大腿截肢，在家里过了六年，像个孩子一样，时常由妻子背进背出。当着外人，妻子流泪说他“生不如死，死了还好些”，王礼敬沉默不语。
二道沟口院子的伙伴张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场冒顶中遇难，冉秀富的媳妇李小梅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和一笔欠账，改嫁给张成友的小弟弟张成义。“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响。”冉的遗像也烧掉了，留在李小梅记忆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场里冉秀富修整过的遗容，“红润润的，就像有喜色”。过年上亮的时候，两个孩子由继父带着去给生父上坟，李小梅不便在场。
王多权那年去山西是为了挣钱结婚，出事之后，未婚妻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但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终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侄女。弟弟和王多权一样人才出众，不乏女孩子喜欢，但她们却难以面对家里一张床铺的现实。
在她们之先，世界对这张床扭过了头去。
王多权卧床之后，多年里没有办到残疾证，镇民政科的人说，这个证没有意义。汶川地震的时候，王多权给民政局写信，要求捐献鞋垫和反映低保的事，民政局领导上来了一趟，送给王多权一只轮椅。
但王多权仍旧没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为工龄补助，由往年的村干部领取。一个镇上的能人说，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应该由他这样的人得。
石水沟夏秉强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山西井下死去，一个儿子得病死亡，八十六岁的她自称“所有亲人都死干净了”，却没有领到低保，村上认为她大儿子六年前的事故赶上了好政策，赔得多。大儿媳妇刘厚碧说，这笔赔偿都被儿子用于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个人在地里奔。
乡人说，八仙镇山高苦寒，土地养不活人，除出门打工别无活路。李小梅的现任丈夫依旧在下矿，眼下辍学的儿子又进了铜川的煤窑。除了多嘱咐两句小心，李小梅做不了更多的什么。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但煤灰仍旧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但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但远离矿难的现场，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强的二儿媳在丈夫遇难后，跟着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挣钱，因为个子矮，被顺杠子滑下来的石头压死了。去年夏天，因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王多权只能听见小侄女惊慌地呼叫，和父亲一声声更微弱的回答。等到母亲喊人回来，父亲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围，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
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
邹树礼的脸，有爆炸中浸透了煤灰，像“青面兽”杨志，曾让小孙子害怕。
亡者在世受熬煎
听我歌郎道一番
你在山西为好汉
抛下妻子挣银钱
到头做了家乡鬼
一抔黄土实可怜
正月初五，陕南的夜空飘下雪米子，触面含有疼痛。天气陡变，院坝里新添的几点灯光，和丧歌一起抖索起来，坐夜的乡邻凑近了火炉。都官吩咐歌郎，开歌头烧纸的地点离大门近些，孝子只有两个女孩，跪远了受不住。
这是一场陕南山区常见的葬仪，逝者的灵柩停放在堂屋，歌郎带领孝子围绕棺材整夜行走歌唱，亲戚乡邻围炉坐夜，陪伴最后逗留家中的亡者灵魂，清晨落土为安。在亲友们看来，棺材中的死者尚有知觉，能呼吸领受生者情谊，并非只是尘土的遗骸。
稍为特殊的是亡者黄均兵的身份年龄：四十六岁，尘肺病矿工，死于2013年农历除夕，正是一家掌灯吃年夜饭时分。
黄均兵没有奢望亲尝年夜饭，他只是想吃半个橘子。刚在妻子刘金芝的臂弯中仰坐起来，肺里的气立刻接不上，只好马上倒下，中断的呼吸却没有回来。小女儿手里剥好的半个橘子，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念想。他没有呼吸到2014年新年的清冷空气。
作为一个有呼吸和感到疼痛权利的人，他实际上过世更早。命归尘土之前，肺部已提前化为尘灰。芸芸无计的矿工，在山西的矿井中出卖了廉价的劳力，却无偿搭上了呼吸的权利。
失去劳动力之际，他们的性命像弥漫的粉尘毫无价值，在远离国家、社保和法律的地界飘落，亲人的手指也无从握住。
在陕渝鄂三省交界的平利县广佛镇，更著名的是华南虎的传说，尘肺的故事并不动听。拥有一场丧礼和身后歌咏的黄均兵，已属同侪中的幸运。歌郎的唱词并不写实，黄均兵的居家并不亮堂，光线有所欠缺。和多数从高山搬下坝子的扶贫搬迁户一样，买的是原住居民的老土屋，贴近山坡，遮掩在靠马路联排的“新农村”楼房后面，含有初来者的卑微内敛。
由于长期治病的花销和补偿阙如，这些房子内部往往徒有四壁，和斑驳莓苔的瓦顶，正像主人被疾病剥蚀的身体。
在正月初六的丧堂上，火炉旁坐夜的一圈人中，三五成群是尘肺病人或家属，从高山搬下镇子，买了本地居民闲置的老宅子，就近看病。这像是一个尘肺病人的生死聚会，火堆旁的活人背后，有更多逝者的身影，像灵前的烛火闪烁飘动。
飘忽的亡魂中，很多人无缘度过丧堂一夜，得到歌郎言词的讽赠。银池队的谌启冬卖掉了镇子上买的房子，回到高山上自家的老屋场死去，搬空的山村里只有风声。鸡公峡口的柯尊玉在亲戚家的灶屋里断气，相依为命的哥哥正在屋外洗碗。断气前漫长的辗转消磨中，病人们的生计和亲情往往先行断裂。
这份断裂是软弱无声的，没有矿难现场的硝烟和响动，似乎无需问责赔偿。和相邻八仙镇的瘫痪矿工一样，尘肺矿工的余生是一个拉长了的消音过程。连亲人的悲痛也被时光损耗，像歌郎转夜的调子一样低回无力。
但这份断裂又是真的。在富强梦和病人肺部被掠走的呼吸之间，在城镇化的熙攘和像眼睛一样搬空了的山坳之间，有什么东西破损了，什么地方仍在疼痛。
即使，这是微不足道的尘土的疼痛。
“气不够了。”
刘金芝用这个尘肺病人的成语，描述丈夫的临终。
每口吸气都不顺利，像是利息高昂的赊欠，有一口没下一口。日常最无需代价的权利，成了无法承担的劳作。无处不在的空气，则如借贷者显出了吝啬。
呼气同样艰辛。肺中的废气出不来，拉长为嘶哑的喉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像是拉坏了的风箱，维系着奄奄一息的生命炉火。
成家立业在鸡公峡高山地带、生下一双女儿的黄均兵和刘金芝，长年感受的是经济和劳力的短缺。为了养家，只有无尽地出卖劳力。没想到有一天，空气会不够用，呼吸要拿钱买。
去世前几个月，黄均兵吸掉了二十几钢瓶氧气，外带众多的吸氧包。这些数字背后是累积的负债，像勒紧的喉头不可持续。
“氧气打得没希望了。”前年10月的广佛镇病房里，文清香不忌讳地谈着丈夫林志学。林志学半躺在病床上，对着床脚斜倚的氧气钢瓶。仰卧并不能使他觉得舒适，他坐了起来，佝下头。这个姿势也没能使他呼吸得容易些。他往前倾倒，手肘和头部倚住生锈的氧气钢瓶，似乎最后的依靠。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瓶氧气。
文清香刚从东莞的玩具厂车间赶回来，她只请了二十天假，有人说她是“专门回来拔管”的。在医院病房里，脸色鲜艳、一身红色工装的文清香抱着一岁多的孩子，似乎是对面如死灰的林志学的某种抚慰。却又使人不免悱恻地感到，这对夫妻或曾相濡以沫，眼下却咫尺天涯。尽管他们一起呼吸着病房中有药味的空气。
睡眠是另一项奢侈。白日黑夜，没有一种姿势可以片刻安顿，没有一秒钟可以用来入睡，只能勉强靠着。也就没有可能解脱呼吸的重担，没有在无知觉中放弃呼吸的机会。清醒却无力地感受肺叶的风化，数算自己剩余的呼吸，直到最后一口。去世之前，胸片上只剩下一把黑心的棉絮。
棉絮似乎即刻要燃烧起来，却又在缺氧的胸腔里闷熄。柯尊玉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每天晚上要喝掉一热水瓶水。三九寒冬，黄均兵总说自己心里烧，要脱衣服，体温计却测不出。“让他喝水，他又不肯，说没用。”妻女只能一次次把他掀开的被子又盖上。
空气的短缺稀释了血液，循环微弱，看似完好的四肢已成摆设。最后一个多月，黄均兵的大小便都在床上，由刘金芝和大女儿拾掇。血流循环不足以供养视网膜，松河村二十九岁的李仁平在去世前半天，告诉妻子说他看不见人了。
呼吸欠缺之下，食欲变得不重要，床头柜上的洋瓷碗里，瘪瘪地干结着半碗剩下的面条，似乎已不适合称作食物。身体单单靠着呼吸供养，日渐衰竭，然而在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并不提前退场。
退场之际，身体衰竭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说是皮包骨头，他是皮都包不住骨头。”中等身个的黄均兵，去世时只有五十斤左右，上初一的小女儿黄燕已可抱起来，“像小弟弟”。提到这里，她眼泪下来了。柯尊玉去世时的身体是“一包刺”，扎疼了哥哥的手指。
最终的离世，看起来是宁静的。身体完全放弃了求生的斗争，没有恐惧和疼痛挣扎的体征。尘肺救助组织“大爱清尘”，曾经用监听仪器录下垂危矿工肺中的声音。像是落满尘土的磁带，只余嘶嘶的回音，让人怀疑，生命及一切有价值之物，在这里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甚至也算不上有一场真正的死亡。
2011年秋天，谢有钱站在半溪湾的庄稼地头，将一捆刈割好的玉米秆子抱上三轮车。万物成熟干枯，院坝上收割的玉米成堆，未剥开的苞壳半露着金黄色。
这看起来是一幅完好的收割者油画，却在不起眼的地方破了一个洞。
一年多前，在铜川矿务局医院里，长年抱着钻机打眼的谢有钱，被医用钻头在自己的胸腔上穿了一个眼，像在矿坑底层排涝那样，抽出胸腔里的积水。
胸口上有了这个洞之后，谢有钱不再是一个完好的矿工，被矿上辞退，并无补偿。回到家乡，他也不再是一个完好的农民，不能干重活，爬上坡。半溪湾玉米地里的收割场景，只是他勉励支撑下的最后一幕，再也不会重现。
在黄均兵的丧礼上，谢有钱凑拢着炉火，避免使变得敏感的胸腔经受寒意。他已经放弃了老家的庄稼地，在镇子附近过着无所事事和打针消炎交替的日子。街上的热闹他并无份额，搬下镇子目的是便于就诊。
棺材里的黄均兵身上也有一个洞，只是在肋部。他和炉火旁的很多伙伴一样，也曾经是能干的炮工。在山西和甘肃矿井下的诸多行当里，炮工是工资高、有技术含量的角色，一般要和包工头有老乡或亲戚关系才能抱上钻机。
炮工是雪白的，白得望不见自己的手指，白得要用钻机的风将脸上身上的粉尘吹干；运煤工和渣工才是人们熟悉的只露出眼仁的黑色。尾随炮工开创的工作面，裸体背着一袋袋矿渣匍匐而出的多是大凉山区的彝族人，在矿工们的行话中被称为“背佬”。炮工身上的白色粉尘和他们抱着的银色钻机一样，在黑暗的井下是某种颜色的骄傲。
抱上钻机，需要某种老乡或亲戚人脉。20世纪末山西矿井的“战国”年代，数万矿工云集金矿产地繁峙县沙河镇，广佛镇人曾叱咤一时，他们推举“领袖”，械斗火拼掉了贵州人，占据了繁峙国有大矿和“黑口子”的劳务和承包权，延续至今。以后又扩张到甘肃，广佛镇涌现出连绵成片的炮工，带回家乡的工资变成了松杉河两岸第一批洋楼。往往走到一条沟岔深处，迎面撞见扎眼的贴瓷砖门面。
没人想到瓷砖的颜色会黯淡，炮工会成为炮灰。谢有钱的一个哥哥，并不会打炮，只是帮着扶了两个月钻机，“两个月就够了”。如今这个哥哥已经躺在地下。即使是渣工，由于总被老板催促在放炮后烟尘未散时进入工作面，也会被株连。
一个如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当年从矿工行列中一路打拼出来，肺部也积下了灰尘。当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插管洗肺的一刻，顿时感到“性命成了很悬的一件事情”。在洗肺后的观察室里，他想到了留下遗言。
白色的粉尘附着肺泡，变成X光片里完全的黑色，像一件下井穿的棉衣，无论怎么样的冲洗也不能使其透明。二期以上的，像棉衣穿久了经不住冲洗，只能等待慢慢腐朽。更多的人，由于无钱清洗而坐等腐蚀。
2012年秋天，我在广佛镇中心街头遇见向德才，他完全是黑色的，身形从肩头向下削减到极致，似乎除去了世间任何身外之物。他站在两架摩托车、一笼呱呱不息的活鸡和一家“太阳雨”热水器的门面之前，吸收了小镇落到他身上的全部光线，却不挥发出任何活气。
这个我童年的玩伴与同学，自从父亲在颤泥荡的庄稼地服敌敌畏去世之后，已经在山西各处的煤矿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像影子一样飘荡，只有年节偶尔在家乡现面。我问他有没有去查过尘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去查过，但有些担心。
我们似乎都看到了检查的后果。向德才的亲哥哥向德林，个子略高一些，经历、面容和身形却和弟弟完全一律，在前年查出了尘肺，眼下只能回到山村里，和老母亲一起依附哥哥度日，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在春天的李子树下，他说到自己半年来加重了许多，只能走平坡路，经常咳嗽，继而无言。
李子树在他肩头落下淡白色的阴影。从很久以前，它在那里，生长着，扩张着范围，却无从察觉。直到有天将一个人完全占有，变为黑暗。
最初的日子，不易忘却勤劳的习性。头一次在广佛医院住院，王祖成对拖了个把月的消炎不耐烦，挂念着家里的几桶蜜蜂，背着媳妇悄然回了家。
打电话过去，他正在爬坡回上湾的路上，手机屏幕里似乎传来喘息。你气换得过来吧？一两步的气够，连爬几步就不够了。那你能爬得拢吧。家里有两桶蜂子，要分桶了。我用一天时间，慢慢总爬得拢。他的解释听起来是慢条斯理，似乎为避免被他人指摘冒失，还带着一点压抑下去的微微兴奋。我听见了野蜂漫天飞舞的嗡嗡。
不知道王祖成让他的蜂分桶了没有。年底在镇医院重见，他已经说不出话，像林志学一样佝偻在床沿。无法把眼前这个面如尘灰的人，和电话里显得年轻而有几分羞怯的声音联系起来。这是一张提前化为尘灰的面容。
王祖成在查出尘肺之后，仍旧出门下了几回矿，“稍微能做都出去了的”。柯尊玉的哥哥柯尊贵，起先在广佛镇街上卖菜，亏本之后又回到鸡公峡口打豆腐卖。生计之外，他们并不容易在内心接受，自己已经从生活场地被放逐，和从前那个养家立业的人完全无关。闹阳坪村的小伙子李元国十六岁出门下矿，生病后长期被人喊“殃鸡子”，自尊心强的他不肯住院，最后吐血身亡。
一些人讳于检查，他们害怕从确诊的一天，完全失去正常人的身份，被昨日的世界遗弃。无可避免地，他们会成为废人，放弃先前的念想，退回求生的唯一本能。
先前的家长和青壮年，忽而变成乡村中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像秋天的雨点一样没有颜色、质地和用处，落进土地也没有声音。他们是无辜的游手好闲之徒，花尽自己先前挣到或者没有挣得的钱。
从最初的检测开始，性命走上一条迷离变幻却又全无出口的道路，注定的走向是一步步后撤，在费尽周折之后回到原点，刘金芝的说法是“从远往近看（病）”。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豁免。
这也是一条抽丝剥茧之路，真相稀少，谎言和幻象并立，把以前的血汗积蓄层层剥去。最后一齐破灭，余下一贫如洗的病体，撂回到镇医院和土屋的病床上。
二十九岁离世的李仁平成了山坡上一座小小的坟墓，长满时光的莓苔。去世之前，他经过了两年多的辗转，走到了他健康时从未想象的远方。在他就诊的记录上，有十堰太和医院、西安、安康的几座医院，最远到了上海。2007年7月的一天，他自己打了个摩的，执意离开广佛医院回家，第二天就死在家里，完成了这段迂回之旅。一个叫贺军的金矿炮工，住院的履历则包括北京康益德、十堰太和医院、铜川矿务医院，以至北戴河的某家疗养院，花掉二十多万元。
在百度“尘肺”搜索栏中，各种呼吸专科名目琳琅，专家态度亲和，许诺着希望，却鲜有兑现。矿工求生的希望，随着时光和金钱的消耗渐渐澌灭，最后放弃。
以前的家底厚薄，决定着这条求生抛物线的起点高低和轨迹缓急。柯尊玉求医路的起点是在铜川医院，向外侄借钱洗肺，终点是鸡公峡再往深山走的白果坪村卫生室。一个叫万金银的医生为他开了一大包几千块钱的药，最后被柯尊玉在临终前几天扔进了溪沟，一同扔掉的还有X光片。
他包矿的外侄，则在洗肺之后症状好转。
所有的“路”费都是自付。像影子一样飘荡在异乡黑口子的工人们，也像影子一样没有合同和医保。即使是在国有矿，也是随干随走，只是包工头手上的一个数字。查出尘肺之后，面临的是断然抛弃。似乎他们的肺，和这个世界毫无关联，只是一种需要躲避的禁忌。
2012年，慈善组织大爱清尘曾经来到广佛镇，为矿工们体检。“我们就是指靠大爱清尘，却没了下文。”矿工谌赞凯说。在遍地尘灰中，这条仅有的救助线索，显得过于细小渺茫。
少数走上维权路的矿工，发觉进入了一条幽深的巷道，手上再也没有锐利的钻机，无法穿透烦冗程序和权势庇护叠加的地层。广佛镇的病人们大都知道开胸验肺的故事，却惮于仿效。“耽误求医问药，官司没赢人走了。”贺军的妻子说。这是两条难于一起走掉的不归路。
柯尊玉死去后，亲戚托词修房子，收回了兄弟两人曾栖身的灶屋。2012年初冬，柯尊贵迁徙到了峡口路外边撤并后的小学里，以一月五十块的价格，租下两间准备做灶屋用的石棉瓦平房。
柯尊玉曾经娶了一个云南妻子，得病之后他到妻家休养，几月后就被打发回来。去世之后，他遗下的一口人造革皮箱中只有户口本、一部屏幕细碎破裂的手机，和一张抱着侄女在黄帝陵前的照片，没有家人的任何痕迹。
这个照片上的可爱小女孩，同样和她孤身离世的父亲柯尊贵失去了联系。柯尊贵得病之后，妻子带着女儿出门打工，三年之间再也没有回家。
这个冬天，河风吹透了薄皮的石棉瓦小屋，柯尊贵已经打不动豆腐，他最后的生计终止了。不知道他怎么样度过了最后半年。去年7月的一天，有人发现他去世了，人有了隔夜的气味。
他留下的，除了一套锅碗，只有几百块的房租债务，和赊房东的一百五十块黄豆钱。
外侄出钱安葬了柯尊贵，埋在柯尊玉坟墓的旁边。墓地在鸡公峡口外的河坡上，似乎特意为兄弟俩生长了一块平缓地方。
2011年我曾经和柯尊贵一起，探访柯尊玉的坟墓，当时弟弟的坟头刚刚爬上藤蔓，吐出细小的菟丝。在保留下来的一张照片里，柯尊贵伫立在弟弟坟前，负手低头，神情凝重。他没有透露自己也患有尘肺。
或许那时，他已在心中预备自己的死亡。
离开李家坝正街，巷子走到底。一幢有裂缝的土屋，大门虚掩，只留下一条缝，似乎屋中已无人迹。这样露着塘泥土质，没有上石灰的房子，在低山被称作烂房子，像一个病人不宜抛头露面。
推开里屋的门，不大的房间横支着一副床铺，黎远香裹着被子病卧在床上，虽是夏末，已有一丝清冷。
黎远香三年前失去了患尘肺的丈夫，以后她深陷在一场接一场的病里，眼下的这场是持续三天的重感冒。
当年黎远香和丈夫付作能是恋爱“裸婚”的，在街上租房子住，这座烂房子也是付作能去世后哥嫂可怜她出钱买的。床铺边放着几包九九感冒灵，床里叠着几床被子，有一台十四英寸的老式彩电，有些灰扑扑的，是这个屋里唯一的电器。
丈夫给黎远香留下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喜欢落屋。在这间清冷的屋子里，缺乏对他有吸引力的东西。病中的黎远香，需要自己下床买菜做饭。为了这个孩子，黎远香经受了结扎和随后的宫外孕，以至卵巢囊肿切除。以前和别人一样出外打工的她，身体成了有裂缝的泥房子，一受风寒嗡嗡作响。
孩子成了唯一的盼头，又是重新嫁人的最大负担。一句“不听话”，眼水随即滑落，在枕头边变冷。
丈夫遗下的孩子，是女人们最大的念想和负担。矿工刘仕兵在县医院上吊身亡后，妻子带着四个未成年孩子，无人敢娶，在镇街上做布鞋卖度日。
在广佛医院拔管之后，林志学正午回到罗家院子，晚上八点过世，打了半夜丧鼓。冬天，笔者在罗家院子的老房子里再次见到文清香，她坐在一条磨得发光的长板凳上，脸色鲜艳如故，身旁带有一个五岁的女孩，自从一岁多做了附耳手术，她就不再开口讲话。
这是一幢身世卑微的老房子，它出生时就比别的房子矮半截，墙脚陷在厚厚的褐色煤灰里，门窗像穷人的狭小口鼻。在整个罗家院子翻新为楼房之后，只有它保持着半截在土中的原状，向后延伸演变为窝棚，接着凌乱的水管子。在这间逼仄的老屋下，文清香脸色的鲜艳似乎极不协调，却和身边残疾的孩子一样，恢复了无辜意味。
林志学的岳母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这个少女时从远方流落到此的女人，在文家老屋里生养了三个女儿，嫁的三个矿工全部身亡，其中两个是林家兄弟。林志学另一个没成家的哥哥，也寄居在这座老屋里，先于林志学七天死于尘肺。
“老三是个好女婿”，她喷着旱烟说，“我自己出钱，给他打的半夜丧鼓。”任何的心情，都消失在她脸上像烟丝一样的无穷纹路里。
黄均兵去世后，在家里停了六天。
“想到是初几里，不好惊动邻舍，总要让人家过完三朝年。”刘金芝说。
母女三个轮流守着逝者，每夜只是快天亮时分轮流打一会盹。丧礼之上，神志昏沉的刘金芝仍要穿梭忙碌，她的整个人像被悲伤的清水洗涤过了。
对于病中的黄均兵尽心服侍，让刘金芝获得了“好德行”的名声，这也是丧礼上人们愿意来帮忙的一个动机。
“那哪么办，看到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唦。”对于坚持毫无希望又花光了家产的治疗，刘金芝简单地说。黄均兵睡的杉木棺材，花了四千多块，也是她德行的物证。
黄均兵埋在了自家的菜园里，这是搬下低山之后仅有的几分地，尚存的青色，被下殓的人群踩入了泥土。一场倒春寒，把稍稍舒展了的世界重新包扎起来，连同对季节过分敏感而冒险绽露的地头小花。
亡人入土之后，家里少了个人，刘金芝一直“不习惯”。但她和两个孩子更需面对的，是沉重的债务和今后的活路。丈夫得病那年，读初一的女儿黄琴辍学，远赴江苏做保姆。如今小女儿黄燕又在读初一，父亲的病重让她不错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对于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握在手心的橘子，和父亲轻得像小弟弟的体重一起，将成为心上永远的重量。
初六有微雪，却对活人和死人都是个“好日子”，进县城的面包车里挤满了出门打工的人。大部分人的行李装束显示是下矿。
一个人的消失，就像倒春寒结束，什么也没有发生。无人可以说出，什么样的生机曾被摧残。但在心底，一道裂痕已经产生。
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总数的三倍。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弥缝社会肌体的针线，却像是有意放过了这里。
似乎这里已无呼吸，只余尘土。
在自家阁楼上，矿工邹春胜的妻子抱着他的遗像。邹在这间阁楼上去世。
2015年12月7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骑三轮车载货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300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昨天他恰巧回京补货。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青烟渐渐散去，回到雾霭笼罩的沉闷模样。
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这里的雾霾似乎比五环附近更浓重。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大双”比哥哥裹得更为严实，脸上多了一副口罩。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这是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被动地由中心迁往外围，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环，落脚在这处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也曾有过“升级做大”的梦想，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
大杂院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比北京多数小区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点多，最先一拨人起身活动，他们是卖菜和水果的小贩，需要开车赶到新发地市场去批货，然后拉到农贸市场出卖。一时间到处是面包车和小货车发动的呼呼声，院子东西头的两个大厕所也热闹了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
紧跟着他们起身的是做早点的摊贩，他们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的青烟，在纵横几幢平房屋顶结成一层薄雾，看不见却闻得到呛人气息。院子当中的公用水龙头哗哗作响，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掺和在一起。水龙头需要整夜开着，不然会被严寒冻住。完事之后，他们骑着经过改装的电动三轮餐车，或是开着面包车离开大院，前往各个临近市场的路口。
赶路边早市卖服装和小货的许世佩和弟妹们，是第三拨。他们杂沓的轮毂和电流声消逝之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最后一拨前往固定市场的商户吃完早饭，分头赶公交，其中有许世佩的大姐和大姐夫。第四拨人离开之后，大杂院变得空旷，只有近来无早市可赶的许世佩妻子陈根娣和前两天被雾霾呛坏了嗓子的二弟媳等人留守。
直到中午，卖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摊的摊贩归来，院子里才恢复了一些人气，一直到傍晚会达到峰值，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再次捅开，飘散炒菜的气味和纷杂声响，还有翻倒煤气罐出气的响动，结冰的屋顶冒出水汽。
到了九点多钟，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大院再次沉寂下来，比这个城市的核心部分提早进入黑暗。它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近于传说中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还够不上单元房的层次。
在这处大杂院里，许世佩已经和五个亲姊妹们一同居住了整十年，从开始时的一间房两百块房租，涨到现在的每间四百块左右。其间弟妹们结婚、生子，繁衍了两代人口。他们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想不到离开。
十年前，许世佩的长子许晓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来探亲时，脑子里对首都的想象被大杂院彻底击碎了。
“很偏，很脏，很挤。”许晓川回忆。从西客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大杂院，迎面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间小屋碎砖铺地，要摆货还要生炉子做饭，晚上睡觉，十多个平方要容纳五个人：爸爸和许晓川睡一头，妈妈和弟弟一头，屋里临时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着爸妈雇的一个帮忙看摊的亲戚。只有一把吊扇驱走人体和气温混合的闷热，爸爸的鼾声更让睡眠本来不好的许晓川难以片刻入寐，只能侧耳听着院子里的动静。从午夜开始喧闹，自家屋的大人也早早起身，一直到清晨父母亲出车后，他才得到了片刻休憩。
眼下许世佩夫妻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间小屋供鼾声太猛的许世佩单独住，以及两个儿子偶尔来探望过夜；床是买的，不像几个弟妹家用砖头垫一块床板；安了空调，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则是，花一千多元自己安装了简易暖气，给门外的煤球炉子加装一个管道装置，通到两间屋内的暖气片，生火做饭烧水时，屋里连带暖和起来。这是几家弟妹都没有的，许世佩说是自己“会享受”。
安装自制暖气的起因，是去年南皋一带的大杂院发生煤气中毒，死了一对小贩姐妹，是许世佩认识的安徽老乡。派出所防范煤气中毒，以往在室内生火取暖的带烟道炉子被禁止了。每家屋里还有一个统一强制购买安装的煤气报警器，没有安装自制暖气的几户弟妹，屋中顿时近于冰窖，石棉瓦和牛毛毡屋顶以及碎砖墙皮，几乎没有作用。
比较好一些的像大姐和姐夫、二弟和小妹家用电热毯，小妹还有一个对象送的电暖器，实在太冷时用一会。三弟和大妹两家夫妻则是硬扛着，只靠大被子和人体御寒。
2016年初的“世纪寒潮”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堆结了半人高的冰柱，积雪压满了屋顶，化雪时家家漏水，在砖墙形成雨迹，只好在屋顶下加一层塑料布。但露水仍旧渗入，在塑料布缝隙处结成冰凌，早晚一条条地垂挂。家里不能剩水，不管是在洗脸盆还是手巾的纤维里，水分都会结成冰块，手巾像折叠的石板无法打开。罐子里的煤气也会冻住，需要在地上滚动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气灶里。入户排查煤炉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惊，问大姐夫，你们不冷吗？
傍晚独自“打游击”的小妹回到家里，早上煮稀饭溢出的米汤已经结成薄冰，从桌子上揭下来，残留水分的毛巾也变硬了。她没有打开电暖器。这里的电线是老板私人牵的，收费比居民电高得多，一度达到一元五角，仅仅充电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给东家收电费的“小四川”是个抠门鬼，一有赊欠就断电。
单身的她没有像哥哥那样自装暖气的原因，一方面是家里人少，另外则是不知道能住多久，明年大杂院是否还存在。
大杂院像一个外来户一样身世不清白。它的地皮从前属于北京市电机厂，起初的房东是河北人，拿钱买下了倒闭的电机厂地皮三十年产权，打了一口机井，建起了几排平房和一幢三层简易楼房对外出租，容纳了二百多租户。近年电机厂又把所有地皮卖给了798艺术区，这块地皮的身份因此悬而未决。
建造大杂院的房东已于十余年前过世，继承产业的儿子委托岳父“小四川”打理日常，自己则忙于应付和各个部门的关系，在首都维稳和拆违的夹缝中寻求大杂院的生机。大杂院遭遇过封闭出路、断水断电，平房砖墙上刷上过醒目的“拆”字，但一次次奇怪地存活了下来。
前一段，大杂院遭遇了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断电一周。原因是一些卖小吃地摊户在院中做点心，街道办认为有火灾隐患。一旦断电，靠电机从深井中抽取的自来水也停了。徐国能只能开着三轮车从农贸市场拉水回来，或者向大杂院外边的街坊邻居借水，洗脸的次数减到一道，喝水都省着买。家里点上了蜡烛，三轮车的蓄电池也到亲戚熟人家交钱去冲，或者去街上的充电站。都以为这次住不成了，不料房东到底打通了关节，恢复了水电，代价则是十几家做早点的摊贩被赶走，其余的人又有了“住一天算一天”的机会。
即使是不遭遇取缔，一旦无生意可做的商户离开，大杂院也将失去生机。和许多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外来村”一样，它也像是一副随地铺开的摊子，依附在北京的边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收走。
许世佩摊子上的货是各种外套，碎花棉袄，以及裤子。妹妹的则是手套、护膝、围巾这样的“小货”。每件货的毛利，大约是40%，顾客砍价到三成以下，就只好作罢了。
12月7日早上，许世佩只卖了二百多块钱的衣服，不到平日一半。
“雾霾天，出来的人少。”许世佩说。旁边卖手套、护膝之类小货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大妹二十岁那年来北京就是帮许世佩看摊，以后许世佩一直带着大妹设摊，两人的货配着卖。
好在这处早市是合法的，许世佩缴纳了每月八百块两个摊位的费用，就可以放心摆摊。七点左右，早市和附近的农贸市场大约同步开张，八点半左右，两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过来收钱，一些临时摆摊的小贩，按日头缴纳每天二十块钱的散摊费用。相比起妹妹，这些人卖的是更小的货，从镜子、刮胡刀、神香到小收音机之类。光顾这处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者，这些人戴口罩的也寥寥无几。临十二点关张之前，最后照顾许世佩生意的，是一对骑电动车的环卫工人夫妻，买了一件三十五元的碎花袄子。
虽有雾霾，总算天气不是顶冷。前几天冷的时候，“零下十度照样摆”。只是到了2016年初的“世纪寒潮”，许世佩才歇了一天摊。大姐夫李国胜以往摆路边摊时，双手双脚都长冻疮，溃烂流水，人只能不断地跺脚来暖和一点和止痒。遇到下雨，货物遮上塑料布，人披个雨衣站着，夏天则靠一把遮阳伞，一把大蒲扇，迟一些出摊，到晚上十点来钟才收。
十点半左右，早市收摊，许世佩和大妹收车回大杂院。旁边的安徽阜阳摊主下午去另一处马路市场，那里似乎没被城管盯上，但许世佩和大妹在那没有位置。他们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京旺家园小区路边，但从2016年元旦开始，城管查得更紧，不敢去。
本来周末城管不查，但上周日新来一个卖包小贩，想抢一个卖玩具的老摊户地盘，两人打起来，新来的小贩主动打电话向城管举报，大家只好赶紧撤退，出了摊却没做成生意。
“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做不下去了。”许世佩抱怨。他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取出来。去年APEC会议期间，妻子陈根娣一辆新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一千六百元打了水漂。一般在老式小区里“打游击”的“小双”，前两年丈夫刚过世，一次连车带货被抄走，托了关系，过了一周才取出来。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过。
“城管来抄，‘群防’打头阵。”许世佩总结说，群防总在前面，负责锁定目标，城管再适时出场。“群防”是近乎社会混子的年轻人，难于防范。
危险并不只来自城管。每日骑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的路，也需要小心翼翼。路过货运铁道的一截，车辆拥堵，车上货物堆得过高，为了防止翻车和撞车，许世佩只能下车推行过铁轨。他的上一辆车，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报废了。
那是许世佩生平中的一次濒死体验。当时他骑着三轮车在芍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辆转弯避让面包车的大公交相撞，许世佩飞了出去，坠在马路上的一刻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回过神来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货物垫住了他的背。交警到场没收了三轮车，前来收购的人却嫌轱辘扭成麻花的车太破放弃了，许世佩拆下车上有用的蓄电池，装在了眼下这辆上。公交车司机还给了许世佩二百块医疗费，许世佩觉得自己并没有伤，不想去医院，就退掉了。
以后许世佩还在大杂院门口翻过一次车。相比起那次死里逃生，就不算什么了。
日常的辛苦不值一提。夫妻各自出摊的时候，中午饭都在外面买着将就，一屉小笼包就可使爱吃肉的许世佩满意。早市相邻摆摊的一个河南小伙子，不断在数落小摊炸油条和肉包子不能吃，“里面的肉不知道哪里来的，想到恶心”，许世佩并不接话。傍晚收摊回家，两口子才能做顿像样的饭吃，还把早上的稀饭煮好，凌晨起来热一热。有时候煤炉子没封好，火熄了，还要重新生火，饭到嘴时快睡觉了。
早年一个人在京的时候，更是两头忙活。摆摊的中间，从来也不去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被城管撵的时候，许世佩感觉自己“跟个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边“打游击”，许世佩近来卖货的另一去处，是每逢周三、周日的集日，在朝阳金盏乡亿宏达农贸市场摆散摊。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二弟夫妇和两个妹妹也去这里。
2015年底最后一个周日，亿宏达市场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早市，缴二十块钱摊位费，一上午能卖三四百块钱。但在这个大集上，许世佩的生意仍旧低迷，倒是小妹的眼镜小货摊子有些忙不过来，和同样卖小货的二弟夫妇相比，显出她缺了一个帮手的窘境。头天她刚去了大红门进货，路太远没法骑电动车，提着几个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几个市场，手上越来越重，回来搭的公交车上不仅多交三个人钱，还得领受旁人的白眼，好在集市的生意弥补了辛苦。
唯一没有来赶集的，是三弟夫妇，他们在三河县跑展销会。
展销会由一个大老板发起，租下一块场地，招徕一二百家商户入伙，缴纳摊位租金，卖百样货的都凑齐，打出一个某某展销会的大牌子，名头故作响亮，周期十天半月，一般在北京的远郊区，有时也去到郊县和天津的地盘。一个地方结束了，再换地方，一拨人结伙跟着走。
跑展销会的三弟他们都住小旅馆，晚上展销会场用篷布围住，有保安看着。展销会近年越来越少，展位费由一两千元上升到五千多元一期，几乎吃尽了商户利润，二弟夫妇的两个展位缩成一个，跑展销会是出于不得已。
前年，他们被小舅子拉下水卷入河南襄县的一场传销，回来时丢了早市的位置。他们的儿子许飞讲述，这种传销称作“一千零四十模式”，号称拥有实业，每人缴纳入会费五万六千元，可以当时返还一万多，发展下线到某个级别，可以返还一千零四十万元，宣传者称大家加入的是国家实现“中国梦”的一支特殊战略部队，因此这时必须拿钱退出，“把机会留给后来人”。为了早日达到“一千零四十”级别，有人不惜掏巨款发展下线，好在许飞的父母还只是一共交了十余万会费，相当于一年多生意白做。
不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拉亲戚入会，和许世佩还有别的亲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来往，成了众兄妹中游离的一家。
二十三年前，许世佩第一次到北京投奔姐夫时，姐夫的摊点挂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大栅栏路口，正对着天安门。
“租主人家一个门脸，东西都挂在墙上，天黑了寄在房东家里。”李国胜说，那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人流很大，但因为太拥挤，能站下来看货的不多。以后由于消防隐患，这种壁挂式摊点被取缔了。
大妹妹也在前门摆过摊，和大姐夫李国胜一起租住在附近的平房。她进纪念堂去看过毛主席，“脸黄黄的，化着妆”，人太多走不动，穿着高跟鞋的她脚起泡了，回来时脱鞋赤脚走回家。1997年香港回归，天安门广场管制，她一天被堵在家里不能出门。2002年她离开前门时，大栅栏拆迁的风声已经很紧了。
许世佩的起步看起来更高端，在雅宝路做服装批发生意。他在市场里的摊位挂着服装样品，有人卖货时就让小妹妹看摊，自己到天坛东门的红桥市场去赊购，批发给顾客后再还款。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我还学了几句俄语”。这种生意的利润比较高，但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张，需要本钱厚实。唯恐坐吃山空的许世佩只干了半年，以后却觉得自己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要有本钱，从浙江服装厂家直接搞货来卖，能发大财”。
从雅宝路离开后，许世佩转入“地下”，在地铁军博站站台上摆摊卖百货。这也是重复大姐夫以前在西单和前门地铁的路数。来北京过暑假的许晓川常跟着父母在地铁站台上玩，“在摊点中间串，看地铁跑过去，一阵凉风刮过来，觉得很有意思”。大妹结婚之后返京，也追随许世佩辗转各地铁站台，此外还有经营失败回乡后再次来京，在五棵松地铁卖货的二弟和弟媳，以及晚了四五年最迟出来的三弟和弟媳，直到2004年6月，地铁站台摊点被市政府禁止。
离开地铁的许世佩，正赶上北京大面积拆迁路旁违章建筑，索性带着大妹和妹夫卖起了“拆迁货”，打听到哪里要拆迁，就去租一个门面，卖上十天半月，打着“拆迁甩货”的名义，销量比平时能翻倍，“这是心理作用，实际价格和平时差不多”。到卖不动的时候，房子也到了拆迁期限，于是换下一个地点继续“甩货”，“实际是假甩”。这几年是许世佩生意的黄金时期，每年能存下三四万元，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大学。二弟和弟媳则辗转北京站和西直门公交站台，直到这两处也被拆迁，也干脆卖开了拆迁货。
随着北京沿街的违章建筑基本上被拆光，拆迁货无处可甩，许世佩又和弟妹们分头跑开了展销会，一干三四年。起初展销会可以在前门、地坛这样的核心城区开办，后来整顿市容渐渐被禁止，撤离到沙河、大山子、顺义远郊。许世佩去得最远的一次是到河北涿州和三河，夏天和妻子一起摊张席子睡在展销大棚下，省了旅馆费。
2008年奥运会之后的几年里，展销会逐渐外迁，早市却多了起来，一般是和农贸市场搭配经营，许世佩从2008年开始在芍药居赶早市，一直到2015年，市场被拆迁，换到了五环附近的姚家园早市。妻子则从2010年开始在大山子早市摆摊，直到2015年9月市场关闭，一时无处可去。几个弟妹也大体经历着类似许世佩的外迁经历，离开天安门越来越远。
积累更早、又饱受地摊风霜之苦的大姐夫有段时间也离京回乡，但未能觅得机会，回来后到天桥继续摆摊，从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直到2005年天桥市场拆迁，搬到方庄市场稳定下来。
在方庄落脚后，大姐夫曾经和二弟合资，进驻新秀水市场出手一搏。新秀水市场利润达到60%，但门槛比路边摊高得多，进场费五万，三年租金十五万，另外需十万押金，一下就要拿出三十万资金。三年后资金涨到每月上万元。大姐夫和二弟先是卖品牌童装，以后生意滞销改卖玩具，又赶上秀水调整格局，玩具市场迁往三楼，多方窘困之下，两家在七年之后被迫退出了秀水。二弟夫妇步许世佩后尘，改跑展销会和机场附近的早市。
事后看来，两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魄力，不敢放手扩大规模，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借钱，就可以做大一些，做精品品牌。”挫败感的来源是本家一个侄子，大胆借二十万元包下万通新世界市场的专柜，做上规模之后在北京买了靠近二环的房子，眼下涨到四百多万，又买了车，彻底脱离了亲戚们的地摊层次。但这样的人在芸芸商贩中实属凤毛麟角，也不乏经营失败负债离京的铩羽者，更多则是像许世佩和李国胜这样抛物线式地下行，与首都渐行渐远。
和经营地点的不断边缘同步，许世佩和弟妹们的住处也经历了外迁，从前门四合院到大山子的平房区，再到眼下到这所大杂院。与他一起在京旺家园摆路边摊的一位河南摊贩，则从西坝河搬到东辛店，再搬到环行铁道附近的平房，“走哪拆哪”。大姐夫提到了北京的“人口控制在两千三百万人”的规划，他直白地说，“北京就不让外地人呆，需要了用一下，不需要了赶走。”
眼下最迫近的威胁，是北京近期公布的大红门周边批发市场拆迁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划，2017年底前大红门将完成疏解升级，一部分市场关闭。大红门的几十家各类市场，是各个早市进货的来源。一旦分流到燕郊、三河等县，意味着许世佩们的生意将难以为继。
“要是被赶到燕郊，宁愿不去，回老家。”这是大姐夫和许世佩共同的想法。年轻些的人们却有些无从选择。“这里拆了，就赶远处的集。”一同摆早市卖小货的安徽阜阳老乡说，他最远赶过廊坊的集市。
大山子早市拆迁后，院子里卖早餐的东北老王一家，已经被迫离开，迁去遥远的广西。临别前老王家媳妇送给陈根娣一只泡豆子的大桶。听说南宁那边是新建的城区，不赶人，“至少图个暖和，摆摊不用穿这么多”。
几年前，妻子陈根娣开始念叨，想回老家乡下养牲口。
以前在老家，妻子养鸡赶鸭喂猪。老家的房子还在，不像大姐夫家的已经塌了。今年没有生意做，妻子准备回去整房子。
这么多年，陈根娣一直想念家乡，“空气也好一点，这里就是挣点小钱”。她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北京，尽管她努力把在农村的生活搬到大杂院里：买坛子腌酸菜，像喂养鸡鸭那样，用卖鱼摊贩丢弃的鱼鳃喂一大群流浪猫，还买来葡萄自己酿酒。两口子用半生积蓄买的房子，在省城合肥，多少也算是家乡，“可以两头呆呆”。
往年每年两人会回家过年，今年许世佩不愿回乡，陈根娣却忍不住赶在过年前自己回了趟老家。虽说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几户姊妹家走走，人比在外边亲热。住在大杂院里，看似众多亲戚在一处，但各自早出晚归，见面都少。
许家大姐也想家，家里的老人还在，身体还好，每个礼拜她会给老母亲打个电话。但这么多年，除了今年春天回乡给公公奔丧，她只在北京非典那年回去过一次。
那一次，北京城空了，没有人敢上街买货，李国胜夫妻俩放下生意跑回老家，呆了一个多月才出来。那是最长的一次回乡。
长久不住人，家里的土房子也塌了，寄居在亲戚处。两夫妻在巢湖买了房子，离家乡更近，也是个投资。没料到近两年巢湖撤市，房子跌价，又打算在省城合肥买。
许世佩也在合肥花八十万买了房子，几个弟妹大都在合肥买了房，不算高的房价和不算远的离家距离使他们如此选择，花掉了多年做生意的大部分积蓄，至于在北京买房扎根，“想都没想过”。
除了老人，故乡最牵念的自然是孩子。孩子一般是老人带，只有过年回去看看，往往还为了多赚点钱提早回去，在春节前回来，赶春节期间北京的庙会。今年大妹夫和儿女都回老家，大妹一个人却留下来，为的是省一张火车票花销，还能自己赶这边的庙会，两头不误。小妹妹有个孩子在家乡上高中，但她春节也不回去，双胞胎姊妹一起赶庙会。
陈根娣并不认同小妹妹如此。说起当年撂下孩子，她有些后悔，“其实我不该上这儿。要是现在，我就不出来。”
她记得有年春节前，下着好大的雪，两口子要赶火车回北京，小儿子许超扯着手臂不肯放，满脸的愤怒盖不住眼底的悲伤。少年的许晓川对父亲出门印象不深，母亲离家时，才意识到从此是一个人了。有次他在家里哭起来，弟弟问为什么，“我说想爸妈了。弟弟也哭起来。”
读初一时许晓川害了眼病和失眠，陈根娣回去租房子照顾了一年，她一直认为，儿子得眼病的原因是老人没有把家里毛巾洗干净。许晓川高三那年，陈根娣又回去租房照顾两兄弟，最终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来到北京。
许家弟妹们在大院添了孩子，但在北京拿不到准生证，只能回家乡去生下来。出生之后在北京养上两年，要上小学了又送回去，这边上学难，又没人照顾。
老三的孩子许飞出生后来京，五岁的时候被送回家乡。在北京的时候，许飞上过幼儿园，那是他童年的金色记忆，“做游戏、吃饭和睡觉”。回乡之初，许飞很不适应，因为家乡无幼儿园，只好提前放到一年级，上了三个一年级，彻底打消了他对于上学的兴致。小学时他学习一度还可以，上了初中一落千丈，原因是外公再也看不懂他的作业，给了他偷懒打游戏机的便利。
五妹家的女孩子汪静一岁多被带回老家，由外公外婆抚养。父母回家的时候，她一直不肯喊妈，跟着表姐把自己母亲喊“四姨”。“‘妈’这个字我喊不出口。”回家呆上一段，刚刚习惯了，要喊出口了，爹妈又要走了，再度生分下来。
“以后我有了孩子，绝对不会把他丢家里。”汪静说。
陈根娣后悔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儿子许晓川在家吃了不少苦。爷爷脾气暴躁，许晓川时常挨揍，曾经罚他不准吃晚饭和归家，只能在屋前檐下过夜。当她第一年春节回家时，看到许晓川在大冬天放一群鹅，手背全部皲裂了，“脸上冻红得像猴屁股似的”。
许晓川回忆，他有一次挨了揍，一路走回上锁的自家老屋，坐在门前哭了一天，想不通爹娘为何不回来。
弟弟许超由姥姥抚养，姥姥比较心疼外孙，这使许晓川潜意识里羡慕弟弟。他长年做的一个梦是，在一条大河岸边，外婆带着弟弟上了一条船，划走了，他在岸上拼命喊叫，他们的船却越划越远，他因为过于伤心从梦中醒来，醒来好半天仍在饮泣。
第一次来北京，许晓川觉得人特别多，“不停有人挤我”。父亲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一块钱的汉堡给他吃，以前他觉得汉堡会很好吃，一到嘴里却觉得特别难吃，“很恶心”。对于北京，他一直隔膜，直到上大学出来。
相比于身为“北漂”的自己，他感觉父母离家乡同样遥远，“父亲干不动田里的活，也呆不惯乡下了。”
许世佩有自己的打算。他的生意细胞是家乡的田园培育的，小时候在田里抓鳝鱼卖，十七岁跟父亲去南通贩米，满舱新米压得水际线齐了船舷；成年后和大姐夫李国胜一道收购遍布丘陵的木材，运到长江南岸去卖。现在回去，“就算下不了田，摆个摊总可以。”
今年许世佩没有回去过年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娶媳妇不太顺利，让他没有面子。在心里，他期待着明年能修好房子，两个孩子带上儿媳妇，“衣锦还乡”。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那里才是归宿。
怀着这种念想，许世佩不太认可小妹现在谈的对象。小妹夫是家乡一个镇子的人，前几年在北京发现肝癌，在北京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化疗，实在不行了还是转回合肥，一路回到县医院，最后转回老屋，小妹妹回去侍候了几个月，在家乡过世落土。在北京，人落不了土，只能烧掉。
小妹新近找的对象是理发师，人材看上去还周正，但许世佩一直不满意，原因是男方是甘肃人。一旦哪天要离开北京，小妹妹去向哪里呢？“还是找个老乡妥当。”
许晓川从没有想到自己有天会托庇在大杂院的屋檐下。三年前大学毕业，他一时工作不稳定，带着女朋友回到大杂院，在父母的平房里度过了半年。
母亲专门请人修葺了许晓川住的平房：吊了顶，贴了墙纸，买了四脚落地的新床，换掉了以前砖垒的木板床，还在床头挂上了自己绣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这是她在摆路边摊生意清闲时用两个月绣出来的。如今这间屋依旧留着“新房”的依稀痕迹。
冬天来临，屋子没有暖气，许晓川才和女友离开了这里。以后他找到了新工作，也和女友分了手，不再经常回到这里。在许家下一代次第成家从业的背景下，他时常变动的工作和不稳定的婚姻，成了父母的心病。
两年之后，弟弟任大学生村官期满一时没有工作，又来到大杂院，在哥哥的“新房”里住了近一年。一直到他在一家六里桥附近的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头两个月仍旧天天回到这里过夜，因距离太远才作罢。
在许家的子弟中，像许晓川和弟弟这样考上大学来京是例外，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后延续父母当年的道路，到北京做生意或者打工。
非典那年疫情过去，大姐夫一家从家乡再度来京，带上了刚初中毕业的大女儿，帮着盯天桥的摊，大姐夫就有了偷偷闲的时间。以后搬到方庄，大姐夫和二弟在秀水街合伙的生意，又由大女儿和舅舅一起打理，直到七年后撤出秀水，大女儿也在家乡找了女婿。女婿是手艺人，来京后不适应，一定要回乡，大女儿也随之离京，以后夫妻又去福建打工。二女儿2005年来京，帮着在方庄看摊，和相邻做生意的一个甘肃年轻人结婚。由于这里的生意不挣钱，一家三口离开了北京，远赴青海格尔木投奔男方的亲戚，帮亲戚打理商场。
过完2016年春节，开张的头天傍晚，准备买盒饭的李国胜夫妻接到了百度外卖的电话，原来是小女儿在网上为父母叫了晚餐。“我在网上订外卖，比你们自己出市场去买方便。”
这是眼下的趋势：新一代来京的许家子女，大都不习惯父母摆路边摊的方式，更想把自己的人生愿景搬迁到网络上。
在大杂院长到快两岁回乡的汪静，初中还没毕业就来到北京，不习惯跟着父母摆路边摊，在大红门批发市场当了半年导购，招徕客人进店购服装，每月可以挣到四千五百元。半年后，她仍旧嫌这份工作抛头露面，自己开起了一家昵称为“我还有大把大把时间陪你”的淘宝店，专卖加肥加大码的男装，“都是胖子穿的”。生意并不很兴旺，但她也没打算回到早市，改行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文员，待在未装修的新写字楼里接待前来看盘的顾客，按日拿一百多元薪水，同时兼职开网店。为了方便有订单后从市场就近拿货快递，她在大红门市场附近租了房子，只是偶尔回大杂院来。
三叔家的堂弟许飞离开学校后经历更为曲折，曾经在南京和常州的饭店打工，学做厨师，也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工，都由于不能坚持而半途废弃，“到处走，觉得都不适合我”。比起现实中不断变换的职业，他更感兴趣的是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充当英雄联盟的成员。
到北京之后，他跟着父母去跑过两个月展销会，因为展位费太贵作罢，年末的一段时间他无事可做，只能自己躺在大杂院没有暖气的平房床上。阳历年底，他找到了一份在卖东北大锅鱼贴饼子餐馆跑堂的工作，每月两千五百元钱，但这无非又是一时过渡，“只打算干到过年”。对于未来，他的想法看得出是模仿表姐和堂哥：开网店。
眼下在开网店的除了汪静，还有李国胜的大儿子李立。李立来京后也在大杂院栖身过一段，三年前成家后搬走，妻子以前是卖手机的，现在家带孩子。李立报名参加了北大青鸟电脑培训班，近来在网上开店，卖和父母类似的小货，由于刚起步没有打开局面，仍然需要父母补贴。李国胜提到儿子告诉他的信息：“网上的市场比现实中大得多，双十一天猫卖出九百多亿。一个塘里捞，有人捞到鱼，有人捞到水。”
许家子弟从大杂院向网络的迁徙已经延伸到第三代。许晓川表姐的孩子汪登程眼下在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天猫店做销售。初中毕业后他上了南昌一家铁路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地铁10号线上班，担任站务助理。工作单调，地铁公司又规定上班期间不能玩手机，汪登程只能“抱着膀子看着手表指针一秒一秒地走”，两个月之后，实在无法忍受而辞职。低谷中的汪登程被朋友介绍到天猫店当库房配货员，在地下室工作。
为时不久，运营人员的临时出缺给了汪登程“上楼”的机会，他的表现让自己站稳了脚跟，主要从事用各种办法******、优化产品文案的任务，“总能让我们的产品出现在搜索榜单第一页”。天猫店包吃住，工资三千五百元，但过于繁忙的工作节奏让汪登程有些想跳槽，“工资还不如客服，想找个有双休日的。”
偶尔回到多年生活过的大杂院，汪静和汪登程都有一种回到昨天的感觉，父辈们早出晚归的路边摊模式，无声中已难以为继。最近的一次职业调查显示，线下零售已经成为最被看低的职业。
但他们自己，虽说已经迁徙到网上，但仍然依附于现实中的批发市场，并无自足的体系。一旦大红门市场分流拆迁，他们起步之初的网店和父辈的路边摊一样，面临生存危机。
前几年，汪静还很喜欢大杂院，现在却有点疏远了，“人多，不安全，又冷”。在记忆中，她和弟弟都保存着大杂院的温暖一隅：当初大杂院的周围有大片成荫的树林，一直延伸到环形铁路之外，夏天下午天气过于炎热，不出摊的大人们在树下摆桌子打麻将，小孩子们就在一旁土里挖洞找知了的蛹，挖出来后装在瓶子里。
对于许晓川，这段孩提旧梦已趋模糊，偶尔回大杂院也越来越步履沉重。春节，他把父母接到了弟弟和自己租住的六里桥单元房里团圆，母亲觉得这样也好，“用热水洗菜方便，不用在大杂院里洗冷水受冻”。年夜饭气氛还算和平，但许世佩仍旧忍不住提起了“抱孙子”的话头，父子间出现了尴尬的沉默。
回到大杂院，许世佩少见地没有和几家弟妹们打过年小麻将。初三他就顶着雾霾出摊，在北京一天，先做一天的生意。“衣锦还乡”的愿景，和眼前的天气一样，看起来还很渺茫。
堂屋地面生出了一层青苔，黏土结成鱼鳞。陈年的门槛，不足以隔住门外院坝的生荒气，只是阻碍了奶奶折叠成铁板桥的身形。
奶奶的背已经从腰上完全塌下来，似乎被取去了脊椎，个头比九岁的杨轩还低。门槛对于她近乎天堑，却不时还需提上半桶水。过槛的时候，她把水桶先放到地上，双手举起搁上门槛，再提起放到门槛里边。人随后扶着门槛翻过去。三个动作联为一体。灶屋的门槛无法逾越，奶奶人先越进去，水桶放在槛外，蹲在灶屋地上舀水上灶。
水管子接在门前，积水汇成一条小河，几乎隔断出入家门的道路。杨轩坐着一个小板凳，就着水管子洗菜，手指渐渐在大盆的冷水里变得通红。这是她放学后和奶奶的分工。
在这座湘西新晃县侗族人家的木屋里，仅有的祖孙两人，似乎并非真正的主角。堂屋地面横亘着老鼠打出的蜿蜒壕沟，蜘蛛在残存着“金炉不断千秋火，玉盏常明万岁灯”字迹的神龛张网。屋顶和卧房地板都在自顾腐朽，无声地塌陷，眼前就要断裂。下雨的天气，需要在地上拿盆子接水，室温和潮气同门外没有区别。仅有的人气保存在祖孙同睡的厢房，一床纠结破败的棉絮底下。
家里不肯安分的母猪成为了星期六的主角。从下午开始，它不断地拱破圈栏，游荡到邻居家的圈栏跟前和大门前面，固执地呆着。把身量比自己大出很多的母猪赶回圈，成了杨轩和奶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得不求助邻居。
这头母猪有一副成年的架子，膘肉却消瘦到了极致，肋骨根根可数，似乎除了肚子，身上的皮都不够用了。对比邻居家圈栏里的母猪，似乎不属于一个物种。
两家的小猪对比也有一种不真实感：邻居家的小猪晚生二十天，但已经长到一尺多长，个头圆滚滚的，看起来随时可以出手变钱。杨轩家近两月的小猪个头看起来却是奶猪，聚在一起就被垫草掩没，它们本来可能的身量被食物的粗劣短缺束缚，完全消失不见了，就像本地小孩子的个头。
母猪无法安宁的原因是发情，正在等待配种。说好了今天来的走猪人推迟了一天，造成了这种混乱。兽医站的人工授精虽然及时，但价格高出公猪配种二十块，还不能赊欠。因此只能坐等走猪人前来。没有现钱的杨家，在走猪人心中自然排在了后面。
不仅猪食不足，祖孙两人的口粮也成问题。木屋二楼最大的一口瓮里，白米已经挖见了底，只有另外两口小坛子没动。这些米是爷爷在世时存下的谷子打成的，“到明年夏天就吃完了”。杨轩用郑重的语气说，显然是出自奶奶。在奶奶的卧房里，也没有看到本地人家常常围绕在床褥周围的袋袋谷子。楼板上另有一堆生满芽子的土豆，是为明年春天留的种子。此外是几麻袋猪吃的玉米面和谷糠，比人的口粮更为显眼。
把缺少的口粮煮成熟食，弄到人和猪的嘴里，是艰难的事。煮米有一口爸爸留下的电饭煲，杨轩只需要淘好米，熟练地按下开关。但上灶煮猪食和炒菜远为复杂，并非她能对付的事。
发火是头道工序。家里缺少别家的引火细柴，前几天下雨，从树林拾来的松树皮带潮，奶奶佝在灶门口，抱着一根吹火筒，怎样也无法弄燃，灌了满灶的浓烟。这副泥土灶台是爷爷手里打的，对于缩小了身形的奶奶和杨轩来说都太庞大了。但敞口的几口大锅对于猪的胃口却是必需。
总算灶膛里冒出了火苗，猪食微微地冒出了热气，这边奶奶要炒人吃的菜。
站在地上的奶奶够不着灶台。需要一个小板凳，跪在上面，用一个长锅铲伸到大铁锅里，慢慢地炒。就像一个小孩在对付一件过于庞大的东西。实在支撑不了的时候，还不熟悉油盐咸淡的杨轩上手，站在与她身高持平的灶台前，在奶奶的指点下，持长铲一点点地翻动锅里的白菜萝卜叶。杨轩上学的时候，奶奶往往放弃了炒菜，只是一点汤水或红薯对付。
吃饭的时候，奶奶没法上桌，坐着小板凳佝在地上。更多时候，她蹲到门槛旁的地上，饭碗搁在门槛上，这样更方便些。吃饭的中间，她似乎会忘掉了这件事，望着远方出神，脸上是一丝像风霜凝结无从化开的笑容。杨轩则擎着有裂口的粗瓷碗，用力地往嘴里扒着饭粒，似乎在努力抓住有限的吸收营养发育成人的机会。
吃完饭洗碗是杨轩的事，拿一块丝瓜瓤子，踮脚够着锅底，洗一道清一道，涮锅水一勺勺舀进旁边的猪食锅里。
从引火到炒菜一直没拉亮电灯。由于煮饭，祖孙两人每月要用掉十几块电费，奶奶已经习惯了在俭省的黑暗中活动，似乎她在浓重烟熏中半闭的眼睛，并不耗费灶屋里稀缺的光线。晚上临睡，杨轩给奶奶担水到没开灯的厢房里，两人在黑暗里洗脚。
正房锁上了门，在年代深处发黑的木屋，遗留在完全的黑暗中。父亲留下的房间里，被褥在返潮，似乎能摸出水，旧年的音响和电视失声，失去了电器的性质。抽屉里妈妈的相片莫名失踪，怎么也翻找不到，只有一张陈年的结婚证，来自杨轩出生前的年代。一副本地家常的火桶，供小孩子烤脚取暖，像家里废弃塌陷的火塘，只余冰冷，杨轩平时只能去邻居家火塘上蹭暖。风声穿透了瓦檐和楼板，带走依稀的体温。
这座祖传的古老木屋，屋顶下已没有活气，不适宜人栖息。
活气被一个个大人的离开带走了。
结婚证上的妈妈，在杨轩满一岁之后，再没有来过这里。
妈妈是新晃县另一个镇的人，以前在县城的发廊里上班。杨轩的爸爸那年三十岁了还没有媳妇，旁人出主意让他卖掉自留山上所有的松木，得到了一万多块钱，买了一个很阔气的包，去发廊里结识妹仔。爸爸对妈妈出手阔绰，初次约会给了一万块钱，妈妈以为爸爸是做大生意的，加上在外日久，也想嫁人，相识二十天就领了证。跟着爸爸来了家里，虽然发现了真相，生米煮了熟饭，也只好结婚生下杨轩。婚礼办得很隆重，爸爸从山顶的马路一直把妈妈背下来。
“她过了一年的好日子。”邻居看着杨轩惋惜地说，“可惜她自己不知道。”妈妈嫌木屋里脏，不让杨轩脚沾地，时常带着在外婆家住。杨轩满一岁之后，爸爸妈妈带着她出门打工。卧房里有一张旧照片，一岁多的杨轩露齿笑着，骑在一辆玩具汽车上，是在打工的地方拍的。对于这张照片，杨轩也没有了记忆。
有记忆的时候，已经回到木屋，身边只剩了爸爸。妈妈终究不耐贫穷，跟别人走了，起初带上了杨轩，爸爸找去把杨轩要了回来，“怕妈妈把她卖了”。奶奶说。一张泛黄的欠条记录了这段分手：协议上说明妈妈补偿给爸爸一万五千元，现给了五千，尚欠一万。
结婚证上，母女的眉眼有几分相似，但杨轩对于母亲完全没有记忆。“没想过她，也没梦见过。”总是带着一副受惊表情的她，茫然回忆说。
以后只有床头的一副“春满大观园”上的美女图片，陪伴孤身的父亲。
父亲有一辆摩托车，接送在隔一座山的步头降镇上小学的杨轩。杨轩喜欢趴在摩托车头上看着风景草木掠过的感觉。爸爸许诺杨轩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给她买一辆大摩托。
父亲开始在家干活打短工，杨轩大一点后出门下矿。前年底传来了他在冷水江出车祸的消息。一个吸毒的人径直撞上了爸爸的摩托车，爸爸当场身亡。卧房里的一叠卷宗里，保存着爸爸在太平间的遗照，肿大的头部凝结着血痂，旁边标注着“颅脑重度损伤致死”的法医鉴定。
重伤的肇事者一贫如洗，无力赔偿，最后当地政府补偿了两万块钱，自家把爸爸的遗体拉回来下了葬，没有剩下什么。
爸爸的猝然离开，撤掉了家里最后一根柱子。这之前四年，爷爷已经积劳死了。
爷爷过世的那天，干了一天活回来，晚上脑壳痛，上床躺一会，就再也没醒来。医生说是脑溢血。
奶奶觉得爷爷是累死的。楼上祖孙吃的米是爷爷在世时的积谷打的，烤的木炭是爷爷自己挖窑烧的，灶屋门外垛满的柴禾是爷爷砍的，爸爸离开之后，似乎爷爷还呆在这间木屋里，用余力照料了奶奶和杨轩。
爸爸在世时没有能为杨轩攒下什么。“他也不诚实，喜欢打牌。”奶奶说。
虽然如此，杨轩知道，爸爸走了，生活就不一样了。
“爸爸在时比现在好。”好在哪里，她仍旧茫然，但明白自己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以前就不一样，现在更不一样了。
“我想爸爸了。你也想爸爸了。”有次她对着奶奶说。
奶奶想念的，除了爷爷和杨轩爸爸，还有早年死去的大儿子。奶奶一共生了四个仔，结扎后又生了两个，国家要她去再次结扎。奶奶当时腰有病，强行结扎，腰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家里穷，给大儿子治病花光了。”大儿子有小儿麻痹，好容易养到二十几岁，爷爷奶奶背着去怀化看病，终究还是早早过世。两个儿子先后过世之后，奶奶的心脏出了毛病，加上肾病和风湿，需要三天两头吃药。去年春节奶奶说周身痛，杨轩的大叔叔买了一些药回来。
今年大叔叔说不回家过年了。他自从学校毕业，就很少回来过，也没有钱寄回来。
“他的学白上了，花冤枉钱。”邻居和奶奶一起感叹。大叔叔上的是江西一所专科学院的民族预科，以后又到陕西汉中上学，读的心理学专业冷门，又有些驼背，就业困难，还欠下了几万块助学贷款，辗转在外打工，一直没有成家，工资“四个月还不到一万块”，自用后无甚剩余。
小叔叔以前在家，去年年初也出门打工。邻居说他人有点迟钝，在福建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月工资只有千把块，也无钱寄回来。
小叔叔过年会回家。杨轩更想念的却是很少见面的大叔叔，时常拿着毕业相册在上面寻找，“他不打人”。小叔叔脾气暴躁，经常打杨轩耳光。杨轩的手背上有两条微微凸起的伤痕，自己忘了是何时留下的，只余惊惶的神情在眼中闪动。
家里的日常收入是杨轩和奶奶的两份低保，加上奶奶的老年保险。奶奶的折子锁在爷爷留下的旧黄铜锁皮箱里，折子上密密麻麻打满了存钱和取现的记录，最大一次的金额是五百元，最近的账户余额则是十七元。
最固定的开销是杨轩的寄宿生活费，尽管有免费午餐，早晚饭最便宜的仍要七元，一月下来要将近二百元。爸爸在时杨轩一周有十元零花，现在变成了一两块，也不是每周都有，用来买本子和笔。圈里小猪没有钱吃补钙补血的营养粉，但掺抗生素的米粉仍旧要钱。田里零星种的粮食蔬菜要买肥料。更大宗的支出则是乡邻人情往来，祖孙俩没有邻居帮衬，在乡土深处是难以维生的。
最近学校有元旦文艺汇演，读三年级的杨轩也想报名，老师说你就不要参加了，“跳舞的衣服要七十元”。杨轩纠正奶奶说，是七十二元。爸爸在的时候，杨轩参加过幼儿园舞蹈演出，穿着五十元一套带褶的裙子。
如今爸爸买的衣服都还是好的，杨轩却都穿不上了。身上的外套是邻居送的，裤子是邻居家姐姐给买的，毛线塑料底鞋子是坎下另一家邻居给织的，里面穿的红毛衣则来自一位天津的“爱心妈妈”。这位爱心妈妈是通过新晃的一个公益组织联系上杨轩的，每年补助杨轩一千五百元学习花费。
这位爱心妈妈还曾想收养杨轩，因为相隔太远不知底细，奶奶又离不开杨轩而作罢。有时祖孙两人争嘴，杨轩会说：“我自己去天津。”现实中，杨轩最远跟爸爸到过新晃，见过一次火车，“呜呜地叫，很好看。”
奶奶只好抹眼泪。有时杨轩看着奶奶塌着背蹒跚的样子，会在后面撇嘴模仿，邻居大婶就教育杨轩，不能嫌弃欺负奶奶：
“你们是相依为命。”
清早走猪人和他的猪总算来到，母猪配种后安静下来，被顺利赶回了圈栏。配种的钱去坎下邻居家没借到，只好欠着。邻居家早上刚买了两床走村的货郎推销的棉絮，花掉了一百六十块钱。
杨轩是被奶奶从菜地使唤回来取借钱的。趁着杨轩还没去上学，奶奶带着她去菜地移栽青菜秧。
家里现有的一块菜地是撂荒的水田，冬天剩余的青菜被鸡啄得狼藉一片，不够人吃了，奶奶另外育了一块秧，趁着这两天天阴合适移栽。
昨天奶奶已经背了几次猪粪去菜地，每次只能背一小袋。下坡的小路被牛蹄毁坏了，布满了积水的深洞，奶奶只能一步步挪移，背部看去和膝盖贴在了一起，承受着粪袋子，一手还拿着一把锄头。
奶奶在菜地里翻土，拌匀堆在地里的猪粪和腐烂的松树皮，挖出茬口。杨轩的任务是走过田埂去扯来菜秧，一棵棵摆在茬口上，奶奶再挖土覆盖菜秧再撒上一点复合肥。这是杨轩第一次摆秧撒肥，爸爸在世的时候负责锄地覆土，摆秧的活是奶奶干。奶奶吩咐着杨轩把距离摆均匀，肥料不要撒太多，会烧死菜秧。
“她能干的活，愿意（干）。”奶奶翻得腰痛了，垂着腰休息，眼睛从下面看着杨轩微笑说。
冬天的地里气息清冷，杨轩吸溜着清鼻涕。她学着奶奶的样子，拔出地里的草根，扔下坡坎。有一下她停下来，发现土里有个白色的圆球，用小棍挟出来，划破看了看，是一包霉。奶奶又喊她摆菜秧。
菜地的活干了一半，杨轩要去上学。带上了一双换洗的旧鞋子，爸爸买的充电暖水袋却没有拿，因为学校里充电要花钱。她也没有其他同学提着烤火的小火盆，镇上卖三十块一个。
奶奶特意给杨轩书包里装上了两个塑料袋。堂屋墙上还挂有几个这样用过的塑料袋，没有洗干净，里面是残余的饭粒和油污。这是杨轩在学校积存剩饭，星期五带回家人吃或喂猪的袋子。
四块钱一份的营养餐饭量是固定的，杨轩往往吃不完，“老师说不该浪费”。她把袋子藏在课桌肚里。有时奶奶去街上取低保，顺带背着背篓卖点小菜，也会去学校取走剩饭袋子。
墙上挂着的油腻袋子旁边，有孤零零一张花千骨人物大头贴，这是本地小学生流行的装饰物，课桌和书本上往往贴得天花乱坠。杨轩的书本和课桌都干干净净，“贴在书上不好，往下一撕，课本就烂了”。更实际的原因则是，买大头贴需要用零花钱，三块钱一叠三十二张。
奶奶佝在门口看着杨轩走上小路。去学校要走一个小时。连绵的上坡路有些湿滑，杨轩的书包显得过于沉重。
在这条上学路上，杨轩遇到过一次危险。她和另一个小女孩被一个精神病人截住，“疯子”给另一个女孩抽烟，把杨轩抱进了路旁的窝棚里。杨轩和伙伴尽力反抗，拿石头砸他，疯子放手了，杨轩和伙伴连忙逃走。出了这件事之后，疯子从本地消失了。但像走村销棉絮的货郎这种外地人，仍然是潜在的风险，横亘在她从九岁到长大成人的漫长道路中。
下午到达步头降小学，杨轩把鞋在宿舍床下放好，回到了教室。她的学习并不是很好，语数外都在六十分左右，课堂上也不太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一句普通的问话，会让她想上好久，仍旧没有答案。似乎有些过于沉重的东西，把她思路的线头压住，一时捡拾不起来，显出茫然。
朋友也不是很多，上次有人还偷了她的东西。“以前有爸爸保护我，现在没有了。别人欺负我，我就亲自下手。”在家里，杨轩有几分气势地告诉奶奶。
但在座位上，她仍旧带着一点受惊的表情坐下来，两只紫姜芽一般受冻的小手缩在桌肚里。只有在完全无人注意的时候，这张清秀的小脸上会现出一闪即逝的、属于九岁年龄的笑容，似乎生怕被发现，带来灾祸。
祖孙站在老屋门前，奶奶佝偻的身量低于孙女，难以逾越命运的门槛。
在贫瘠的菜地里，九岁的杨轩帮着塌腰的奶奶摆菜干活，粪肥是奶奶用小袋子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