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渠，1958年生于河南偃师，198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为段正渠在工作室中。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极少数人能成为草间弥生，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找到了命定的、属于自己的圆圈，面对画布，从未感到厌倦。多数人难免某天陷入匮乏与干枯，只能倚靠自我流放般的逃离，渴求寻觅异境中的冲击和激励。在这些人里，段正渠算是幸运的，最起码他不用历尽千辛去遥远的塔希提。画不出来了或是不胜圈子交往的搅扰了，就跑到离北京四五个小时车程的山西右卫镇，“往山里一待，心里马上变得干净了。”
小镇近乎与世隔绝，他每天7点起床，一溜土拨鼠站在门外像是恭候他遛弯。在北京的时候，从画室走回家九千多步，一个多小时里“能碰到两三万人在那儿走”，但在右卫，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个人你都碰不着，哎呀，太喜欢了！”只有走到镇中心的十字路口，才能看见二三十个人，大多是看上去宁静祥和、不急不躁的老人。
到了晚上，有时候学生们忙着画画或者玩牌，他就自己走。一天两次，每天没下过两万步。路上没灯，“黑乎乎的感觉特别神秘”。听着树丛里野生动物们的动静，有时也能依稀看见它们的身影。狐狸、獾、刺猬，偶尔还会碰见麂子和狼。
冬天屋里电暖炉不够用，他便开车上山，对着太阳一停，打个盹回来继续画。2023年4月，右卫还在下雪。当地人给他们找了军大衣、雷锋帽，早上出去转一圈，回来身上全是霜，厚实的衣服领子里塞满了冰碴儿。他想起约20年前，跟段建伟、刘飞第一次来这儿，离春节只剩一个星期，满目枯树营造出的萧瑟仍然十分强烈；前所未有的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让他们兴奋，平房顶上积满了雪，消融时水滴结成一两米高的冰柱，从屋檐一直杵到地面。
右卫离清兵入关的边塞沙湖口仅8公里，沙湖口另一侧就到了内蒙古，与山西交界的一带全是古长城。段正渠被这儿的人文遗址、地理风景，以及最重要的稀罕的清净深深吸引，老往这儿跑，当上首都师范大学美院教授后没多久，2004年还开始带着学生来此写生。拎着画箱的一伙人，最早被当成剃头匠或桥梁测量师，如今，邻近的村民也都知道又是来画画的。
《横山》2018，布面油画，150cm×180cm（艺术家及魔金石空间提供/图）
热潮的兴起和段正渠带头的频繁造访有很大关系。到了2012年，当地的文联主席索性把空置的县中学改造成写生基地，为前来创作的外地人提供画室、住宿和餐饮服务。对方热情地安排刷墙、买砖，等订好了货，准备铺砖时被段正渠打断，“我跟他说画室铺那么干净没用啊，50年代建筑原本的老水泥地面多好看，你弄得越干净越显得弄得脏，本身脏兮兮的就挺好。”
写生基地主楼一共四层，学生两人一间大教室，各占一角，互不干扰。外边街道上散布着来自央美、国美等美院的学生，碰上假期，最热闹的时候每天同时有五六百人一齐挥笔。
每天70块钱，连吃带住。朝九晚五，包两顿餐。段正渠和学生们日常在饭点见见面，每周再找个时间所有人一起交流油画技巧，看看画点评一下，其余时间交流甚少。他解释道，“不用每天盯着，因为都在创作，你老干扰他，会影响他的思路。”他自己也要求绝对的安静，画画时从不听音乐，身旁不能出现第二个人，班长专门通知，不准打扰老师，“我觉得创作这件事很私密，因为老在修正。”
他的画室位于粮仓旧址，单独一间房子，离写生基地的教室还有几百米。两餐饭之间，段正渠几乎闭关，偶尔开门，取一下学生们帮忙网购的桶装水等生活必需品。想起在北京的画室里，有时往沙发上一坐，头一歪就睡着了，他哑然一笑，“感觉在右卫就特别单纯，就觉得一天就这一件事，专门交了钱出来画画啊，怎么可能去浪费了，不画画你都不好意思！”
《爱情》2019，布面油画，150cm×180cm（艺术家及魔金石空间提供/图）
基于在右卫的长期经历（经常一待就是半年），2023年他的个展直接以“右卫”命名。4月22日对谈会那天，他坐在一排嘉宾中间，领口别了两只麦，仍然木讷寡言，像是沾染了长时间作画的西北小镇的气息。
两年前就有人提议为他办个展，段正渠却始终觉得新作拿不出手，头绪太多，风格五花八门，一再推托。早在1990年代初期，他就找准了锚，以陕北、黄河为背景画出了名声。那些画作无一不呈现出他自视的“硬汉”性格：土色深厚浓重、情绪激荡磅礴。年轻时他把《水浒传》从头到尾看了不下十遍，通宵玩小霸王游戏机里的打坦克游戏，接触摄影后揣着胶卷去任何一家冲洗店，都要加密度，交代颜色要浓郁、要暗、要饱满……
《民谣》2020，布面油画，130cm×195cm（艺术家及魔金石空间提供/图）
许多年后，事情突然行不通了，他回忆：“从前我一直画社火喧腾、大鱼黄河、流萤夜行，画唱着酸曲的西北汉子，到了2013年左右，突然没有激情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天天一想怎么样画，就感觉想蹦着画，画得浑身发抖；那段时间却跟每天上班似的，到了画室磨两笔，整天画，但是不知道画了干啥，没留下几张。”
年近60，他下了决心，要毫不留情地掀翻、摁灭过往的自己（他曾以同样的心志成功戒烟）：再也不画陕北，再也不画黄河。那么，接下来画什么？手中的画笔不再熟稔，更像是找不准锁孔的钥匙。他急切地同时撑开三个画架，擅长的、喜欢的，做一切尝试，看看有没有往前走的可能性。比如从没画过的植物，以及画了几十年都没用过的绿色，现在报复性地画；还比如逼着自己画坦培拉，用特别小的毛笔蘸着色粉、蛋黄，一笔一笔涂过去，一米大的画，用大笔可能几分钟就涂满了，用坦培拉得画好几天……现在回想起来，他苦笑当时的做法“简直是病态的”，但又充满了走投无路的无奈。
迷茫探索期持续了近十年，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挣脱原来的绘画习惯，一方面慌慌张张不知去往何方，同时还要惴惴不安地面对好坏不一的成果，担心外界看了是不是同样会不满意。直到2022年下半年，他调整思路，想清楚自己区别于同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长项在哪，决定还是要画人，要把原有的东西进一步明确、扩大，由此终于进入了久违的状态。
循此思路创作出的他最满意的那组画，挂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对谈会时嘉宾一字排开坐在画前，让对面的听众目不转睛。那三幅内容一致的画，不论从什么距离，你都一时不知该从何看起，人物的形象、大小平均，没有谁特别抢戏，特别快乐，或特别忧愁，平笔勾出无数麻木淡然的表情，像他本人。即便是驴、狗、孔雀、浑身斑点的肥猫，也都安静消停了。画面上人们拥挤在一起，像是要赶集，又像是无处可去，没有人叫卖、跳舞、庆祝，背景是火焰或冰蓝，脸庞映着水泥灰、土黄和幽灵游魂的绿色，十分诡异。一群无所事事的人，百无聊赖地接吻，漫不经心地闲聊。
这种观感完全符合画家的期待，他不由自主地想在画布上把一大堆人放在一起，匆匆忙忙的，但是谁跟谁都没关系，没有主要人物，也没有主题，借此传达出他偏爱的“看似带着某种情绪却又无法言说清楚，换句话说，那种里面有‘悬念’，让人牵肠挂肚，总感觉似乎‘有什么事儿’”的感觉。
他一改原来作品中明确的叙事性，努力为熟悉的场景赋予陌生、神秘的感觉。其中一幅，人群中有个人是用白线直接勾勒出来的，与别的人物显得格格不入。段正渠的外孙来画室玩，进门就指着说：“透明人！透明人！”他听了挺高兴，甚至想要在之后的作品中加强和放大这股“不协调”。
《雪落无声》2022，布面油画，140cm×180cm（艺术家及魔金石空间提供/图）
不合常理的痕迹（比如透视都是反的，后面的人大前景的人小），几乎出于本能而非精密盘算。作画时心中没有草图，没有完整想法，“就是那么一激动就那么勾了。”因此过程往往很费劲，一直在调整、修改。“一直在画，手都没停过，整天都是在那里边泡着，手感也出来了，然后画得很自由了。”画展期间，他短暂地回到北京，每次面对采访，都流露出一股急迫，“一结束就想赶紧再过去画。”
年轻时他就很安静，透着股愣劲。喜欢一个人待一边做事，一头扎在画架前面；不画画时，就读诗，看意识流小说。在广州美院读书期间，除了与河南老家的女友一周一封地热烈写信，并与关系特别要好的两三个同学来往频繁，生人面前他一律特别羞怯，不爱说话。小群体里大家互相取外号，徐坦鼻子大，成了“鼻大洛夫”；黄小鹏穿着喇叭裤，拎个录音机，“烂仔”就成了他的绰号；1980年代广州正上演法国电影《沉默的人》和《愤怒的人》，看电影回来，段正渠就变成了“老沉”。
毕业后他原本可以留校，考虑到远地的女友，加上他不吃鱼、对南方的热也极不适应，便离开了广州。后来他在艺术丛书《花园村艺话》里写道：“广州于我显得太洋了。大概是因为性格中的那点孤傲，我的幻想总与生活不大搭调，既粘附不了平庸，更粘附不了热潮，即使一条热闹的尾巴。虽然我也愿意生活在大城市，但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红薯和面条更对我的胃口，和农民没有心理距离。”
回到北方，他很快将目光与创作重心放在了陕北，“陕北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人文给我的感觉是神秘、厚重、苍茫的，从随处可见的城墙、古堡、庙宇到节日的灯火，到土生土长的信天游，无不显示着历史的苍凉与生活的沉重，暗色恰好能表达这种感觉，能渲染出深重的氛围。加上个人的性格及审美趣味，我总把画面画得又暗又重。深色带有一种神秘和不确定性，而黄土高原本身就是个谜，它既凝聚着巨大的力量，又包含着无限的可能，黑色隐喻了这种内在的生命力。”
《大荒》2023，布面油画，150cm×200cm（艺术家及魔金石空间提供/图）
他不想把陕北画成风俗画，一直试图把这里给他的种种感受传达出来，比如陕北民歌的感觉，黄土高原的感觉，黄河的感觉。陕北自古以来流传着各种鬼故事，鱼精、马精、牛精、树精、板凳鬼、门坎鬼、扫帚鬼……灶火里有鱼，近千年因袭相传的神器上也有，剪纸、绣片、花头巾，处处都有四条腿、长翅膀、三头六臂、能驾车犁地的鱼。
这些奇幻的接近于胡思乱想的传说更加牵动着痴迷志怪小说和悬疑电影的段正渠，他就像只身待在古堡里的剪刀手爱德华，在曾经激荡变化的时代，住进位于昌平的有三层楼的工作室，必须等到晚上11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把整栋楼的灯全部关掉，看起《孤儿怨》。
从暗夜里走出，陆续与外界接触，为什么仍要在高楼大厦间画农民的质疑声不绝于耳。1991年举办“二段（段正渠&段建伟）画展”时，徐坦也曾与他争论这些问题，过了许久，他在一篇文章中承认，现在看来，或许是徐坦对；2000上海国际双年展，他的作品与基弗、杜马斯等西方当代名家一块展出，又深深觉得自己土，别人“洋”。挣扎了没多久，他照样“落后”地兀自画个不停，隔一阵子往西北的农村跑一趟，安安稳稳地拍照片或是画风景。
对许多问题的思索，他似乎都憋在肚子里不停地打转。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又在提着劲在想问题，不愿意交流，可能人家点拨几句，他就不用耗上七八年才明白，不画黄河，不画陕北，根本就不是黄河和陕北的问题，“其实还是绘画方法，我今年可能还会再画黄河。”与此同时，他又憨厚地认为，“没有前面磕磕绊绊的铺垫，也不可能有现在的状态。前些年像是在黑夜里走路，啥也看不见，伸着胳膊乱摸乱碰。起码我现在知道要往哪儿使劲了，这应该是这几年最大的收获。人没有什么事是做错的，最多绕点功夫。”
对谈会上，老友段建伟当面评价他“掌握画面能力很强”，也把这些年他“想找到更确切的表现方法”的暗自较劲看在眼里，“但一定要找到吗？我看到的更可贵的是自我怀疑、对自己刻薄的态度，不一定要有个新的样式。”
一旁的段正渠脸上仍是没有过多起伏，活像几十年前拍摄的、放进《花园村艺话》最后那页的黑白照片。那天他与好友去陕北采风，下车后发现刚买的诺基亚手机掉在了出租车上。他呆在陌生的雾气里，满脸愕然，王顷立马捕捉下这神色。
书里写道，当有人提起画家对陕北的态度时，画家总会这样开头，“走嘛，没目的地，一步一步地走。”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刘淑欣
